近日，中国国内的医学学术期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预出版了一篇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的论文。
这篇对于截至到2020年2月11日总共7万多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含4.4万余个确诊病例，1.6万余个疑似病例，1万多临床诊断病例和889无症状感染者）的分析论文，不仅信息量巨大，还印证了很多我们《环球时报》前方记者所采访到的信息。
将疫情的爆发分为5个时段
这篇论文最大的一个亮点，是通过对72314名病例中的44672个确诊病例进行发病日期回溯性，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分为了5个不同的时段，分别为2019年12月31日之前、2020年1月1日至10日、1月11日至20日、1月21日至31日、以及2月1日至11日。
结果显示，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武汉和湖北就可能已经出现了104名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并在之后的10天里增加了653人（其中88.5%在湖北省内），然后再在2020年1月11日到20日之间又暴增5417（77.6%在湖北省内），并在1月的最后10天里彻底爆发，新出现了26468人发病（湖北占74.7%），但随着防控手段的升级，在2月的前11天里新增人数放缓到了12030人。
该论文给出的这组疫情在过去1个多月里爆发的时间周期，尤其是1月11日至20日这个时间段以及该时间段里新出现的5417名新感染者，也印证了我们《环球时报》的记者过去一段时间在武汉当地医院采访时所获悉的信息，即早在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于2020年1月20日晚间宣布病毒可以人传人之前，武汉不少医院的临床医护人员就已经在接诊突然出现的大量不明原因的发热患者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然而，这些临床层面的担忧，却未能及时转化为有效的防控措施。直到1月22日，湖北方面才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Ⅱ级应急响应。
病毒通过医院传播感染了医护人员
这份论文另一个引人关注的内容，是首次分析了截至2月11日共1688例医护人员的确诊病例。
从论文给出的数据来看，医护人员的感染周期与整体上疫情爆发的周期非常吻合，即2020年1月的初期已经有医护人员感染的端倪，但情况当时并不严重，可从2020年1月中旬开始，感染者就出现暴增，并在1月的最后10天迎来大爆发。
不过，论文也指出这1688名确诊的医护人员病例中，85.4%的人都是轻症，病死率低于其他病例，原因可能是这些医护人员为在职人员，年龄普遍低于60岁。
另外，论文还表示尽管病毒确实通过医院传播感染了许多医护人员，但仍没有证据显示任何一家医院中出现了“超级传播者事件”。
病死率，湖北内是湖北外的7.3倍
这篇中国疾控中心的论文还探讨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致死率和传染性。通过分析7万多名病例，论文得出的“粗病死率”为2.3%，其中湖北省内的“粗病死率”为2.9%，但湖北省外则为0.4%，前者为后者的7.3倍。
对于这种差距出现的原因，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在昨天给出的说法有一定参考性。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他说武汉防控持续时间比较长，由于防控措施没有及时到位，很多社区病例没有得到及时救治，重症病例从发病到住院平均9.84天，而这近10天的等待错失了最佳时机。
疫情形式趋于下降，但要警惕复工反弹
最后，这篇中国疾控中心的论文写到：
“尽管截至2月11日显示的疫情形势趋于下降，但疫情尚未结束，尤其是复工后大量人员流动与接触，增加了新冠肺炎传播风险，必须继续落实好社区和劳动场所等为单位的首例病例的发现和处置，防治疫情反弹。”
从291到6174，中国疾控中心研究数据提示防控时机稍纵即逝
2月17日、2月18日，中国疾控中心接连发布的两篇论文，都提醒我们，遏制疫情发展蔓延的时机稍纵即逝。
2月17日，《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发布了一篇论文，选取截至2020年2月11日中国内地传染病报告信息系统中上报所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进行了回顾性研究。很多读者关注到了其中一些明显的数据差异。论文显示，截至1月20日，有6174例患者发病（这是回顾性病例，他们的发病时间在1月20日之前，后被确诊）。
不过，当时国家卫健委的官方通报显示，截至1月20日，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只有291例，其中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70例。
6174与291，这个差距意味着什么？
疫情控制不利导致失速
“（6174是）用发病日期统计的。在相应的时间段，病例已发病但还未就诊，或已就诊但未被当作该病报告，或怀疑为该病但还未作出实验室诊断。比如1月20日前实际上全国至少有6174人发病，但这时全国仅确认了291例。”一位论文的参与者如此表示。
《中华流行病学》的这篇论文，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最新发表的新冠肺炎研究，对截至2020年2月11日中国内地报告的超过7万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正是在对超过7万病例的回顾性研究中，发现了截至1月20日发病人数（6174）与确诊病例之间（291）的巨大差异。
对于传染性流行病毒，病例回顾性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可以发现总结疾病的传染和流行病学的规律，为未来防控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意见，比如上述这组数据对比，其实也折射出疫情防控初期存在的薄弱之处。
该论文选取截至2020年2月11日中国内地传染病报告信息系统中上报所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这是一份相当权威的数据。论文针对系统内报告72314例病例进行了分析，其中，确诊病例44672例（61.8%），疑似病例为16186例（22.4%），临床诊断病例10567例（14.6%），无症状感染者889例（1.2%）。
分时段来看，根据论文追溯分析病例的信息显示，在1月20日-1月31日之间，发病人数又增加了26468例，这个数字同样是回顾追溯发病时间点时发现的人数。
这不得不让人回想在武汉封城之后，各种渠道所报出来信息称就医无门、发热患者仍在家中，各种医疗资源挤兑，带来了新冠病毒在武汉的急速传播。
“由于在前期，诊断只能靠三级实验室诊断，需要48个小时，比较慢，使得很多样本不能及时检测，其次也不能更大范围的发现患者。后来P2级别的诊断试剂出来后，也出现了暂时的数量紧张，这些原因都带来了不能及时发现感染者，不能及时进行收治和隔离，使得疫情发展处于失控状态，感染人数迅速激增。”一位病毒学专家表示。
论文研究者更是夯实了这个阶段传染源控制不利所带来的发病曲线图。通过对报告病例的发病日期进行回顾性分析，还原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5个不同时段全国地理分布变化情况。
截至2月11日，全国31个省份的1386个县区共报告44672例确诊病例（湖北占74.7%），其中，有0.2%的病例发病日期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病例均在湖北；有1.7%的病例发病日期在1月10日之前，分布在20个省份的113个县区，其中湖北占88.5%；有13.8%的病例发病日期在1月20日之前，分布在30个省份的627个县区，其中湖北占77.6%；有73.1%的病例发病日期在1月31日之前，分布在31个省份的1 310个县区，其中湖北占74.7%。
这组数据再次印证了在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关闭之前，只占0.2%病例，在一个月内席卷了全国31各省1310个县区，引发了33369个确诊病例。
研究者由此得出结论，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之快完全超出人类对于冠状病毒家族SARS以及MERS的认知。虽然早期病例传递出来的信息认为，新冠病毒可能不如SARS和MERS严重。但是，发病数迅速增加以及越来越多的人际传播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比SARS和MERS更具传染性。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曾在1月20日之前预估新冠病毒的传播系数为3.8，高福院士团队预测的传播系数为2.2。但是从目前的数据看，新冠病毒在武汉包括湖北的传播系数，都大于新冠病毒自身特性所应该具备的传播系数。
稍纵即逝的武汉防控时机
2月18日，在《中华预防医学杂志》上，中国疾控中心研究人员再发论文《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早期围堵策略概述》，其中谈到，该病毒人际传播力强（基本再生数R0=2~6），传播速度快（代际间隔Tg=6.2~7.5 d），遏制疫情发展蔓延的时机稍纵即逝。
武汉稍纵即逝的机会是什么？
1月23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1号通告，宣布全市离汉通道暂时关闭，随即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围堵策略的一系列非医学干预措施。
围堵策略（containment）最初于2005年由WHO提出，作为流感大流行防控的指导性策略，是指在新发传染病疫情早期，在限定的地理范围内，采用医学和非医学（区域封锁、停学和停工等）干预策略和措施，以迅速阻断疫情传播。
而围堵政策背后是加强病例隔离和密切接触者管理、减少人员流动（交通管控和限制出行等），增加人际距离（停止大型活动、学校延迟开学、工厂推迟复工）和促进公众个人预防等。也只有病例隔离才能达到防控的目的，通过减少病例和易感人群之间的接触来减少疾病传播。密切接触者管理可快速识别高风险暴露人群，避免治疗延误，及时发现续发病例，降低传播风险。
但是，在武汉，并没有随着围堵和“隔离”让疫情的蔓延减缓。
“从很多的现象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病例的发现以及隔离措施没有做到位，包括当时的床位也紧张，没有及时把医院的床位辟出来，贻误了收治、发现传染源的时机。很多患者因为没有及时就医到处奔跑去医疗机构，都是在传播病毒。事实上，改造一个医院增加床位，远比通过新建一个医院增加床位要来的快。”一位非典时期的参与救治的医疗人员表示。
就是这样一个战机的贻误，使得2019年12月31日前的104个患者发病，蔓延至如今的31个省72436确诊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