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贺建奎:我会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基因编辑



现场图片。风波48小时之后,“科学狂人”贺建奎现身,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致歉。

原标题:贺建奎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致歉:愿意用下半辈子去负责

28日12时50分左右,香港大学李兆基会议中心的千人大会堂内拥拥攘攘,记者们互相交谈,眼神追逐着一个还未出现的身影。当主持人报出“贺建奎”三个字时,红色扶手椅上人们瞳孔微张、眼神发亮,脖子小幅度微伸,上千双眼睛聚焦在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站定,会场里安静异常。荧光闪烁,此起彼伏。随后,贺建奎用英文发言:

“非常感谢,首先我必须要道歉。我的整个实验结果呢,由于实验的保密性不强,所以数据被泄露了。所以我必须要在今天这个场合,跟大家分享这个数据。那在这个会议开始两天之前,这个话题变得很火爆。这个研究,是已经递交了。整个的伦理委员会来进行监管,我非常感谢。我们整个团队做出了努力。以及对整个研究结果的一系列总结。同时,我也想要感谢我的大学,我的大学完全不知道我的这个实验。我也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来进行研究。”



随后,贺建奎对试验背景进行了介绍。他表示,HIV依旧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疾病,很多造成很多死亡。前几个月感染HIV的概率比很多其他宝宝也高很多。不能忽略它的严重性,也导致受到歧视

贺建奎说,我们也看到,有10%的欧洲人缺少某种基因,CCR5基因的敲除是显著的预防HIV的方法。首先我们需要看小鼠基因敲除CCR5基因的影响。两个正常行为的评估,显示没有区别。因此我们去评估,在人类上能否设计CCR5基因的敲除。

在演讲过后,贺建奎接受了来自观众和媒体的提问。提到对两个孩子未来的担忧,贺建奎表示——愿意用自己生命的下半辈子去负责。

讨论会提问环节



在贺建奎进入会场演讲之前,Lovell-Badge向在场观众表示:“我们需要给贺建奎一个阐述他实验过程的机会。”

主持人:很明显,你选择了CCR5基因,因为你看到了很多可以证实的报告,但是我们是否真的了解它的功能呢?有几百万人有这个基因的缺少,但这不是一个常见的情况,在中国这更不常见了。也许可以反应出在北欧比较多见,但在中国没有,那会不会导致其他并发症呢?比如流感。

贺建奎:我们选择CCR5有几个原因,首先HIV在很多国家是致死性的疾病,而且HIV会导致未感染的儿童以后有危险,在国外证实,这些HIV的孩子在6-8个月有5.5%的风险。对于CCR5,我们已经研究了几十年,也有一些临床试验。首先,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已经了解,在其他的一些项目中,进行了一些定期的病毒的筛查,也确保安全性。

主持人:我追问,CCR5肯定在免疫系统中有一些作用。免疫系统是遍布全身的,包括大脑也受到影响,所以你的研究,曾经说,不会影响到,但曾有研究发下出现CCR5缺少的小鼠有认知方面的异常。你真的了解CCR5基因吗?

贺建奎:我反对使用基因编辑来进行任何的提升性试验。我们选择了CCR5基因作为第一个切入口,另一个原因是选择了一个简单的单基因,进行第一个模型。

主持人:还有一些与实验数据有关的问题,比如多少对夫妻,多少卵子获取了,多少进行了编辑?

贺建奎:一共有8对父母参与了有这个研究,一对中间退出。志愿者要求,父亲呈HIV阳性,母亲呈HIV阴性,同时也有年龄要求。

主持人:这次研究一共获取多少卵子?

贺建奎:有31个成功成长为囊胚细胞,30个成功成长到胚胎。



贺建奎:

愿意用自己生命的下半辈子去负责

提到对两个孩子未来的担忧,贺建奎表示——愿意用自己生命的下半辈子去负责。

来自澳洲的伦理学家:是否能说说机构的伦理审查过程?以及未来,你对孩子的责任?希望你慢慢讲一讲,对孩子未来的责任。

贺建奎:很多人问我这方面的问题,说如果你的亲戚看到基因的遗传性疾病你怎么样。我觉得需要帮助有遗传性疾病的家庭,或者有潜在感染的孩子,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去。

观众:学界认为没有必要做这个,完全可以选择没有感染HIV风险的其他办法。

贺建奎:首先我们任何这不仅是针对这个病例,而且针对很多。目前还没有HIV的疫苗。我曾认识HIV村的人,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孩子给叔叔阿姨去养,来防止。我自己觉得非常骄傲去做这个工作。因为这个母亲觉得孩子失去了希望。我会用我所有钱和精力去照顾。我愿意用我生命的下半辈子去负责。

来自剑桥的伦理学家:知情同意书被四个人看过。那个对话中发生了什么,你如何对父母解释风险等问题?他们读得懂知情同意书吗?

贺建奎:在一个1小时10分钟的会议上,父母、我和两个观察者。他们都接受过很好的教育。然后我一段一段,一行一行的给他们解释,然后他们可以问任何问题。他们可以决定要不要当场决定,也可以带回家慢慢考虑。有两轮知情同意,首先是我的同事,非正式的两小时谈话,然后是我1小时10分钟。


实验项目资金来源的问题

在演讲过后,贺建奎回答了关于实验项目资金来源的问题。

贺建奎: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我还是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3年前的时候开始的,那时候学校给我薪水。后来我们开始了临床试验,资金和所有支出(包括给志愿者怀孕期间支付的费用)由我个人出。

我会给自己的孩子做这个实验

此次实验中的双胞胎姐妹露露和娜娜只有一个的基因编辑成功,一些与会者担心这会导致两姐妹遭到父母甚至社会的区别待遇,走上不同的人生轨迹。贺建奎表示无法回应这个问题。

观众:现在科学界有(胚胎编辑不用于妊娠)这样一个共识,你为什么要越过这个红线?你知道大众的感受,你为什么还要去秘密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贺建奎:我一直是科学界的一员,我在伯克利、在哈佛都谈过一些数据方面的问题,获得过一些反馈,我觉得应该进行一些实验。不少美国专家对此进行过科学伦理讨论,那次讨论也有中国人在场。

来自纽约的参会者:我假定她们中的一个有了免疫艾滋病的功能,她是否会得到区别待遇?特别要是另一个感染了艾滋病,这会改变她们的人生,走上不同的轨迹。

贺建奎:我们要谈孩子的自治。我们不打算使用任何工具控制她们的未来,让她们自然生长,有选择的自由,让自身的潜力得到充分发展,去追求幸福。

追问:她们是小孩子,不可能完全自治,父母和环境很重要。父母会不会区别看她们?

贺建奎: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主持人:如果是你(贺建奎)的孩子,你愿意尝试吗?(基因编辑)

贺建奎: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是我的孩子的话,如果也有一个先天的可能缺陷,我会尝试。

此前科技日报小编在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实验室网页上获取的实验知情同意书显示,资金来源为南方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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