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 “基因编辑婴儿”风波仍在发酵。今日（26日）23时30分左右，贺建奎团队负责媒体事宜的工作人员陈远林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贺建奎将于本周三在香港会议上公开该项目数据。
据悉，贺建奎于近日前往香港参与一学术会议。今天下午，贺建奎邮箱自动回复给新京报记者的邮件中提到“11月26-29日，我将前往香港参加第26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大会，由于互联网的限制，我将无法及时回复你的信息。”
中国首例"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犯了多少条伦理大忌?
>11月26日，一则“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的消息，引起热议。消息称，上述成果由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带领团队完成，项目由一民营医院通过伦理审查。不过，今天下午，该民营医院已否认免疫艾滋病婴儿在该院出生，称“医院和贺建奎没关系”。
报道称，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能天然抵抗艾滋病，并且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
一、可能存在伦理监管的重大失误失察和失职
在经历了传播初期的舆论震动后，关于该项目的伦理争议逐渐多了起来。首先是，基因编辑婴儿是否经过伦理委员会批准？
对此，深圳市卫生计生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称，该项试验进行前并未向该部门报备，委员会正开会研究此事。但是，网上流传的一份《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审查申请书》却显示，此项目是由该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这在伦理上就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个医院是否有权批准这一涉及人类生殖和基因改变的重大研究，值得讨论；而且，即便一个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可以批准此类试验性临床治疗，根据惯例，也要上一级部门批准。
但是，目前的信息是，深圳市卫生计生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并未收到这样的报备，更谈不上批准。因此，这一研究可能存在伦理监管的重大失误失察和失职。
二、基因编辑婴儿是否符合未来出生婴儿的福祉
在理论上，这一研究也有伦理缺陷，即团队违背目前国际上主流医学界对基因编辑胎儿的约定俗成（不成文法）和成文法。对于人类胚胎，目前国际上的伦理管理是，可以研究，但仅限于14天内的胚胎，研究后需要销毁，更不能让其出生。
走在世界人工生殖技术前列的英国尽管一直在尝试突破限制——把之前的仅限于研究14天之内的人类胚胎扩大到可以全面研究和进行基因编辑，但也只是提出了一种伦理的可行性。
2018年7月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发布报告说，在充分考虑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条件下，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体胚胎、精子或卵细胞细胞核中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伦理上可接受”。
但是，该协会提出了两大限制条件，一是基因编辑婴儿必须确保并符合未来出生婴儿的福祉；二是符合社会的正义和团结，不会增加歧视和分裂。
同时，即便是最超前的英国，目前法律也不准许基因编辑婴儿的出生。现在，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出生，说明中国走到了世界前列，但是这后面的伦理基础却显得空虚和不坚实。
因为，任何科学试验的目的是造福于人和社会，而非伤害，如果考虑到有一丝一毫对人的伤害，这样的研究就不能获得批准。
三、修改CCR5基因是否就可以完全避免艾滋病？
从实际上看，现在出生的基因编辑婴儿也许还没有受到伤害，而且贺建奎团队称要用18年的时间来随访，确认这一技术是否只是造福于孩子，或者是进行利弊方面的衡量。
但是，现在研究中透露的结果已经让人担忧：在试验中，只有超过44%的胚胎编辑有效。这也意味着，这一基因剪刀CRISPR/Cas9具有很大的不可靠性，可能脱靶。
具体到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上，这就有可能对编辑CCR5基因（靶基因）脱靶。而且，脱靶后，即便当时能检测出来，也可能会浪费很多的胚胎，给病人和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
但是，如果不能当时检测出来（现在看来当时检测是否脱靶还很困难），到婴儿长大后，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遗传病或危及生命。而且，基因剪刀CRISPR/Cas9的脱靶现象已经为中外大量研究所证明，估计为40%-70%。
另一方面，对于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还有一个重大的理论陷阱，即选择修改CCR5基因是否就可以完全避免艾滋病病毒攻击人体的T细胞，这一点已经有研究人员进行质疑。
因为，对人的研究发现，具有CCR5基因变异的群体固然受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比例较少，但在动物试验中却不具有这一效果。而且，即便是人，也并不意味着CCR5基因变异可以确保百分之百不患艾滋病。所以，建立在改变CCR5基因之上的基因编辑婴儿是否能完全预防艾滋病，也需要进行更多的检验。
同时，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理论上，既然可以基因编辑婴儿以防艾滋病，也必然可以基因编辑婴儿防治癌症等其他疾病，如此一来，编辑婴儿创造超人也并非不可能。
但是，如果这一选择获得人类社会的认同，那么，事先需要的还是订立伦理和法律，以规范和限制什么样的基因可以编辑，什么样的基因不能编辑，以避免未来社会沦为超人统治一般人的社会。这可能才是全社会最担忧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