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逝者对话。
看着屏幕对面的人哭得声泪俱下，徐欣也稀里哗啦地哭了起来。他知道自己应该调整出长辈的姿态，叮嘱对面的年轻人在平日里注意身体。或者干脆什么也不说，用镇定的表情安抚对方即可。
但他没忍住，又一次在扮演时哭了出来。他扮演的是对面男人死去的父亲。在AI技术的包裹下，30岁的徐欣变成了老人，有着老人生前的样貌、声音，甚至连说话的语气都一样。
男人的诉求是“看一眼父亲就好”。接通视频电话后，他立刻对徐欣说：“你别说话，我知道你是假的，我怕出戏。”
但徐欣能明显感觉到对方内心的翻江倒海。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几分钟后，眼眶红了，鼻子耸动，嘴角忍着抽搐，流着泪向“父亲”诉说：“我现在在外企做高管，很优秀，你可以放心。以前和你的关系剑拔弩张，你临走时都在埋怨你，我特别后悔……”
在失去和悲痛面前，经过设计的情绪往往不堪一击，徐欣已经扮演过几十个“已经去世的人”，经常会被带入情绪中，跟着屏幕对面的人一起哭。
徐欣所在的团队叫作“超级头脑工作室”。去年，他们开始为委托人提供“数字永生”服务，创始人张泽伟称他们做的事为“AI疗愈”，其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说法是“AI复活”。
委托人提供逝者生前的影音、照片资料，张泽伟和团队用AI做出一个高度还原的逝者形象，该形象能和生者进行互动。
但在这种涉及到情感表达的场景下，会出现AI无法及时应对的情况。他们创造了“一个人”的外在，需要用真人来支撑其内在。每次视频通话时，都需要一个和逝者身型相似的人进行基础扮演，AI再将逝者的样貌、声音附着在扮演者身上。
张泽伟扮演过200多次，徐欣扮演过几十次，“团队每个人在搞技术的同时，都是扮演者”。他们也开了淘宝店“数字生命工厂”，通过电商渠道对接各种委托。
将近一年时间，超级头脑工作室的5个人，已经做过1000多次“AI疗愈”。他们帮患癌的女孩子分过手；扮演过去世的“儿子”，和老人通电话，隐瞒老人真相；也扮演过已经去世的“父亲”，让在悔恨中的儿子再和“父亲”聊一次。
人世间的悲苦都涌来了
做“AI复活亲人”项目之前，张泽伟和同事们一直在用AI做教育、培训相关的服务，比如到学校跟孩子们讲什么是人工智能，到企业教员工如何使用AI工具等等。
去年3月，徐欣从贵州来到南京，帮张泽伟做自媒体推广。他们在抖音、小红书等渠道发布和公司业务相关的短视频，工作之余，也教人如何辨别AI换脸诈骗。刚开始，流量最好的视频只有几千次播放。
其实在多年前，就有科技公司研究AI换脸变身技术，但AI行业整体受到技术、理解能力等方面的限制，效果差强人意。直到去年open AI的技术爆发，让行业人士看到了其落地的可能性。
张泽伟意识到，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赛道。大科技公司很少将重心放在如此细分的领域，而老百姓的需求，更多时候是被老百姓自己关注到的。
有一天，张泽伟跟徐欣开玩笑说：“这个事情（数字永生技术）全国没几个人能做。”徐欣觉得他在吹牛，但后来很多事情都被张泽伟说中了，比如AI技术既然能模拟人脸、声音，那么诈骗的事情一定会发生；比如他觉得不断地拍短视频进行“反诈”宣传，也一定能起到警示作用。
在电影《孤注一掷》上映之前，他们就做过几个月的“反诈视频”，提醒大家不法分子如何使用AI进行诈骗，如何辨别该情况。
“到时候央视也会来找我们。”张泽伟说。徐欣不信，他们只有几百个粉丝，央视怎么会来？但后来央视真的来找他们拍摄了。他也了解到，好像真的没有多少人能做到用AI做出高度相似的“数字永生人”。
他转而想，既然这个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我们作为其中之一，还能将它发挥出什么价值？难道只讲“反诈”吗？或者整天拿来娱乐吗？那太糟蹋技术了。
那时候，张泽伟有个朋友的父亲因意外去世。为了瞒着家里的老人，朋友找到张泽伟，希望他帮忙用AI复原去世的父亲，和他的奶奶视频电话，让老人认为儿子还活着。
他原本不愿意接这个委托，但朋友说：“让老太太知道儿子去世了，她绝对活不过3个月。”张泽伟再也说不出拒绝的话，“我觉得人命大于天”。
那是张泽伟人生中第一次“扮演别人”。他花了很多时间熟悉朋友的父亲，为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准备了很多应急策略。
他们将逝者生前留下的影像和语音一一整理，“喂给”AI，试验过很多次才正式开始，“紧张到不行”。张泽伟还记得第一次帮朋友骗奶奶时的心情，“责任太重了，万一出现纰漏怎么办？”但看到奶奶在屏幕里露出的笑容后，他瞬间就被感染了。
这件事发生后，仿佛一夜之间，人世间所有的悲苦都向他涌来，“一大堆人找到我们，想复原他们去世的亲人”。
张泽伟和同伴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过去我们是没看到这些东西，那现在我们看到了，能不去做吗？”他们决定彻底转型。
刚开始，他们不肯向用户收费，“在那种场景下，你怎么能开口要钱呢？”但各种成本摊在那里，技术要钱，工作室要花钱，大家要吃饭，于是他们做了一个项目收费表格。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骗他
一年来，团队的每个人都当作很多次“演员”，他们每天都在倾听关于生死、悔恨、遗憾的故事，“这些事不提还好，但当你回忆一件具体的事情时，在那种状态下，还是会被带入当时的情绪中”。
有一次，一个中年男人找到团队，说因为家族病，他的父亲、哥哥都离世了。在哥哥去世时，他年迈的母亲因悲伤过度心脏病发，被送进了医院抢救。在他联系团队之前，他年仅20多岁的儿子也因家族病去世了。
老母亲送走了自己的丈夫、儿子，如今还要送走孙子。委托人担心她的身体，希望团队能用AI帮做出一个“孙子”，在过年的时候给老太太打个视频电话，说孙子去了国外，赚了钱再回来孝敬她。
35岁的毛毛担任了这次的扮演者，他平时在团队里负责视频拍摄、分发等工作，也做过不少扮演工作。对他来说，矛盾的心情一直都在，“毕竟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去骗对方”。
很多时候他的情绪工作建设得很好，但进入到情境中，仍会随着对方的情绪波动而流泪。
有一个小伙子，在传统企业做施工方。在一次作业中，他和同事将井盖打开，他需要探头进去作业。结果井盖突然盖了下去，砸在小伙子的头上。
小伙子的父母到现场后，看到的是血肉模糊的儿子，母亲瞬间吓晕过去了，此后变得神神叨叨，说儿子变成了无头鬼，精神失常，无法正常生活。小伙子的父亲找到团队，请他们还原儿子的样貌，让母亲看一下，儿子是完好的。
这个父亲告诉他们，一定要强调儿子的头还在，他对母亲只有感激，他现在过得很好，只是无法陪伴他们了。
这件事给了毛毛很大的震撼，他听得汗毛竖起。理智上他不愿意触及封建迷信，但感性上，那位母亲需要人开脱，她还得继续生活。和团队权衡一阵后，他们决定接下这个委托，助她解脱，不被儿子惨死的梦魇困扰余生。
为了让相似度更高，团队的每个人都上去试了一下，最终选定毛毛上场。他在视频通话前做了很多心理建设，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对鬼神有所敬意。同伴们对他多有鼓励，说你是在做好事，“你说我犯怵吗？我也犯，我要扮演‘无头鬼’”。
但一想到他有可能拯救一位失独母亲，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帮助人。复杂的思想被强行掩盖，他和团队演了一场戏给那位母亲看，那位父亲则在其中配合着。
视频里，那位母亲的精神状态非常差，毛毛喊了几声“妈妈”她都没反应。最后他用力喊了一声，她看着“儿子”愣了很久，然后开始情绪爆发。
毛毛听着她语无伦次的嘟囔着，心里五味杂陈，“有抗拒，有同情，更多的是悲伤”。但他不断地告诉自己，我要去疗愈她，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他无法控制地带着哭腔，说完委托人交待给他的话，不停地安慰“母亲”，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他们不会对委托人做回访，除非对方主动联系他们，因为“回访就相当于重提悲伤”。他不知道那位母亲后来怎么样了，他希望那通视频电话能让她慢慢回归正常的生活。
“我将永远存在”
每接到一个委托任务，张泽伟和团队成员会进行一周左右的前期沟通，“会深度了解对方的故事，写好提纲，敲定称呼、内容、话术，有时候还要学习方言”。
他们的业务板块分三个部分：一是“AI疗愈”，即扮演者“穿戴”上别人的样貌与声音，和客户聊天互动；
二是“数字相框”，这类业务主要是“机器驱动”，无需人类扮演，逝者数字形象的动作声音，都由底层大模型技术生成；
三是“3D超写实数字人”，能造出逝者的全息投影，交付形式更重，团队目前正在将其落地中。
在现实中，“AI复活”的话题争论已久，在关乎生死的问题上，讨论向来尖锐。有人认为要让生者忘记，才能向前看。张泽伟和团队理解这种矛盾感，但事物都有两面性，每次他们看到委托人的不甘心与遗憾，以及客户在通话时的笑容，会觉得“AI疗愈”确实能带来情感寄托。
“尤其是需要和小孩、老人通视频电话时。”张泽伟和团队接到最多的委托案例，是和老人通话，不外乎是向老人隐瞒儿子、孙子去世的消息，担心他们的身体状况。
“但在通视频电话的时候就会发现，老人接到视频会很开心，有的甚至手舞足蹈。他们会过问你的生活细节，会叮嘱你好好吃饭。这种时候，我们做这一切难道不值得吗？”
刚开始做“数字人”时，张泽伟就做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毛毛的第一反应也是给自己做一个，“徐欣也做了，我们团队的每个人都做了自己的‘数字分身’”。
徐欣在和10年前的自己通话
毛毛是个天文爱好者，他每次感慨宇宙浩渺的时候，就会觉得死亡也许并不那么可怕。“既然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留下点什么。”
他们会不定时给自己的“数字分身”投喂素材，并培养它的意识。经过海量的素材训练，以及长时间的技术发展，他们认为“数字分身”也将会拥有高度近似自己的意识。他们希望自己的“数字分身”能永远存在下去。
“你的下一代会记得你，孙辈也会记得你，那么再往后呢，还会有人记住你吗？”他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数字人可能会改变人对生命的认知吧，它至少证明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并且我将永远停留”。
对徐欣来讲，数字分身的存在有必要，“但这东西毕竟是假的，我不能把所有的情感都寄托在科技上”。在见证了这么多生死后，他最大的感触就是把握当下，珍惜眼前人。
他说他很开心
对扮演者来说，被对方带入情绪是难免的，“很多时候，他们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们也哭得稀里哗啦的”。徐欣说，“这没什么，有时候真情流露也不是坏事”。
但跳出来看，这是一门生意，也不仅是一门生意。他们花了大力气说了许多善意的谎言，目的是“疗愈别人”，因此他们必须要让自己麻木起来。
“就像医生一样，第一次拿手术刀的医生，有的还会晕血。但时间久了，就会理智地开刀。”徐欣和团队的每个扮演者都在努力地变得“冷漠”。
刚开始做“AI疗愈”时，张泽伟问徐欣，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吗？徐欣说，我不知道你怕什么，但我怕穷。那个时候，他们不好意思跟委托人收钱，徐欣上有老下有小，他需要养家糊口。
张泽伟说：“我们这个行业一定是颠覆性的赛道，将来可以赚钱的。但我最怕的是，我做久了会变得冷漠、麻木。”
后来真的如他所说，大家每天要消化几十个委托人的故事，不断地面对生死，然后参与其中，“久而久之真的会麻木，以前别人一上来，我们会关心他们的故事，我们能提供什么帮助，最后再收取一点报酬。现在咨询的人太多了，我会直接先发一个价目表，再问对方想要什么，表明我能做什么”。
前不久，一个男人半夜12点找到徐欣，问他做一个效果好点的数字人要多少钱。徐欣每天要面对大量这样的询问，无法一一详细解答，便让他自己去看账号里的案例。男人说他看不懂，徐欣以为对方是像平时一样的“无效客户”，或者是同行来捣乱，便没理对方。
结果他发了一句：“求求你。”徐欣意识到“不一样了”，他加了对方的社交账号，听了对方的故事。
“我爸爸是因为我才去坐的牢，然后在牢里走了。最后一面没见到，是因为我没带身份证。我爷爷奶奶见他的时候，他嘴里一直问宝宝呢？他还叫我宝宝。”
多年前，他年少不懂事坐牢了。他的父亲为他铤而走险做了不好的事情，也坐牢了。后来他出狱后，才知道父亲在监狱里换了癌症，爷爷奶奶去见了父亲最后一面，但他因为没有带身份证，无法进去看望，也没能见到父亲。
而他手里只有父亲一张发黄的老照片，他将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徐欣身上，哭着求徐欣。
徐欣无法给他做出完整的数字人，因为没有视频和声音。但他提出免费帮对方做一个简单的“交互型数字人”，能让“父亲”动起来，和他说说话。
他花了十几分钟帮对方录好了教程，让男人按照他的教程制作父亲的“数字人”。凌晨2点，他给徐欣发了一个交互视频，视频里他和父亲进行了简单的对话。男人对徐欣说，“我会一辈子记住你，你帮我实现了一个愿望”。
从徐欣的角度看，让一张照片动起来，并不算什么。但对男人来说，他最重要的人只剩下那张照片了。徐欣想起之前和张泽伟的对话，或许他没有变得麻木。
一个多小时前，男人带着绝望找到徐欣，哭着讲述。
一个多小时后，他对徐欣说他很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