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气候是如何影响明朝乃至整个世界的？
近日，多地迎来大风降温天气，相信身处祖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深有体会，我身在北京，前几天也被冻得够呛。其实，这只是冬春之交正常的气温变化，与我们的工作、生活影响不大。
而300多年前的一场全球气温变化，却对整个人类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惨烈的影响。
当人们回顾明朝覆灭之前的一段历史时，往往会把焦点放在国家内部的运转之上，皇帝昏庸、奸臣当道、武将无能、刁民难缠，这些都被反复提起。
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外部的严酷气候，其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影响，也给了这个没落王朝致命一击。最后，20多万清军杀入关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相继击溃了各种反抗势力，征服了明朝的全部疆域和广袤土地上的众多人口。
图为山海关
其实，放眼望去，17世纪整个世界都受寒冷气候影响，称得上哀鸿遍全球，而由气候引发的战争、饥荒和瘟疫等，更是让全球约1/3的人口消失。
极端气候到底是如何影响明朝乃至整个世界的？
世纪危机
如果我们放眼全球会发现，在17世纪，深陷危机的并不只有中国，同时代的西方世界也是哀鸿遍野，比如，17世纪的法国先后被大灾荒洗礼过11次，“饥饿”二字在那百年间几乎印刻在每一代法国人的心头。
据推测，17世纪末的一次大饥荒可能消灭了法国全国人口的10%，仅仅在1635年到1660年的25年间，法国人民就进行了156次起义。
英国在17世纪也频频陷入火烧屁股的尴尬局面，圈地运动引发的一系列政治风波让民众怒不可遏，王室的荒谬行为使得全国内战此起彼伏，克伦威尔阁下和他的士兵们怒吼着抡起巨剑砍向国王的走狗们，乘虚而入的苏格兰军则很乐意协助英王陛下铲除这群不知好歹的叛乱分子。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内耗中，英国国力大大受损，17世纪末，全英国1/4的人口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饥荒已经司空见惯。
相较之下，在同时代的德国科隆，每5万人中就有2万人在大街上行乞。即使这样，西欧的恐怖也不能和北欧相比，1696—1697年，一场特大饥荒蔓延开来，芬兰全国人口消失了1/3。
那么东方世界呢？还没从壬辰倭乱中喘匀气的朝鲜踉踉跄跄地走进了17世纪，立刻又遭遇到了来自女真部落的另外一场侵略，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仿佛一个大病初愈的人被扑倒痛打。而之前曾侵略朝鲜的日本也同样深陷危机，1642年开始的宽永大饥荒深深地动摇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岛原起义正是在这场危机之下爆发的。
图为壬辰倭乱，明朝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指明朝万历年间中朝人民抗击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
匮乏以及匮乏引发的风波和苦难成为17世纪的主旋律，伏尔泰曾说：“17世纪是篡权者的时代，世界是抢劫、掠夺、胡作非为的大舞台。”20世纪中叶，英国历史学者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也曾表示，17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一个经济衰退、粮食减产、死亡率上升、社会叛乱频发的时代，各国普遍迎来了危机，现今的史学界通常将这场危机称为“17世纪危机”。
乔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是一位对17世纪危机有过深入研究的学者，他表示，从第一手数据来看，当时全球可能有1/3的人口在频繁的战乱、饥荒和瘟疫中消失。
极寒气候
目前不少学者认为，这种全球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17世纪的气候较之如今要明显寒冷，尤其是在17世纪中叶，太阳活动明显减弱，寒冷进一步加剧，从而引发了全球各地一系列的动荡，从明朝晚期的不少记载中都可以看到极寒气候留下的种种迹象。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春，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大范围冰雪天气竟然持续了40多天，洞庭湖随之冰封。崇祯六年（公元1634年），黄河封冻，冰坚如石。崇祯九年（公元1637年），海南岛竟然下起雪来，这场雪一下就是三天，使得草木尽枯。1641年，苏州的桃花盛花时间比往年晚了将近两个星期。第二年，江苏省竟然于立夏之际下起霜来，学者们从这些信息推算出，17世纪中叶的气温较之如今可能要低2摄氏度左右。
中国气候学家张家诚先生曾经表示，在如今的中国，如果不考虑其他变量的话，气温每下降1摄氏度，粮食亩产量就会降低10%，年平均降雨量减少100毫米，粮食亩产量也会降低10%。然而，干燥和寒冷往往相随相伴，当它们发生共振时，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打击会更加严重。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数据描述的是拥有各种现代化农业设备的当今中国。考虑到明朝末期的生产力水平，气候恶化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只可能更大，可想而知，中国万千农民在明朝末年面临的是怎样的绝境。
中国自公元前21世纪建立第一个王朝并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在4000余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明朝末年那么冷过，也正是在极度的幽寒之中，各种天灾在明末迎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集中爆发。邓拓先生做过统计，整个明朝276年的历史中，全境内共计发生各类天灾1011次，平均每年发生3.7次，尤其是明朝后期，天灾之密集、惨烈简直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大明万千黎民连一年安度都成了奢望。
人间炼狱
极度的匮乏席卷全国，深深地动摇了帝国的根基，皇帝很快就从大臣递上来的各类公文中了解到民间的种种惨状。
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二十六日，一位叫马懋才的官员给崇祯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其内容大概如下：
臣的家乡延安府去年一年没有下雨，草木焦枯，八九月间，乡人争相采集山间的蓬草为食，这东西味道苦涩，就算吃了也只能勉强活命，等到十月，蓬草吃尽，百姓们只能剥树皮吃。年底的时候，树皮也吃光了，他们只好挖石头吃了，石头性冷味腥，吃下之后没几天便会腹胀而死（无法消化）。
有的乡民不甘心吃石头胀死，于是相聚为盗，稍微有点积蓄的人就会被抢，当地官员根本无法制止，有的盗贼被抓了，还振振有词，说饿死也是死，当盗贼被抓也是死，反正都是死，有什么不同？安塞城西边，每天都有一两个幼童被抛弃在那里，那些孩子有的哭喊着找父母，有的吃粪土充饥，等到第二天早晨，他们已经无一生还，然而还会不断有新的弃儿被抛至此。
更为诡异的是，有的小孩或者单独行动的人，一走到城外就消失了，后来才发现城门外有人在用人骨头当柴禾煮人肉吃，之前失踪的那些人都是被吃了。食人者吃人之后，过几日也会面目肿赤，燥热而死。于是城里死者相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挖了好几个大坑埋死人，每个坑能容纳几百具尸体，臣出发的时候，已经填满了三坑，数里之外的地方，来不及埋葬的死者数不胜数。
这个奏折的内容触目惊心，然而在匮乏的重压之下，明末的恐怖远远不及于此，架起锅煮人吃的情况并不仅仅在陕西一地出现，上海等地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
崇祯年间，一个出身官宦家庭，名叫姚廷遴的人，在《历年记》中记载了其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他写道，崇祯十五年的上海，由于灾荒，满街都是死人，人们晚上回家的时候，由于光线昏暗，很容易踩到尸体。当地有数百名儿童被遗弃，这些孩子只能在路边讨饭为生，后来便有人将这些儿童杀害后烹食。
姚还写道，食人者会专门挑选长得肥壮一些的孩子，仿佛是在菜市场里选购食材。明末的一些省份甚至出现了人肉市场，将人肉明码标价。有人刚倒地就被周围的人肢解殆尽，只剩眼睛还直勾勾地瞪着。街边的屠户若无其事地从死者身上刮肉，如同屠宰牲口一般，往来行人也习以为常。
暴力丛生
匮乏是可以传递下去的，而暴力就是传递匮乏最常见的一种方式。
如前文所说，17世纪的灾害是全球性的，在匮乏横扫明朝之际，位于东北的女真人也不好过，这是由其特殊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虽然他们也种一些粮食、畜养一些牲畜，但是渔猎在他们的生活中依然占据很大的比重，今天很多学者也把女真族视为标准的渔猎民族。
渔猎这种生产方式对环境的依赖性非常高，陈述先生在《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中表示，“根据收入的稳定性，即依靠自然的程度来看，手工业胜于农业，农业胜于牧业，牧业又胜于渔猎。但手工业是附于农牧的，牧畜、渔猎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界条件，狂风暴雨会摧残牲畜，农业也有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但比牧畜渔猎要稳定”。
在上述这几种生产方式中，渔猎是最不稳定、最容易受到气候环境干扰的一种，当恶劣气候普遍来袭时，长城内的农耕区尚且到了人肉明码标价的程度，东北渔猎区的女真政权所面临的匮乏压力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匮乏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匮乏传递出去，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正是这么做的。
北华大学清史专家王景泽教授曾经表示，“努尔哈赤于灾害之年建国，藉以鼓舞士气，亦于灾害之年发动对明战争，其初始目的是经济掠夺，度过饥荒，防止人心瓦解”。从1618年开始，后金和明朝之间的武装冲突全面爆发，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女真军队对明朝边境和内地展开了一系列的抢掠和洗劫，多次从关内带走数以十万计的人口和牲畜。
图为辽宁新宾努尔哈赤的雕像
其实，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给女真政权带去的不仅仅是物资，更有不断壮大的力量。由于长城内的农耕相较长城外的渔猎稳定，对恶劣气候环境的适应性更强，所以在明朝和后金（满洲）两个政权的交界处仿佛产生了某种强烈的“渗透效应”，在八旗兵的“搬运”下，各种维持生存的资源不断地从内地流到关外，从“浓度高”的地方流向“浓度低”的地方，大大地加剧了明朝的衰落。
除此之外，人口往往随着资源迁徙，在女真政权不断地从明朝劫掠资源的时候，一些饱受天灾蹂躏的蒙古贵族也选择了投靠。皇太极对这些人表现了极大的善意，因为他急于扩充自己的实力，于是，多出来的人口稀释了多出来的资源。要想让一个更大规模的政权存续下去，就需要更大规模的劫掠。
通常来说，当不怀好意的女真大军来犯时，明朝军队应该全力痛剿才对，可是女真军队却犹入无人之境，屡屡得手，因为当时的明朝军队几乎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崇祯十年（1637年），明末军事将领卢象升曾经写了一份公文，描述他在巡视边防部队时的所见所闻，文中说，他巡视北境时正值隆冬时节，自己穿着裘皮都冻得发抖，而当地的很多士兵竟然连衣服都穿不起（身无挂体之裳）。在武场列队的时候，不断地有士兵冻僵倒地，有的士兵甚至连鞋和袜子都没有，他看了以后忍不住掉眼泪。在第一线迎战的边防军尚且如此，何况是其他的军队。更有甚者，只能典当自己的衣服和鞋以换得一口饭吃，甚至到了“鬻子出妻，沿街乞食”的地步，也就是卖掉自己的老婆、孩子，然后上街乞讨。
卢象升还说，边防军队的战马配备不齐，而仅有的一些战马也都“羸瘦不堪，加鞭即倒”，战马已经瘦到了一鞭子就能抽倒的程度，这样的军队何谈保家卫国呢？在极度的匮乏之下，明朝连保卫自己的武装力量都难以组织起来，这样一个帝国除了轰然倒地，不会再有别的可能了。
瘟疫肆虐
除了严重的饥荒和战乱，瘟疫也是加剧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匮乏如何引发各类疫情的爆发，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逻辑。
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曾经在自己的著作《瘟疫与人》中提到一个观点：某个地区之所以会有瘟疫肆虐，很可能是因为该地区之前的环境稳态被破坏了，病原体与人畜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平衡，瘟疫就会爆发，感染并且杀死大量的宿主，直到环境形成新的稳态为止。这个理论在明朝末年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17世纪中叶，交通水平低下，明朝百姓长期生活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对局部地区的微生物环境已经产生了适应性，而当旱灾和蝗灾接连洗礼某个地区之后，人们便不得不逃到其他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动会搅动各地微生物环境的平衡，为传染病的大规模扩散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除此之外，当粮食出现歉收或者绝收时，人们不得不拓宽自己的食谱以求活命，将一些平时不会食用的东西变成食物，比如一些啮齿类动物，其中染了病的动物更容易被捕捉和捡食。原本已经因为饥饿而免疫力低下的人再接触这些病菌的载体，更容易被感染，因此，相当大的一部分疫情是伴随着旱灾和蝗灾出现的。
1640—1641年，常有灾害与瘟疫伴生的现象出现。明末的山东、安徽等地，除了深陷饥荒，还有过半的民众死于恐怖的瘟疫，如枣一般大的绿苍蝇漫天飞舞，遮天蔽日。
在各种文献的记载中，人们总是把烈性传染病笼统地称为“疫”，而明朝末年肆虐各地的“疫”应该不是特指某一种传染病，而是多种传染病的统称。从各种细节来推断，其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很可能是鼠疫。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曾经对明末的疫情做了深入的分析。崇祯末年，旱灾、蝗灾接连袭来，极度的匮乏在明朝境内迅速蔓延，无数饥饿的流民成为李自成军队无穷无尽的兵源。这股被匮乏凝聚起来的武装力量仿佛化作了一具巨型僵尸，哀嚎着爬过明朝的万里河山，无论朝廷怎么打击和剿灭，它都能一次次起死回生、卷土重来。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就会发现，李自成军队所到之处，带去的并非只有兵灾，还有一些更恐怖的东西。
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那是明朝的最后一年，天津有一位名叫骆养性的官员，很不幸地成为一场浩劫的直接见证者。他在公文中写道，崇祯十七年八月间，天津一场严重的疫情达到了顶峰，很多患者感染后迅速死亡。这种病不仅致死率很高，传染性还极强，每天病死的有数百人之多，被传染病灭门的家庭多到“排门逐户”的地步，天津全城“棺蒿充途，哀号满路”，街上摆满了棺材和裹尸的席子，路上全是失去亲人者的哀号。
这位姓骆的官员表示，这场恐怖的传染病是李自成的军队带来的，同时另外一段史料侧面证实了李自成军队和鼠疫之间的关系：“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闯贼入怀来，十六日移营东去，是年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出自《怀来县志》的这段记载表明，李自成的军队进入河北怀来以后，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全都爆发了严重的瘟疫，他们没有经过的地方则没有疫情发生，这说明李自成军队是瘟疫的主要传播者。曹树基教授表示，从之后的一些记载来看，这种瘟疫有三个特点：传染性强、死亡率高、人畜共患，这正是鼠疫的典型特征。
致命一击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早前在河北、北京一带发生的异象，便能从中发现更多鼠疫的证据，比如崇祯十六年七月，通州一带突然出现一种“疙瘩病”，迅速传染，有的家庭全家无一幸免，以至于无人收尸。这种烈性传染病之所以叫“疙瘩病”，是因为患者身上会长出疙瘩一样的肿块。
在曹教授看来，所谓的疙瘩其实正是鼠疫患者典型的淋巴肿大症状，同时，感染肺鼠疫的患者也会有朝染夕亡的致死速度。除了通州，在昌平、保定等地，这种疙瘩病也相继出现，有的地方由于瘟疫太过恐怖，民间连凭吊死者的基本礼节都废除了。
疫情于北京、河北一带四处蔓延之际，李自成的军队一头扎进疫区，四处抢掠，不仅给病原体带去了无数的宿主，不断行进的军队更是将疫情扩散到四方，造成巨量的人口蒸发。据推测，明清更迭之际，华北三省死于鼠疫的人数不低于500万人。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发的，主要存在于自然界一些啮齿类动物的身体中，这些小动物身上往往会有诸如跳蚤一类的寄生虫。跳蚤吸食了患病宿主的血后，鼠疫杆菌会在跳蚤的前胃棘增生，造成前胃阻塞，这一效应被称为菌栓（Blocking）。
图为鼠疫杆菌
有菌栓的跳蚤由于前胃被堵住了，吸食的血液便很难进入胃里被消化，这让跳蚤始终处于饥饿之中，于是更加疯狂地吸血。当这些跳蚤吸食家鼠或者人类的血液时，血液会在跳蚤体内与鼠疫杆菌混合，之后再回到宿主血管里，造成新的宿主感染，这就是鼠疫传播的基本原理。
通常来说，各类啮齿动物和它们身上的寄生虫往往距人类生活区域较远，如中国北方一些荒漠草原地带，在这些地方，鼠疫杆菌会局限在特定范围内传播，形成“鼠疫自然疫源地”。然而，随着农耕区人口压力的增大，粮食越来越匮乏，为了填饱肚子，一些农业人口迫于匮乏的压力而被挤压到新的环境里开荒，这种行为便无意中打破了“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平衡。
鼠疫向人类社会扩散的途径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关于家鼠的，家鼠和开荒的人类一起迁移到新地之后，会和当地啮齿类动物接触，这些家鼠也就会因此被跳蚤叮咬而感染鼠疫杆菌。家鼠和人类的关系一向密切，当它们回到自己的住所时，带回的跳蚤便可能叮咬人类，人类聚居区内的广泛传播也就开始了。
第二种传播途径是关于人类自身行为的，在一些“鼠疫自然疫源地”，会有一些啮齿类动物在巢穴里贮藏一些诸如谷物和草籽之类的食物，如果当地发生了饥荒的话，粮食的匮乏会把一些灾民逼入绝境，他们就会去挖掘啮齿类动物的贮粮以填饱肚子，在挖掘巢穴的过程中极有可能被跳蚤叮咬而感染鼠疫杆菌。
此外，还有一些因病而死的啮齿类动物会被饥饿的灾民捡食，这也是重要的传染途径。如果再有四处征战的军队进入疫区，那横扫全国多个省份的鼠疫疫情就会随之而起，明朝末年正是这样。
无论是旱灾、蝗灾、疫灾，还是兵灾，它们只不过是“匮乏”不同表现形式，这两个字深深地影响着无数的人。明朝末年，中国人口剧烈崩塌，最悲观的推测认为，明清迭代之际，全国人口消失了40%。
正是在这天崩地裂的浩劫之中，中国历史迎来了最后一次王朝更迭。
◇ 文 | 河森堡 国家博物馆讲解员
◇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