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记者获悉，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今晨6：40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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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福明，1935年7月生，江苏无锡人。1955年9月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翌年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后，到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更名哲学系）任教。2001年退休。荣获“江苏社科名家”称号。
胡福明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
据《党建》杂志社报道，1977年7月，胡福明的妻子因病住院。陪夜时，他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带到医院，在病房走廊的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瞌睡了，就把3张椅子拼起来躺一会，醒了再看、再写、再改。5天后，妻子出院了，提纲也大致写成了。
9月初，胡福明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8000字左右的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
后来，其他一些同志参与研究修改这篇文章，数易其稿，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最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于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公开发表，新华社当天转发全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于次日全文转载。
2018年8月出版的《我的学术小传》中，胡福明说：“经过了一些事，我更坚定自己的一贯主张，就是要独立自主地思考，要坚持实事求是。”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胡福明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代表人物。2019年9月25日，胡福明获“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2020年10月18日，胡福明荣获南京大学哲学系“最高贡献奖”。
每经专访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时代产物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 李可愚
刊发于2018年8月
回溯到40年前的1978年5月11日，一篇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刊登在《光明日报》上，由此引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同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就是当时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哲学教师胡福明。
胡老为何要下定决心写下这篇“石破天惊”的文章？这篇文章又是如何力排众议得到发表的？
2018年，《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奔赴南京，对这位宝贵的历史见证者进行了专访。虽然年事已高，但只要一谈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诞生的全过程，胡老的声音就变得铿锵有力。历史在他的叙述中变得鲜活起来，这不仅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史，也是中国人共同见证的一段大历史。
贫农的孩子走上哲学研究道路
NBD：《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石破天惊的理论文章。而在写作这篇文章之前，您又是如何走上哲学和理论研究这条道路的？
胡福明：我是无锡人，1935年阴历6月19日出生，是一个来自贫困农民家庭的孩子。那时，家里有三亩田，还种了一亩半租田。全家8口人，孩童时期正经历8年抗战。每年春天来临时，家里青黄不接，只能靠野菜拌着一点米糠过日子，到了夏天就主要靠吃南瓜充饥。小时候在豆油灯下看书，连煤油灯也买不起。
1941年的时候，我开始上小学，成绩很好，后来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但是没有钱上中学。这个时候，我们附近的镇上办了一个初中班。我的父亲看我身体不好，希望我能做一个小学教师，就让我去初中班读书，半年学费一石米。
就这样读了一年，第二年就交不起学费了。后来，镇上一个小学教师对我说，我的学费从他的薪资里扣，我就这样继续读了书。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位地下党员。
1949年4月，无锡迎来了解放。我也参加了革命，到9月份我入了团。后来，当地私立中学改成公立中学，从二年级开始我享受到了补助。读完了初中。1951年夏天，初中毕业，可是没钱上高中。到了1952年春节前，我和几个同学到无锡市里去办事，有同学劝我去考无锡师范，报考了之后真的就考取了。那时在师范学校读书有一个好处：不要学杂费、书本费、住宿费，都是公费的。伙食非常好，早上也有米饭、油条烧饼，晚上还有电灯看书。我感到非常高兴，是从来没有的好日子，因此我读书非常用功，还当了班长。
到了1955年初，师范春季班毕业了，我也入了党。当年组织上分配我到南京的江苏省总工会工作，具体来说是总工会的工会干部学校。在那里，我还是白天工作、晚上读书。
那段时间，我没有去过中山陵、明孝陵、玄武湖，只去过一次雨花台，还是清明的时候带学员凭吊烈士的时候去的。那时的学校里的舞会、电影我从没有参加，每天晚上几乎都在读书，因为我觉得我的知识还不够。
到了1955年的五六月份，当时国家发了一个通知：要求机关里具有高中文化的青年干部报考大学，因为国家正进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要培养人才。我看到这个通知，也做起了大学梦。
我就向学校的领导提出希望报考大学。校长和书记都同意，说“你是个读书的料，很喜欢读书，可以去”。于是我就在南京报名了，并且参加了考试。在填写的三个志愿里，我填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
到了8月下旬，我收到了北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因为是第一志愿录取，我很高兴。校领导很快同意了，批准我去。我的同事和同学们知道我家里很困难，主动提出我去上学后，每个月寄钱给我家里补贴。让我很感动。所以我说我是党组织一手培养出来的，这是真心话。
到了北京，经过组织上考察、同学们评议，我拿到了全额助学金。那时候北大中文系下面有两个专业：一个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一个是新闻专业，我在新闻专业读书。新闻专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接触社会上的广大群众和各方面的人士，可以做调查研究。
而读了新闻专业之后，我发现我还想要学哲学。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观察社会、观察人的科学方法。当好新闻记者，要把握时代的特征，正确了解形势，了解人民的心声。因此，我开始认真读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还去听哲学系的课，包括列宁哲学笔记、黑格尔哲学等，当时模模糊糊还不太懂。
1959年夏天，我从北京大学毕业了。系领导找我谈话说：你喜欢读书，还喜欢读哲学。现在中央下了指示要培养理论干部，在人民大学办了哲学研究班，我们觉得你可以去这个研究班。当时我们都服从组织分配，所以就去了。一共读了三年的研究班。研究班毕业后，我来到了南京大学工作，主要任务是教哲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时代的要求产生
NBD：到了1978年，您为何会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产生的全过程是怎样的？
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是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这是非常明确的。
产生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得回溯到1976年，当时文革刚结束，我感到获得了第二次解放。我认为，中国面临历史的伟大转折，旧的理论和指导思想需要否定，要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为知识分子，我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我觉得可以在历史的伟大转折中，在思想理论方面做一点工作。当时，我在南京大学的学报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
比如说，1977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我认为中国主要的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
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文章谈“唯生产力论”。当时有人批判“唯生产力论”，但是我认为：“唯生产力论”是正确的，它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
我的理由是这样的：“唯生产力论”的“唯”，其实指的是“第一性”和本源的意思，不是说除了生产力什么都没有。就像“唯物论”，并不是说只有物质、没有精神。只是说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唯生产力论”指的也就是生产力是第一性的，生产力是根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因此，我认为“唯生产力论”是科学的，是生产力第一的观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如果社会停止生产一个月，这个社会就不能存在”。后来，我的这篇文章在1978年3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曾经摘要发表过。
再接下来，我就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我认为，之前所谓的“天才论”、“顶峰论”仍然是理论界的指导思想，仍旧继续着那种错误的观点。
在1977年初的时候，“两报一刊”曾经搞出过一个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里边有一个说法就是“两个凡是”。我是学新闻出身，看到这个社论，意识到这代表了当时的主要指导思想。联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我觉得根子就在“两个凡是”和“顶峰论”。
我觉得要从思想上批判否定这种理论。但是这是困难的，毕竟是“两报一刊”社论提出来的。但批判“顶峰论”是可以的。于是我写了这篇文章。
首先我觉得，领导的决策和指示是不是正确？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来检验。也许是正确的，也许是不正确的，要和实践结合起来一起看。所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我的观点。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这样一句话：“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就从这里延伸出了主题。那么怎么样阐述这个观点呢？当时我分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普遍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普遍原则，在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等领域，以及路线方针政策上都适用，都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原则。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才是真理，凡是经过实践检验不正确的，都不是真理，都应该否定和被修正。
第二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是正确的，也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才是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畴，但是这种说法当时会被“扣帽子”。于是我就换一种说法，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大的导师，都自觉运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原理，来修改发展自己的理论，因此其理论符合实际。
第三部分就是批判“天才论”、“顶峰论”，实际上是要反对“两个凡是”。
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要坚信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观点，不要盲从、不要迷信。
我构思到这里，框架已经出来了。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文章的提纲写完之后，就开始了写作。
那时到了1977年7月，学校开始放假了，我就全身心投入开始写这篇文章。我记得到了8月份，看到当时党代会的报告，还是坚持过去的观点，我觉得我的文章应该马上发出去。
这时候很快开学了，我在考虑把文章寄出去。当时寄文章之前要重抄一遍，不像现在都有电脑。寄给谁？《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不敢寄去。
我想到了《光明日报》记者王强华。之前，也就是那年5月，江苏理论界在省委党校开了一个理论讨论会。在会上，我发言说，“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休会时，有个同志给我介绍了王强华同志。王强华对我说：“北京有同志持有与你相似的观点”，“你给我们报纸写稿吧”。这就是约稿，并没有出题目。
因此，我在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就想到了王强华。
文章寄出去后，好久没有来信。到了1978年1月下旬，《光明日报》终于来信了，寄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几份大样，还有王强华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说什么，我们知道，要用，请你做些修改。
那时向北京寄稿件都靠邮局，没有传真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在南京大学就修改过多次，文章大样就靠邮局在北京和南京之间传递。这从保存的文章大样上可以看出，因为每份大样上都有日期可查。要说明的是，后来王强华来信对文章修改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要更贴近现实，更有战斗力。显然，对文章的要求开始从稳妥转向激进了。
1978年4月下旬，我去北京参加哲学研讨会，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王强华就把我接到光明日报社，见到了总编辑杨西光同志，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同志，还有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老师，我在人民大学研究班读书时，孙老师给我们讲《周易》。我与他多年未见，见面后当然很高兴。
见面之后，杨西光拿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样说：今天请各位来，是讨论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原本要在4月2日的哲学副刊上发表，我看后，觉得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学副刊发表可惜了，要作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发表，但是要修改，要加强针对性、战斗性，要写得更严谨，不能让人抓小辫子。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听取大家意见的，听说党校也在写同一题目的文章，所以把孙长江同志请来一起讨论。
大家提了很多意见，杨西光同志最后讲了修改意见，我归纳起来是两点：第一点，要增强针对性、现实性，提高战斗力；第二点，要仔细推敲，更严谨，防止授人以柄。从此，我白天参加会议，晚上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天一早，《光明日报》的驾驶员就把我修改的大样拿去，傍晚又把重新排版后的大样送给我。如此又修改了几次。
哲学讨论会结束后，我搬到《光明日报》招待所，继续修改文章。那时杨西光同志到《光明日报》不久，与夫人也一起住在招待所。这期间，杨西光同志几次来看我，了解我修改文章的情况，也跟我聊天。他对我说，组织部门领导派他到《光明日报》工作，是要他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杨西光同志说：“怎么改变面貌？就从发表这篇文章开始。”他是指着桌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样说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杨西光同志确实十分重视这篇文章的修改。
临近五一劳动节了，杨西光同志又来看我。他说：“小胡，要跟你商量一个事，现在的大样上，都署你的名字，文章公开发表时，不署你的名字，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我们没有约你写这篇文章，是你自己投稿的。我现在就聘请你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你就是《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看怎么样？”
我当即回答说：“很好，只要文章发表了，能起更大的作用，目的就达到了。”
杨西光随后还告诉我，已经商量过了，《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新华社当天发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转载。
到了这一步，我发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已由我的个人行为，发展为全国主要新闻单位和中央党校的联合行动了。
五一节前，我回到南京，接着给学生补课。一天早晨，我和妻子在厨房里做早饭，听到中央人民电台播出《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高兴，文章从酝酿到发表已经一年多了。
随后，我又认真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的结论是两点：一，文章的基本论点没有变，仍然是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二，《光明日报》的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同志等和中央党校的孙长江老师等对文章修改得好。他们把第一部分中关于理论指导实践这一段扩大为第二部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修改都提高了文章的水平，增强了战斗力。
因此，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础，而在修改过程中又融入了集体智慧。至于标题上加的“唯一”二字是何人所加，现在查了原件，弄明白是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三人改稿时所加。
苏南改革探索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
NBD：这篇文章发表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大幕正式拉开。当年，您又是如何参与到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
胡福明：改革开放之初，江苏的苏南地区发展得很好，我根据省委的精神，在省社科院组织了苏南现代化课题组，对苏州、无锡、常州三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现有水平和发展经验，作出系统的调查和评估，研究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指标体系和指导思想。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苏南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呢？我国是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东、中、西部发展很不平衡，各地资源、环境和交通基础设施差别也很大，不可能同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不可能同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只能阶梯式发展，各个地区达到现代化必然有先有后。
从我国现状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青岛至大连的环渤海湾地区和深圳、珠海、广州地区，离现代化更近。
一个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然不可能单独发展，仅是全国的一部分，只能在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范围内展开。但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可能先行一步。研究苏南率先现代化，对于探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起探路作用很有意义。
我们认为，由区域现代化达到全国现代化是客观规律，因此研究苏南现代化是必要的、有益的，因为苏南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实现小康，已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了。其作用有四个方面：
第一，可以调查研究苏南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的水平和经验，研究探讨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任务、问题和发展方针，研究苏南现代化的各项指标，有利于苏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二，苏南率先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效，能起个示范作用，必能鼓舞苏南以至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和勇气，只要团结奋斗，中国必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三，苏南先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遇到的问题、困难和经验教训，可作为各地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借鉴，先行者为后继者探路，可以少走弯路，提供经验教训。
第四，苏南率先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果，一部分作为税收上交国家，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帮助后发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
苏南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是坚持实事求是、积极稳步地前行，力戒急躁冒进。当时，我一直重视乡镇企业，经常到苏南地区调查，并结识了一批乡镇企业创始人，市、县、乡镇和村的负责同志。我到省委党校工作期间，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苏南乡镇企业的崛起》。
苏南工业经济的主要部分是乡镇集体企业，无锡、常州的国有企业原先很强，但很大一部分搬迁到三线去了。乡镇企业发源于农村大办工业，制造农具和农业机械，调整中大部分停办了。
后来的特殊历史时期里，国有企业停产、半停产，日用工业品出现了买方市场，乡镇工业重新崛起，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乡镇工业的产品畅销，农民用从乡镇工业赚的钱，补贴农业，解决农业高产低效的问题，增加收入，这就是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为了发展乡镇工业，农民从上海、无锡、常州等国有企业聘请工程师、技术员、老工人在星期天到乡镇企业指导，叫做“礼拜天工程师”。
乡镇企业是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创办的，不是国家投资兴办的。所以，我在《苏南乡镇企业崛起》一书中，称乡镇企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支新军，称它为异军突起。这是特点之一。
特点之二，乡镇企业的原材料、资金、设备、人才、销售都通过市场解决，在计划体制以外运行，所以乡镇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拓者、创新者。
总之，乡镇企业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是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产物，也是人民群众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产物。当时乡镇企业的精神是“四千四万”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用尽千方百计。这是当年乡镇企业开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是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要坚信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观点，不要盲从、不要迷信。——胡福明
一个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然不可能单独发展，仅是全国的一部分，只能在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范围内展开。但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可能先行一步。研究苏南率先现代化，对于探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起探路作用很有意义。——胡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