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擅长打马赛克，只要有马赛克出现的片子，就肯定不是什么难看的片子。
但在一些正规场合，马赛克反而打在一些我们认为不该打的地方。比如当有犯罪嫌疑人被逮捕时，媒体会把码打在手铐上。
对很多少年来说，日式马赛克最大的执念在于方位，他们总爱码住下方，似乎人手一本的打码手册中写道，如果不知道怎么打码，往下几分总没错。
下方即南方，朱雀之位，属火。这个方位加上马赛克，意味禁火，保持画面的冷静与谦和，帮助观众遏制内心贲张的火焰，属于溺水前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给手铐打码并非是某种正义理念贯彻在打码工作者行为上的证明，它是一种忌讳，也是一种底线思维。
给手铐打码不是日本警视厅或新闻媒体认为手铐具备带坏小孩的情趣因子，所以采取的某种一本道的遮掩方式。
而是为了掩盖犯罪嫌疑人的嫌疑身份。
在我们的打码观念里，在定罪之前的媒体曝光环节，通常会码住嫌疑人的脸，然后以“某”来称呼其姓名，起到保护隐私的作用。
但日本人则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他们会在逮捕过程大方展示嫌疑人的脸和名字，名字后面还特别标注这是嫌疑犯；为了保护隐私，他们会给手铐打码，以营造这个人并没有被真的逮捕的假象。
看起来有点绕，但就是这么神奇。
在身前身后警察簇拥的环境下，你垂头丧气，双手拢在小腹前，神情与周围正义的面孔形成剧烈反差，就算没有那些指名道姓的温馨提示，也每个人都知道你被抓了。
至于手腕部位的马赛克，除了手铐不可能是别的东西了。
之所以日本出现这种略显掩耳盗铃的情况，都是因为Kazuyoshi Miura的案件。
1984年，Miura被爆料文章指控雇凶杀妻骗保，一名自称是他情人的女演员，爆料Miura曾要求自己杀掉他的妻子。
由于缺乏定罪证据，2003年Miura被无罪释放，他转头起诉了将近200个当事人，以诽谤和侵犯隐私等缘由，最终获赔超5000万日元。
这些人，或多或少参与了传播Miura戴着手铐的照片。
Miura控诉这些照片带来的诱导性，报道上标注着嫌疑人，图片里戴着明晃晃的手铐，即便法院判决他无罪，所有看过新闻的人，都在心里已经把他判定为罪犯。
这件案子让日本通过一项新的谨慎约束，描绘嫌疑人戴手铐意味着有罪定论，很可能影响审判结果。
媒体为此开了场通气大会，自我审视立下规矩。
从此，新闻媒体出现手铐都要打码遮羞，不管电视还是报纸。
不难想象，这条规定直接改变了所有嫌疑犯在公众前的出现方式。
许多媒体人为了省事，采集新闻时有条件就故意把镜头推成近景，景别取得越小越好，主要拍摄嫌疑人胸部以上部位，拍不到手，也就不用操心手铐打码的事。
手铐象征犯罪，成了公认现代文明最牢固的身份标识，不管谁戴上手铐，此前身份通通归零，统一被冠上罪人之名。
为了保护长得像罪犯的人，许多国家通常用马赛克覆盖罪犯的脸，仅仅露出手铐，强调罪恶身份，同时显示手铐所呼唤的司法正义，警醒世人不要作恶，否则总会被手铐铐住。
但日本使用了相反的逻辑。
日本人自己对此的解释都无法站住脚，但只要有解释出台，那就必须给解释一个解释，否则就会失去其合理性基础。
这类似“我知道你知道，你也知道我知道，但只要我假装你不知道，那你就不能说自己知道。”
还是很绕，但道理彷佛也能说通了。
关西广播指南对手铐打码的要求
这份心照不宣已经在日本社会执行了多年，只要没有人去推翻它，它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规矩。
给手铐打码只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缩影，它预示了某种社会运行机制和行政管理办法：给问题找到一个答案比解决问题更符合官僚机构的利益，造成既定事实并推行下去有助于规训大众共识。
即便在社交媒体上，也有日本网友通过给正常的手腕打码来嘲讽这一欲盖弥彰的行为，但只要它没有给正常个体的日常生活带来麻烦，那就不会有人真的去计较它是不是合理。
至于马赛克本身，它其实是一种人性考验。
马赛克的存在本身演绎了反存在。在人们的认知中被强制隐藏的东西往往都是最值得关注的东西，你越不让人看，人就越想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就有人研发出专门祛除马赛克的机器，以表达对马赛克的尊敬，尽管它售价昂贵，效果也很有限。
但它出现就是胜利，证明总有一群草野壮士，为了追寻迷雾背后的真相，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只求一睹那些被禁忌的可能。
这些年来随着技术更迭，消弭打码的方式也从笨重设备转移到数字程序，效果同样不敢恭维。
但其实这些都并不重要。因为马赛克并没有消除存在，反而彰显存在，被码掉的部分从未真正消失，它们只是以某种禁止的方式袒露在你面前。
它是一种权威告示，它通知你，这里一定有些什么东西，是不可言说的。你很可能知道它，但不允许谈论它。
它仿佛能遮盖所有，又其实什么都遮盖不了。因为只要你心中无码，那处处都是手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