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载人航天进入“空间站时代”！
每一次成功背后都有着鲜为人知的内幕
《问答神州》专访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副总设计师、北斗三号卫星首席总设计师 谢军
2021年6月17日，神舟十二号成功将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并将在太空驻留三个月。此次，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入驻自己的空间站，这个计划于2022年建成的空间站，命名为“天和号”，中国或将成为唯一拥有独立空间站的国家。
吴小莉：在我们要发展载人航天的那个年代，1990年代，世界各国的航天热已经开始有点消退了，而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戚发轫：前苏联有个科学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他一百多年前说过：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会永远躺在摇篮里。天，是人类生活的第四环境，要有领天、天军、航天技术。现在大国的博弈，就是在天。
在戚发轫的记忆里， 神舟一号飞船意义非凡，他说：那是一段特殊的岁月：人员缺乏经验，实验基地刚刚建成，大量问题暴露出来，一切都在摸索之中。
戚发轫：神舟一号立项的时候要“争八保九”，就是争取1998年首次发射，确保1999年发射。但是按照我们飞船研制进度的话，1998年11月份，正在做初样的地面试验。那个时候，中央的领导非常高兴，表扬了我们，但是问了一句话：明年能发射吗？
按照航天的程序，初样做地面试验，暴露了问题，改进后再生产一发，才是正样上天。那时候1998年11月了，还不到一年，是肯定不可能了。但是国家领导说：你们军令状就是争八保九，明年是大庆，要阅兵，澳门要回归，所以你们得想办法，明年要发射，所以当时就是很有压力。就想能不能地面做过试验的东西，我们把它改装一下，成为第一发上天做试验的飞船。这个办法是有科学根据的，所以就下了这个决心，领导也支持。那时候领导有一个要求：你们只要回到中国，就算你们成功，千万不要到了海上，也不要到了国外去。
所以那个时候，对我们压力很大。但是经过大伙的共同努力，神舟一号确实在1999年发射成功了，不仅回到了中国，而且离预定降落地点只差10公里。
作为中国首次发射的载人航天飞行器，神舟五号同航天员杨利伟的名字被载入了史册。遨游过太空后，杨利伟耗时两年，写成自传《天地九重》，披露了他首次飞天遭遇的各种惊险瞬间。当时，与地球上做模拟实验完全不同的状况接连出现，让他一度以为自己就要牺牲了。
吴小莉：杨利伟在自传中写到：当时他眨了一下眼睛，在指挥台上，有一些老专家们都哭了。您当时什么心情？
戚发轫：大伙都觉得很激动。就是这个飞船落地了以后，断伞的指令谁来发？这个降落伞大概1200平方米，假如地面有风，降落伞就会带着返回舱被刮跑。我们也试过，遇着大风以后，开着车都赶不上。所以当年我们都背着大刀，去了想赶快把绳子砍断，这伞就落下来了。
那么这个指令谁来发？一种主张计算机发，一种主张航天员发。但是那个时候，计算机还没有智能化，最后决定还是人来发。人观察到落地，再发指令。有些国外的资料说，航天员到天上去产生的头晕，三天以后才能恢复，当时杨利伟一天内就回来了。这个头晕还没恢复的时候，他能发这个指令吗？但是最后证明，杨利伟准确返回了。现在我们的航天员，心理状态都非常好，不紧张，所以现在的断伞指令，都是由航天员来发的。
最严峻的状况出现在神舟五号发射升空到三、四十公里的时侯，模拟实验中未曾料想到的8赫兹低频振动，叠加在大约6倍于自身重力的负荷上，持续了26秒。
吴小莉：杨利伟也曾经回忆，当时8赫的振动超乎他的想象，他差点觉得自己是不是要牺牲了？
戚发轫：人对高频不敏感，对低频比较敏感。我们确定振动条件的时候，忽略了这个8赫，这是从运载火箭上传到飞船上的。而且这个情况在地面还不出现，离开地面才能出现。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航天员，没有影响杨利伟的正常工作，他承担了。
还有，神舟七号出舱活动的时候，你们看翟志刚很紧张，也是因为我们设计上有点问题。就是说开舱门的时候，应该把里面的空气都放干净，外面是真空，里面也是真空，这个门就好开了。当时就没有想到，还有人、航天服在里头，也都带着空气。所以到出舱的时候，空气就没放干净。他们航天员非常机智，下面的航天员坐着、抱着他，把门打开了。
吴小莉：而且那个时候好像火警还响起来了。
戚发轫：对，那时候已经打开舱门了，真空环境下出现火警。人家不紧张，说：都没有空气了，怎么能起火？然后人家就继续任务，所以说航天员是有学问、机智、勇敢的。
此次，神舟十二号飞船在发射之后的6.5小时，就与天和核心舱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而五年前，这个时间是两天。这其中，北斗系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吴小莉：我们确定要做北斗一号的时候，整个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技术封锁还是比较严密的。对于技术人员来说，有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压力？
谢军：在北斗之前，1994年，我在国外的通信卫星公司，参加过他们为香港一个公司做的卫星监制工作。在那个期间，我们国家做通信卫星引进的一些产品，就无缘无故地得到了禁运、技术封锁。应该说，北斗一号立项的时候，国外对我们的技术禁运，以及有些高指标产品不卖给我们的这种情况，应该说有所考虑。北斗一号有些产品，我们还是买国外的，北斗二号开始，就明显地感觉到，国外在有些产品上跟我们讨价还价，或者就不给我们提供你所要求的产品。应该说，从2004年开始，整个北斗二号系统的设计就坚定了，一定要解决自主可控、国产化的问题，但是限于的技术基础，国产化的工作不如北斗三号这么全面地开展、普及。
在浩瀚的太空，来自地球的人类，深知合作才能够取得共赢。但起初，中国却被欧美航天强国拒之门外。
吴小莉：在载人航天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常常被美国为代表的航空强国挡于门外。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有了门票，是不是可以开始国际合作？
戚发轫：我想有两个阶段。首先一个阶段，你确实不够格，别人没看得起你，就是说中国有跟我合作的水平吗？这个我们得承认，在搞国际空间站的时候，我们还没显示出自己的能量。但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确确实实有不同的态度，像美国人对我们封锁得很厉害，现在仍然如此。当年我们开始921工程的时候，我、袁家军到美国去，美国是不给签证的。袁家军是那时的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他要去美国开国际宇航会，等会开完了，美国才给他发放签证。美国不让你去，认为你去了就会偷它的东西，到现在为止也是这个情况。我认为从大的方向来讲，最后要想真正征服宇宙，最后征服太阳系的话，不是靠一个国家。
今明两年，中国将会实施11次飞行任务，其中包括四次载人飞船的发射。计划在2022年，完成中国空间站在轨建造，之后，空间站将长期有人驻留，并将进入到应用与发展的阶段。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
吴小莉：有人说中国是航天大国，但还不是航天强国，您认可吗？我们哪里还不够强？
戚发轫：我认可。在航天领域，中国有“高峰”，但没有“高原”。由于基层创新，我们有几个很突出的成功，比方说载人、探月，但我们没有“高原”。航天包含三个方面：空间技术、空间科学和空间应用。空间技术是火箭、卫星、探月、飞船，我们跟国际的差距不是很大。
但在空间科学方面，对宇宙、星球的认识，看看火星上到底有什么东西？人类能不能居住？这些工作我们做得还不够。所以现在悟空号开始探测暗物质，墨子号在研究激光通讯，这是真正从原始基础的东西去做研究，在这点上，我们和国际还有差距。
对于空间应用来讲，把空间的成绩变成一种产业，我们做得远远还不够。虽然我们在天上有这么多星，但利用效率并不高。人家说航天产业是一比十的效益，我们还没有在各方面达到这个效益。在技术落地以后，要投入到千家万户的使用之中，完全靠国家是不可能的，所以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整个市场，来把高技术产业化，投入到老百姓的使用当中。
吴小莉：您曾经说过，企业搞“北斗+”，是一片蓝海，但是我们在民用推广上，跟GPS还是有差距的。那您觉得这个差距，是什么样的不足？
谢军：随着2012年12月，我们正地宣布提供服务以后，当时GPS的应用已经非常非常普及了。而且在应用的过程中间，也很少发现，哪个地方有绝对的大缺陷。在这种基础上，当时国内很多搞卫星导航接收机、搞终端的厂家，并不是十分热衷于研发北斗的算法芯片等东西。所以我个人觉得，随着2012年，我们提供服务，以及这几年的稳定服务，那么虽然现在市场不如GPS的大，但是慢慢慢慢，一定是会赶上去的。
戚发轫：现在我个人的看法，也是一部分人的看法：现在是“一超两强三大”。“一超”，美国是超级强国，你还得承认它；“两强”是俄罗斯和欧洲；“三大”是中国、日本、印度，在“三大”里面，我们是老大。要什么时候到第一梯队去，就是30年之后，第二个100年，我们要作为科技强国，科学、应用、基础研究都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