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 12 月 8 日，诺贝尔颁奖典礼如期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一个月前，马丁・查菲、钱永健与下村脩因为在绿色荧光蛋白（GFP）的开创性研究，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下村脩，马丁・查菲与钱永健
图片来源：诺贝尔奖官网
时任诺贝奖化学奖委员会主席贡纳尔・冯・海涅邀请马丁・查菲发表获奖感言的同时，台下坐着一名特殊的听众，那就是面包车司机，道格拉斯・普瑞舍（Douglas Prasher）。
作为面包车司机，普瑞舍是幸运的，因为他有幸出席汇集了全世界最优秀大脑的诺贝尔颁奖典礼，三位获奖人也无一例外都表达了对普瑞舍的感谢。
但作为一个前科学家，绿色荧光蛋白的获奖，足以让普瑞舍成为最倒霉的一名学者。
向光而行
2007 年，美国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丰田专卖店里迎来了一位新的员工。他的工作，是每天接送不同的人穿梭在这个小镇，帮助他的雇主更好的卖车。
普瑞舍与他的面包车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普瑞舍的乘客做梦也想不到，这个时薪 8.5 美金司机的研究成果，会在一年后获得科学界最耀眼的奖项。
1979 年，年仅 28 岁的普瑞舍获得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初出茅庐的普瑞舍满怀壮志，决心在学术界闯出一片天。
机缘巧合之下，普瑞舍来到了乔治亚大学，作为博士后开始了水母素的研究。
水母素是一种生物发光蛋白，水母通过这种蛋白能呈现出梦幻般的蓝色。它的发现可以追溯到 1962 年。
那一年，下村脩首次从水母的发光环中分离出两种能够发光的蛋白质，其中一种就是水母素。
当时的生物学研究方法非常有限，生物学家们甚至无法知道基因的具体序列。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下村脩发现水母素的十多年后，关于水母素的研究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这个领域也沦为一个非常小众的领域。
普瑞舍的出现，让水母素的研究出现了转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生物学界，生物学家们已经可以通过多种方法知道 DNA 的序列，而普瑞舍到达乔治亚大学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对不同的水母素进行测序，这让他与生物界的光结下了不解之缘。
普瑞舍关于水母素的论文
图片来源：Biochemistry
当时的测序也不像如今一天就能出结果。普瑞舍甚至需要到海边亲自一只只的抓水母，然后立刻将水母冻存并带回实验室提取 DNA。
经过多年的努力，他成功了获得了 5 种水母素的序列。1987 年该论文发表，普瑞舍灵光一闪，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克隆 GFP
20 多年前，下村脩不仅发现了水母素，还发现了与水母素协同作用的绿色荧光蛋白（GFP）。水母素在钙离子的激活下会发出蓝光，而这个蓝光能够激活 GFP，使后者发出绿色的荧光。
研究水母素多年的普瑞舍认为，绿色荧光蛋白被蓝光激活的特性，使得它会使一个绝妙的追踪分子。如果能把绿色荧光蛋白和其他蛋白结合起来，生物学家就能有效的追踪他们感兴趣的蛋白在生物体内的位置。
普瑞舍离开乔治亚大学后来到了位于美国麻省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开始为他的终身职位奋斗。而使用 GFP 标记蛋白这个天马星空的想法，也成为了他最重要的课题。
但不幸的事，普瑞舍的本子没有获得美国最大资助机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青睐，评审人员认为他的理论太过超前，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就算实现，也没有太大的价值。
最后，普瑞舍只能退而求其次，申请了美国癌症协会的资助额仅为 20 万美元的基金。这个为期 2 年的小基金，只足够支持 GFP 的克隆工作。
尽管经费有限，普瑞舍还是出色的完成 GFP 的克隆工作，相关工作 1992 年得以发表。但论文发表后，普瑞舍还是没有申请任何基金来进行后续 GFP 应用的研究。
也许是得知自己申请终身职位无望，也许是单纯的乐于助人。当马丁・查菲与钱永健，以及其他实验室发来邮件向他讨要 GFP 克隆时，普瑞舍丝毫没有犹豫地寄出了一份又一份的质粒。
然后，他离开了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
照亮学界的光
表达 GFP 的青蛙
图片来源：Live Science
马丁・查菲与钱永健在获得了 GFP 克隆之后，GFP 的应用开始腾飞，并在短短十多年内成为了生物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GFP 照亮了生命科学。
但与 GFP 的应用一路高歌猛进截然不同的，是普瑞舍的命运。
离开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后，命运女神再也没有眷顾过这位曾经与光为伍的生物学家，他的工作也永远和「生物光」断开了联系。
普瑞舍先后为美国农业部植物保护中心进行了一些遗传学的分析工作，虽然又被调往马里兰州进行植物相关的研究。
好景不长，普瑞舍新研究所所在地的就业市场很快恶化，他又不得不前往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为一家 NASA 的供应商公司工作，工作内容是研发监控舱内环境与宇航员身体状况的芯片。
为 NASA 做研发的这份工作，让普瑞舍找回了实验室的感觉，普瑞舍也真的享受这份工作。但坏运气从未离开，NASA 突然取消了该部分研发的预算，普瑞舍失业了。
此时的普瑞舍已经 50 多岁，他无法再像年轻时那样频繁更换工作地点。他需要供两个孩子上大学，每个月要交 750 美金的家庭医疗保险。
如何吃饱饭，成为这位曾经站在生命科学研究前沿的学者眼前最为迫切的问题。
万般无奈之下，普瑞舍在当地丰田经销商找了一份工作，工作内容是开面包车，时薪 8.5 美金。普瑞舍每周能赚 300 美金，勉强足够维持着自己家庭的生活。
在绿色荧光蛋白获得诺奖之后，媒体蜂拥而至，采访了很多普瑞舍在当地工友。
当普瑞舍的工友向媒体吹嘘他们「教会」了普瑞舍很多东西之后，媒体问道：「普瑞舍有教你们一些什么吗？比如 DNA。」，普瑞舍的工友反问道：「DN 什么？那是什么东西？」。
普瑞舍的工友不能理解普瑞舍对人类所作的贡献，在他们眼里，普瑞舍只是一个时薪 8.5 美金的小老头。
荣誉与释然
普瑞舍是很多人的缩影，因为科学界根本不缺少那些极具天赋却不得不离开学术界的人。但也许从未有人像普瑞舍一样，曾经如此接近诺贝尔奖，却过得如此不顺心。
他是第一提出 GFP 能用于标记的人，也是第一个克隆出 GFP 基因的人，最后却沦落到开面包车的境地，的确让人唏嘘。
钱永健后来在接受 The Scientist 的采访中表示，自己从 2004 年开始，就不停地向各种学术奖项提名下村脩和普瑞舍，其中就包括诺贝尔奖。
至今为止，钱永健本人还认为普瑞舍应该取代他的位置，因为普瑞舍的论文发表的更早，而诺贝尔奖更该发给真正做出伟大发现的人，而不应该成为是自己的「终身成就奖」。
而另一位获奖者马丁・查菲也在公开场合表示「普瑞舍比我更值得诺尔贝奖。」
但造化弄人，各种机缘巧合，使得普瑞舍成为了众人眼中最不幸的生物学家。各大媒体纷纷为其喊冤，要求学术界为其正名。
唯有普瑞舍本人，将一切都看得很轻。
生活中的普瑞舍是一个极度谦逊和幽默的人。对于三人因 GFP 获奖，普瑞舍由衷为他们感到开心，也丝毫没有悔恨与嫉妒。
他对媒体说到：「我最主要是因为要照顾家庭而没有坚持下去。」;「他们三个人把一生都献给了科学，而我没有。他们比我更值得诺贝尔奖，」;「如果我继续了我的学术道路，也许我会获得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我对家庭的付出一定会减少，这是我不想要的。」
离开学术界的十多年中，普瑞舍从家庭中找到了安宁。
在孩子长大成人后，安顿好了家庭的普瑞舍在他 59 岁的时候回到的学术圈。
2010 年，他终于接受了钱永健给他提供的职位，重新开始了关于荧光蛋白的研究，再次踏上了追光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