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经纬客户端5月29日电 (林琬斯)5月28日，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大会上，基础研究问题再次受到关注。
“‘卡脖子’技术问题需要通过基础研究来解决。”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沈岩在接受中新经纬客户端采访时表示，基础研究又分为狭义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在狭义基础研究领域必须要加大投入。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沈岩
28岁时，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沈岩在北京市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当技工，每天的工作是在实验室里刷试管。20多年后，沈岩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医学分子遗传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从事人类遗传病基因研究。
从“技工”到“院士”的经历，沈岩举例称，“老师让我去做一个实验，我就非常认真地去查资料，弄明白其中的原理；叫我刷试管，我都比别人刷得快、刷得好、刷得多。”
1990年，沈岩参加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中国承担的1%(3号染色体短臂末端)基因组测序项目，并担任项目执行组成员，负责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心承担任务的组织领导和计划实施。2001年，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完成图”提前两年绘制完成。
沈岩领导的课题组在世界上首次鉴定出DSPP基因是遗传性乳光牙本质致病基因。国际权威杂志《自然遗传》为此发表评论称，“定位克隆取得成功不再是西方科学界的专利”。
在国家强调科技创新的背景下，沈岩认为，“科技创新”4字表达了3个完全不同的含义：科学、技术与创新。“科学”发现未知事物，“技术”改进或创造新事物，而“创新”最早来源于经济学，将生产资料各要素进行重组，使它产生最大的效益，创新从某种角度来讲不一定指科学或技术，社会各方面都有创新的空间。
中新经纬：作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学者，你如何看待基础研究的现状？
沈岩：不客气地说，前一阵子确实“走偏了”。
基础研究以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运动规律为主，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成果以科学论文为主要形式，但最终的落脚点应该让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跟着你往前走。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
但上世纪90年代出现所谓“SCI影响因子”，即杂志发表的论文被引用次数越高，越容易受到读者的追捧。但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量化指标，不是通过一个非常专业的评审机构对研究工作及学者的客观全面的评价。
后来，我们形成另一套评价指标，即发表的论文能够发表在什么水平的杂志上，而不以论文数量为导向，这个评价体系慢慢就影响到全国的科技评价体系。
对于真正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骨干，我认为应想办法支持他们挑战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将研究与应用结合，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整个科学领域往前发展。
中新经纬：基础研究的研发经费应如何分配？
沈岩：基础科学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一方面基础经费应该投基础研究，基础研究产生的是对自然界的客观认识，是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源头；另一部分应该投到应用基础研究中，应用基础研究以应用目标为导向，解决生产生活的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经费投入在这两部分应该寻找一个适当的平衡点。
“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被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其中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的源头也将进一步扩大投入。
中新经纬：中国企业如何避免“卡脖子”危机？
沈岩：“卡脖子”的背后是基础研究能力的不足。
如何避免“卡脖子”问题？我认为，首先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支柱性与最尖端企业提出技术需求，知道了前沿知识的匮乏，科学家根据需求找到研究切入点，再组织科学家进行研究。
国家要权衡利弊，企业与科学家的声音都要听见，你卡的是“牛脖子”还是“鸡脖子”？谁对国家的贡献最大？对中国未来发展影响最大的领域，资金应该优先往这儿投。
个人简介：沈岩，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全国人大代表、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副主任，党组成员。主要从事人类遗传病基因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