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河北省三河电厂的冷却塔。（2019年7月18日）
华盛顿 —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了中国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即净碳排放量为零。外界在欢迎中国这一气候承诺的同时也对其可行性提出质疑。美国政府公开发表评论，批评中国环保作为不力，这引发中国官方媒体的强烈反弹。
美中在环保问题上相互指责
中国国家习近平主席9月22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宣布，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就在习近平在联大作出“碳中和”承诺不久，美国国务院于9月25日发表了一份“事实清单”，批评中国环保作为不力。
美国国务院说，虽然中国自称国际环保领袖，但自 2006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总排放量是美国的两倍，几乎占全球总排放量的三分之一。
这份清单举例说，2005至2019年，中国与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了80%以上，美国的此类排放则减少了15%以上。
美国国务院批评说，尽管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达到许多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却宣称自己为“发展中国家”，以避免承担更多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
针对美国的批评，《人民日报》10月6日回应说，中国是“坚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负责任大国，珍视绿水青山，呵护地球家园”，批评美国是全球累计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累积排放量约是中国的3倍，人均碳排放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是中国的2倍以上。
文章还批评美国政府退出《巴黎协定》，指责美国一些政客在气候环境问题上“大倒退”。
中国碳中和的气候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据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统计，中国2019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139.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比2018年增加了2.6%。联合国统计，中国2018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乐观的分析人士将中国的零碳承诺视为一个积极信号。例如，乔治城大学科技与国际事务项目主任乔安娜·刘易斯（Joanna Lewis）在环保组织“中外对话”（China Dialogue）网站上评论说，中国近年来的气候和能源目标几乎都已实现，有的甚至提前完成。她认为，习近平在联合国场合做出碳中和的保证并不仅是象征性的。
根据2015年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中国承诺其排放量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习近平承诺将这一目标提前到“2030年之前”，但没有承诺具体时间点。
由多个欧洲研究组织组成的团体“气候行动追踪”（Climate Action Tracker）说，如果中国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将使此前预估的本世纪末全球变暖平均温度降低0.2—0.3摄氏度。
2015年《巴黎协定》制定目标，力争实现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将全球温度升幅控制在2℃以内，并争取把温度升幅限制在1.5℃。
环境维权律师、马里兰大学法学院讲师、跨国环境问责中心（Center for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Accountability）创办人张兢兢说：“如果中国能信守承诺，这对我们的地球是很好的事。但问题仍然是：从承诺到行动到结果，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碳中和并非气候行动最高标准
另外，分析人士指出，碳中和并不是气候行动的最高标准。
习近品在联大作出“碳中和”承诺后，中国官方并未给出实施细节。由于温室气体不限于二氧化碳，环境问题专家提出，如果中国碳中和的目标仅仅意味二氧化碳净排放量降为零，这也会给《巴黎气候》协议下的缓解升温目标大打折扣。
据荷兰环境评估署（PBL）统计，中国其他的温室气体排放，例如甲烷、一氧化二氮和氟化气体，约占中国总排放量的20%。澳大利亚气候与清洁科技分析师、环境科学作家基坦·乔希（Ketan Joshi）说，二氧化碳以外的温室气体对大气也有相当严重的影响。
乔希在挪威奥斯陆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在气候行动中，“碳中和”相比“气候中和”（climate neutrality）是比较低的标准。他说：“‘气候中和’指的是所有温室气体，包括那些你以前可能没听说过的温室气体。‘碳中和’通常只指碳元素。所以这可能代表不采取行动减少其他温室气体。因此，这意味着‘碳中和’和‘气候中和’对气候的影响是非常不同的。”
“因此，我们仍在关注的是，中国的声明究竟意味着什么、具体有哪些的温室气体将被减少。采取行动减少其中一种，还是采取行动减少所有（温室气体），有很大的区别。”乔希补充说道：“当然，这对中国经济也会有不同的影响。很显然，例如燃烧或开采甲烷等气体，如果中国不把这些包括在内，那么未来的情况可能是更多地使用天然气。”
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各自的碳中和（或气候中和）目标。欧盟今年将温室气体零排放（气候中和）的目标定在2050年，不仅早于中国，标准也比“碳中和”更为严格。
中国如何实现碳中和？
同样令外界关心的是中国如何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能源、自然资源与环境研究助理教授聂佑宁（Jonas Nahm）说，中国需要通过植树造林和碳截存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做到对大气净碳排放为零。
“现在有多种技术可以在碳排放进入大气后、再把它们从大气中截取出来。”聂佑宁对美国之音说：“但其中很多技术还没有做好用于商业应用的准备，或者它们现在对于商业应用来说还过于昂贵。到了2060年左右，科技可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40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来做到这些事情。”
聂佑宁认为，中国的碳中和目标是中国基于目前的减排行动按部就班的规划，特别是提高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基本上是让电力部门无碳化，然后让其他经济部门全面用电。——让交通电气化，让工业应用电气化，也许还会投资于氢技术——用可再生能源产生氢气，然后利用这些氢为工业应用提供动力。”
用煤量不减，中国零碳目标可行性令人匪夷所思
中国此前承诺在2020年前，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减少40%至45%，这个目标在2018年底已经做到，当年的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累计下降45.8%。
但这个指标指的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在碳排放的“硬指标”、即排放总量上，中国碳排放总量自2006年超过美国以来，增幅近年来有所放缓，但仍然高踞全球首位。
中国73%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自燃煤发电和工业用途的煤炭使用。官方数据显示，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7.7%。
专家认为，中国要达成碳中和的目标，必须大幅削减煤炭使用量，但中国的发展目标一直保护煤炭的能源核心地位，在近期规划中，火力发电厂的数量不降反升。国家总理李克强去年10月在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也被视为支持煤电扩张的信号。分析人士称，这与中国的减排目标背道而驰。
英国气候议题网站Carbon Brief今年三月刊登一篇由能源问题专家和经济学者联名撰写的文章，文章指出，代表中国电力行业的行业组织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正在力争到2030年，让全国煤电装机容量从目前的10.5亿千瓦增长至接近13亿千瓦。
文章说，考虑到旧电厂退役，2030年13亿千瓦的总量目标将意味着中国会在十年内新增3亿多千瓦的煤电产能。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聂佑宁说，从长期来看，增建煤电厂完全不符合中国气候目标。他说：“如果你看看这些待建项目，人们估计目前有大约2.5亿千瓦的煤电正在建设或处于规划阶段，这比整个美国的煤电装机容量还多，或是大致相当于美国的整个煤电规模，而这只是新建的部分。所以，这对中国的气候目标来说是行不通的。”
尽管中国政府强调推行煤电清洁高效发展，但聂佑宁仍然认为，煤电的核心能源地位与中国的零碳目标相悖。“他说：现实地说，他们必须最终关闭所有的煤电厂。我认为，以（碳中和）这样大规模的目标，单靠碳捕获技术是不可行的，在商业上也是不可行的。”
燃煤不只限于煤电行业，中国的工业能源也集中于煤炭等化石燃料，这也给中国的脱碳目标带来挑战。
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研究咨询机构彭博新能源财经（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工业脱碳事务全球总监卡巴德·巴哈纳格里（Kobad Bhavnagri）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真正挑战在于工业部门如何转型。
巴哈纳格里对美国之音说：“这指的是制造东西的所需的能源，例如水泥、钢铁，制造塑料或玻璃等，这些都是巨大的能源消耗部门。中国大约50%的能源消耗用于工业生产。其中一些是由电力驱动的，但大多数都不是。在某些情况下，你要用煤、天然气或石油来达到高温和加热。这是煤炭消费的主要来源，也是中国以及全世界的主要污染源。”
他说：“这种转变实际上是最具挑战性的，因为向‘零碳’过渡的技术确实存在，但它们还不成熟，而且目前价格昂贵。所以中国需要扩大规模，降低成本。”
“一带一路”输出碳排放受诟病
中国提出的碳中和目标被国内舆论封为北京在环保方面作出的“严于律己”的典范。《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提到中国的2060年碳中和目标，称这一承诺“进一步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不过，许多专家质疑中国在世界其他角落的活动标准不高，借“一带一路”输出高污染、高排放工程，这给中国碳中和的实际意义和作用打上问号。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能源与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简·中野（Jane Nakano）在她去年的研究中总结道，中国的海外投资仍然把重点集中在化石燃料上。她说，2018年，“一带一路”超过40%的投资用于有关煤炭的能源项目，用于资助“一带一路”项目的丝路基金，在其能源部分的90%用于化石燃料项目；2013年至2016年，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煤炭项目上投资了150亿美元。
一些“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所在国开始对中国的煤炭项目表示担忧。中资参与的肯尼亚拉姆煤电站项目环境许可2019年6月被当地法官下令撤回。巴基斯坦、埃及、孟加拉等国的“一带一路”煤电站项目近年来也纷纷被搁置。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聂佑宁说：“我们需要真正关注的是中国在国际上做的事情……中国国内碳中和目标很重要。但我认为中国也需要在国际上负起责任，并尝试找出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帮助其他国家在目标上取得进步的途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国，但并非唯一的高排放国。我认为我们需要确保发展中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不会遵循化石燃料密集型的轨迹。
他说：“在这一点上，‘一带一路’倡议没有明确的环境议程，这是错失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