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互联网上关于德约科维奇“反对Covid-19疫苗”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怀疑这大概又是某不靠谱媒体炮制的假新闻。
网坛男子单打世界第一、年收入约5000万美元的巨星，活到了快32岁的“熟男”年纪，面对感染了全世界超过200万人口的新冠病毒，会反对接种疫苗？
但事实摆在眼前，德约科维奇的确在Facebook与一群塞尔维亚运动员直播闲聊的时候发表了这番观点，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反对接种疫苗，我不想为了能够旅行而被迫接种疫苗。如果真变成强制性的该怎么办？我就得做个决定了。我对这个议题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会否在某个时刻改变，我不知道。”
在他这些言论得到了美联社、《纽约时报》、ESPN等主流媒体的关注后，德约科维奇迫于压力发布了一份声明：“我之所以表达我的观点，是因为我有表达权利，也有责任强调一些网球世界正在关注的基本话题。”
他表示，自己与妻子伊莲娜都提倡自然痊愈，不使用疫苗。即便他生活优渥，但也跟全世界很多人一样，对这个疾病“感到有点困惑”。
“我不是专家，但我确实想选对我身体最有好处的（治疗）方式。我愿意保持开放的心态，也将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它很重要，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
因为疫情，近期的网球赛事要么被取消，要么被延迟，就算未来某一天比赛可以恢复，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传染病学家和政府卫生部门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允许观众入场看比赛的。
德约科维奇谈到的困惑想必也与此有关。即便他的生活条件已经无比优越，但他仍无法预测这个世界在后疫情时代的面貌。
很多专家已经表示，新冠病毒或许会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只有疫苗（或者感染后获得抗体）才能保证安全。德约科维奇作为颇具影响力的网坛巨星，在此时表露出反疫苗的立场，令很多人惊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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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疫苗犹豫”列为年度十大全球卫生威胁之一，足见反疫苗思潮之普遍。每到开学季，社会都面临着无数家庭不愿给孩子接种疫苗的紧张和抵抗。
其实从18世纪第一支疫苗问世开始，“疫苗犹豫”的情绪就已经开始酝酿了。1873到74年间，瑞典爆发了大规模天花流行病，就是因为斯德哥尔摩此前掀起了反疫苗接种运动，以宗教和人权为由，大大降低了疫苗接种率，导致流行病爆发。
1974年，一份报告指出百日咳疫苗可能引发的36种反应，一位著名公共卫生学者还表示，这种疫苗仅是勉强有效，风险说不定还比好处高，一经媒体报道就引发了公众恐慌，导致英国疫苗接种率从81%下降到31%，随后就出现了百日咳流行病，导致一些儿童死亡。
无独有偶，从1979年到1996年，瑞典又暂停接种百日咳疫苗，导致国内60%的儿童在10岁以前染上过这种疾病。
21世纪初，荷兰一个宗教社区和学校爆发麻疹，导致2961人感染、3人死亡，原因就是有些人信仰的宗教传统不可以接种疫苗。这些感染者中95%的人确实都没接种。
美国一度在2000年非常自满地宣布彻底消灭了麻疹，但因为民众不愿接种疫苗，很快这种传染病就卷土重来。先是2005年，一对父母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导致印第安纳州出现麻疹暴发；2013年8月，16个州报告了159例麻疹病例，最大的三起暴发疫情就是民众因宗教信仰不肯接种疫苗导致的。
随后，麻疹患者不断增加，到2015年，终于出现了12年来第一个因麻疹死亡的病人。2019年初，纽约州突然出现200多例确诊，很多感染者都来自布鲁克林和罗克郡极端正统的犹太社区。
对于怀疑疫苗效果、相信有政府和大企业阴谋论的人来说，不管科学研究给出了怎样的数字，都很难说服他们。
跟德约科维奇一样反对疫苗的名人不在少数。
演员金-凯瑞曾撰文反对美国疾控中心的指导，怒斥前加州州长杰里-布朗签署强制学龄儿童接种疫苗的法令为“纳粹主义”。
去年，演员杰西卡-贝尔也前往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反对一项法案，希望家长能得到更多医疗豁免权，让他们可以选择延迟或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
奥斯卡影帝罗伯特-德尼罗也反对疫苗，他曾公开质疑疫苗可能导致儿童自闭，并与美国最著名的反疫苗政客小罗伯特-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侄子）有过合作。
现在，几百个国家都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Covid-19毫无疑问是人类进入科技时代以来最严重的传染病，全世界科学家正在进行史无前例地通力合作，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开发出疫苗结束大流行，但没想到，文化上的阻力却可能比技术上的阻力还要大。
在互联网这个无边无际的嘈杂房间里，科学似乎变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声音，快要失去发挥作用的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宣讲自己的“主观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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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经济学人》评出了疫情期间最值得铭记的面孔，入选的亿万富豪企业家，除了为医务工作者做出过大笔捐赠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资助疫苗研发。
比如疫情在美国发展的早期，就资助了何大一（世界上最资深的传染病学家之一，鸡尾酒疗法发明者）实验室的马云；比如为疫情捐出近三分之一个人财产（10亿美元）的Twitter创始人杰克-多西；也比如投资数十亿美元加速疫苗开发的比尔-盖茨。
盖茨几年前在TED Talk上就预测了全球大流行的出现，他说自己演讲的愿望，是唤起政府的警惕，未雨绸缪做好准备，但美国的现实显然与他的期望相去甚远。
如今他也表示：“唯一能真正保证公众安全、让他们可以走进球馆看比赛的办法，就是研发出疫苗。”
盖茨透露他资助了七家最有希望研发成功的的疫苗企业，帮助他们扩大生产规模，“虽然到最后可能最多只有两家被选中，但我们仍要资助这全部七家，这样才避免浪费时间。这或许会浪费我们几十亿美元，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可能是数万亿美元的损失，这些成本都是值得的。”
但尴尬的是，随着特朗普本人对待疫情和复工的态度反复，盖茨（以及白宫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组长安东尼-福奇）在网络上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暴力，人们围绕他和疫苗编造出了各色各样的阴谋论。
早在1月底，YouTube上就有一位up主直接宣称，"新冠病毒是这个人造的，他就是想靠疫苗赚钱！"
当然，他所指的就是盖茨，而持有相同看法的美国人不下数十万。据统计，在Facebook上有接近2万条关于盖茨和病毒有关联的内容，点赞和评论近100万次。在YouTube上，在3月和4月间也出现大量关于盖茨的谣言，最热门的十条视频播放量接近500万次。
曾经做过特朗普幕僚，有“丑闻贩子”之称的罗杰-斯通大言不惭道：“比尔-盖茨在这种病毒的产生和传播中是否发挥了作用，很值得激烈讨论一下，我有一些保守派朋友说这很假，但其他人则绝对相信。”
盖茨的态度也很强硬。他对特朗普的反感由来已久，两年前在基金会活动上就狠狠吐槽了这位总统竟然连HIV（导致艾滋病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和HPV（人乳头瘤病毒，一种通过性传播的传染病）都分不清楚。
今年3月底，他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观点文章，斥责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失职，后来他又在社交网络上反对特朗普停止资助世卫组织的做法，宣布自己将为世卫组织捐款1.5亿美元。
在这样的形势下，将病毒政治化、疫苗政治化已经无可避免。等到Covid-19疫苗真的研发出来上市的那天，会有多少人因为阴谋论拒绝接种，我们尽可以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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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凯瑞-厄文宣称自己相信地平论，已经让人们明白，名校出身的运动员并不等于真有名校生的知识素养。德约科维奇的反疫苗论与地平论虽然风马牛不相及，但都有阴谋论作为支撑根基，同时也都是习惯于自由选择的西方社会屡见不鲜的怪象。
2017年，有研究者调查了近1000名美国父母，询问他们对疫苗的态度。那些最反对疫苗的人往往最强调两种价值观：身体纯粹（比“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有过之无不及，一些宗教信仰不但不准接种疫苗，甚至连输血都不行）和选择自由。
选择自由，就是对一切强制命令say no。这不仅限于接种疫苗，比如眼下美国各州提出的封锁令，哪怕并非强制（各地方政府执行力度完全不同），但目前也已经引发了不少极端保守派的抗拒。
不自由，毋宁死
他们扛着价值不菲的机枪上街，与医务工作者对峙，举着“无自由毋宁死”的标语牌，简直让人叹为观止。支持特朗普的保守州已经逐渐放开禁令，德州、佛州拿出了复工计划，杰克逊维尔市（佛州）的海滩再度开放。
当已经收到无数死亡威胁的盖茨在社交网络上感谢所有医务工作者时，他一下收到了四万多条评论，有人用凶狠的语气留言：“这病毒就是个巨大的谎言。”
那么，接下来会怎样？
各大体育联赛复工是遥遥无期，美国就算压平了曲线，很多卫生专家也建议所有人做好与病毒做长期斗争的准备。
盖茨说疫苗研发周期大约为18个月，但事实上人类研发疫苗速度最快的纪录录也有4年之久（针对腮腺炎病毒）。考虑到各国Covid-19疫苗投入的大规模成本，缩短研发周期是现实的，但我们肯定还要等很久。
《纽约时报》专门报道传染病的科学卫生记者小唐纳德-麦克内尔做了一个悲观的预测（此前他对于病毒在美国的传播基本预测准确），那就是在没有疫苗的日子里，会有渴望出门和复工的人主动感染、寻求免疫。
这种事情并非没有历史先例。1980年，古巴曾将所有艾滋病阳性的患者关进隔离营，成功控制了疫情的小规模传播。西方国家一些家长面对孩子感染天花的风险也曾用过这种办法。
但值得注意的是，Covid-19的致死率可能比他们想象得要高。没人能确定自己的免疫系统是否足够给力，在感染病毒后能幸运地成为轻症或无症的那一类。虽然数据显示年轻患者自愈能力强，但也不是没有死亡病例。
就算有了疫苗，也不知像德约科维奇这样头铁的人是不是宁愿担着被感染或感染他人的风险拒绝接种，这又会对体育行业的恢复带来何种影响。
或许当这些人看到疫苗真的起了效果，还能改变旧有观念，接受科学。若真能如此，福奇和盖茨这些人的努力也算没有白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