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游泳体制有什么区别。
作者 | 吴锦清
2006 年的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张琳有点郁闷，在 200 米和 400 米项目上，他都不敌不满 18 岁的朴泰桓。
朴泰桓虽然有神童的称号，但是在之前大赛中都在预赛阶段便遭到淘汰，连见张琳一面的机会都没有。而这一次不仅击败张琳，韩国人还打破了 400 米亚洲纪录。
赛后张琳对记者说：“朴泰桓现在常年在澳大利亚训练，有好的训练保障，提高成绩很正常……我们两个已经不在一个档次上了……别人的训练手段都提高了，我们也应该改变改变方式了。”
张琳是队里训练最努力的选手之一，言下之意非常明确，主观能动性已经百分之百发挥了，制约瓶颈在客观条件和训练方法上，再不出去就晚了。
后来，游泳中心和北京体育局下了决心，以 “极大的魄力” 为张琳打造了团队，效仿朴泰桓前往澳大利亚训练。张琳成为前往澳洲训练游泳的第一位中国国手。
这也是中国游泳队第一次尝到海外训练的甜头，张琳 07 年第一次去澳大利亚，训练了三个月就把个人最好成绩提高了一秒多。之后 08 奥运、罗马世锦赛，成绩一次高过一次，最终在游泳项目上成为像刘翔那样的破壁第一人。
之后的中国游泳队，几乎都将澳洲当作训练馆了，叫得出名字的游泳选手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两个月泡在黄金海岸边的游泳池里。
当前的游泳一哥孙杨就曾经说过，澳大利亚的训练模式最好，别的国家，不去。
那么澳大利亚的游泳为什么好？
首先是全民游泳的基础好，小学生学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在近九成人口都居住在海岸线附近的澳洲，游泳是国民休闲活动。又因为每年溺亡的孩子很多，政府决定让每个小学生必修游泳，希望通过游泳课程来保证孩子们的游泳安全。
为了普及游泳运动，澳大利亚在全国修建大量游泳池，仅悉尼就有 70 多个标准游泳池。Roy Morgan 最新调查数据显示，2017-2018 年，有将近 13 %也就是 270 万澳大利亚人居住的房子带有游泳池。
好硬件得配好软件，澳大利亚游泳协会还与澳大利亚体育学院合作开发了《澳大利亚游泳框架》，详细规定了运动员和教练发展路径。
根据该框架，澳大利亚将游泳运动员发展路径分成4个主要阶段——基础（Foundations）、人才（Talent）、精英（Elite）和大师（Mastery），每个阶段又包含 1-4 个级别，分别详细规定了运动员在该级别的发展目标以及学校或俱乐部应该为运动员和教练提供怎样的支持和服务。
最基础阶段的游泳教学通常在学校游泳课或者游泳学校展开，但除了学校里必修的游泳课，很多家长会把孩子送到游泳学校专门学习游泳。Royal Life Saving 和 AUSTSWIM 联合调查显示，2010 年全澳有 900 多所游泳学校，每年招收大约 70 到 100 万 14 岁以下的孩子。
不同课程会对应不同等级，对泳姿、速度、距离等各方面均有要求，当教练觉得你掌握该级别的技能后会对你进行测试，通过测试即可升级到下一等级课程。
到这里还只是一种国民运动，水平只能说“普通“，但这为接下来的游泳俱乐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游泳学校毕业之后的更高阶、更偏向于竞技与专业训练的游泳俱乐部，才是澳洲游泳强大的精髓所在。
澳大利亚人想继续提高泳技特别是走职业路线，就一定要在游泳俱乐部进行注册。俱乐部是进行游泳运动的专业组织，由各州游泳协会管辖，最高权威机构是澳大利亚游泳协会。
注册后就能获得一个带有孩子和家长编号的档案，记录选手各种游泳数据。当个人数据达到要求的标准时间，就能参加比赛了。
俱乐部会根据训练成绩对运动员分级，不同等级的运动员可以对应参加州或全国不同年龄组的比赛，选手需要跟随教练训练，在水平对应的比赛中磨练提升。
有位华人妈妈在新足迹论坛里写道，早上 4:10 起床送孩子去俱乐部训练 2 小时，训练完在车上吃早餐，之后再送孩子去学校。每周训练 8-9 次，风雨无阻。
除了巨大的精力，父母还需要投入金钱也非常可观，包括每年的俱乐部会费，还有训练费、项目报名费，制服、比赛泳衣等服装费，还有参加比赛的机票和酒店费用。
如果孩子想走体育路线，父母就要一直出钱培养。这与国内到达一定水平后由国家培养的体制有所不同。
这位妈妈同时提到，俱乐部游泳队里很多孩子只是兴趣使然，并不一定走职业路线，有的想当兽医，有的想当专业推拿师，有的想当医生，只有个别千里挑一的会走上专业游泳道路。除了出钱，父母还得妥善安排孩子的训练和学习，不能荒废学业。
上个月因拒绝与孙杨同台领奖的霍顿，从 10 岁开始在俱乐部接受专业训练，16 岁时首次代表澳大利亚参加 2012 年青少年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此后在世界级比赛上崭露头角。
但一直到 2014 年也就是 18 岁时，他才结束在考菲尔德文法学校的学业，成为职业运动员。考菲尔德文法学校历史悠久，提供幼儿园至十二年级的课程，是澳大利亚顶尖私立学校之一。
而相比之下，中国游泳队的训练方式就更偏向于举国体制式的选拔了，相对于澳大利亚缺少了市场化和职业化。
以孙杨为例，1997 年，罗雪娟师姐、教练朱颖到孙杨所在的幼儿园选材，身高腿长的孙杨被选上，遂邀请他到陈经纶体育学校学习游泳。
2003 年，孙杨进入浙江省游泳队，师从朱志根教练，开始专业运动员生涯。这时，他也才 13 岁，正是小学快毕业的年纪。
浙江游泳也是中国游泳运动员培养轨迹的典型反映。
陈经纶体校有 9 个主教练，每个主教练手底下有助理教练和帮教，组成一个 6 人团队，再加上 5-13 岁各年龄段的学员，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为中国游泳队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
每年春天，教练就会去杭州各大幼儿园和小学（仅限一年级），选择适合游泳的“好苗子”。这样选出来的孩子，大约有 800 个，之后经过层层筛选，剩下大约 150 名孩子，真正成为陈经纶游泳队的一份子。
但真正能进省队走专业运动员路线的学生最多 10%，他们之后就由国家接手，但同样基本上相当于暂时放弃学业了。从整体上看，国内运动员需要在初中阶段就做出学业和职业的选择，当然大部分出成绩的运动员可以凭借“优秀运动员免试攻读大学”计划进入顶尖大学，甚至成为硕士、博士。
到了这步，其实国内运动员和国外差距还不是很大，正如前面张琳的例。只有到了个人和国内训练环境的极限，澳洲游泳市场化和职业化带来的优势才会凸显出来，澳洲游泳相当于国内的奥数训练了，越到高水平才越能体现出实力。
全民基础加俱乐部竞技模式为澳大利亚游泳摸索出了一套训练和选手培养的方法论。
曾跟随刘子歌去澳大利亚迈阿密俱乐部训练的体育记者陈甜甜讲了自己的见闻。丹尼斯教练的训练手段和国内很不一样。中国传统训练以有氧为主，偏向基础力量训练，缺乏科学的矫正和数据跟踪。而澳洲教练的方式是高强度、短距离，训练手段和设备非常多元，也很细致。
俱乐部模式首先能够让运动员规律地进行比赛，帮助他们在实战中进行提升。除了地区、州、全国性比赛，运动员们还会与美国和环太平洋地区选手进行对抗赛，更有利于提升技术水平。
同时，教练非常重视比赛经验的总结与积累。他们会围绕比赛而不是训练制定计划，还需要给出正确的训练量，保证运动员在任何时间、地点、条件下都能发挥出最快速度，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
在张琳赴澳后，特别是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游泳队开始在澳洲黄金海岸等地进行多批次、高投入训练。从 2007 年至今中国游泳队所有奥运冠军刘子歌、孙杨和叶诗文，都经历过澳大利亚训练模式，还有其他队员在多个项目实现零突破获得奖牌。而顶尖的澳大利亚教练以及专业人士一直都是世界各国游泳队争着要的人才。
截然不同却异常有效的澳洲游泳训练模式不仅是中国游泳队的“外挂”，分布在黄金海岸的一百多家游泳俱乐部常年驻扎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泳运动员。
虽然中国以及其它运动员赴澳集训给当地带来了经济效益，但他们成绩的提升让澳大利亚人感到担忧。于是澳大利亚泳协从 08 奥运后没几年就开始试图阻止外国运动员和澳大利亚游泳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
2014 年，澳大利亚泳协推出 “领奖台计划” ，与十多家顶级俱乐部外加高水平教练签订了协议，用奖金等补助方式进行补偿，让外国人不得使用领奖台计划协议内的设施与人力资源。同时，针对孙杨的禁药事件，又提出了任何 “有过药检阳性史” 的运动员都不可使用计划内的设施。
这让孙杨着实不爽过一段时间，禁药分布不仅让他领到了三个月禁赛，还曾经与教练分道扬镳，即使在禁赛期满之后赴澳训练也不得不和澳洲媒体以及泳协玩捉迷藏的游戏。
所以这次的孙霍恩怨，表面上看是孙杨砸血样事件给自己惹来的质疑，其实还是澳洲人对于泳池 “养狼计划” 心存怨念，即使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养狼计划是意料之外的。
同为国民运动，中国乒乓球在世界范围内可算独孤求败。北京奥运会之后，新任乒协主席蔡振华提出“养狼计划”，让更多教练和球员出国交流或让外国选手来中国训练，除了少部分不能公开的机密，其他全部共享。
从 2018 年日本公开赛男女乒不敌日本选手情况来看，“狼”确实来了，也带来了一些争议，但最终中国乒乓仍然是世界第一。
也许禁止给对手提供帮助的确能一定程度地扼制对方成长，但从长远看并不高明。只有提升对手的实力，才更能倒逼自己进步。对于竞技体育，没有人能一直是赢家，也没有人能不经过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就取得成功。霍顿拒绝上台与孙杨和合影未免太情绪化太小家子气，既否定了别人的付出，也否定了自己的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