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果 成都报道
截至目前，2019年珠穆朗玛峰的春季登山活动已经有11名登山者遇难。但这座世界最高海拔的山峰，依然令众多登山爱好者神往。
攀登珠穆朗玛峰，除了必须拥有7500米以上的登顶资格认证、以及更加丰富的技术型雪山攀登能力外，逐年增长的攀登费用亦是众多登山者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位于尼泊尔境内的珠峰南坡攀登费用，已经从2016年的4万美元/人，上涨至2019年的4.59万美元/人，约合人民币31.78万/人。而在位于中国境内的珠峰北坡，一家西藏专业登山公司对记者的报价接近46万元/人。
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选择从珠峰的哪一侧攀登，上述的报价仅仅是“团队费用”，而另将有数万元的费用需要攀登者自行支付。
“走在珠峰的每一步，都是钱”，一位在2016年攀登珠峰的中国登山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珠峰登山费同比增21%
不同国家的登山公司，费用都不一样。
记者采访了解到，最便宜的公司为尼泊尔当地登山公司，部分小型登山公司的团队费用在3-4万美元/人。但近几年出现的一个现象是，一些登山公司以低价吸引登山者，而使用的登山关键设备，如氧气瓶等都是从当地旧货市场淘来的次品，对于登山者的安全保障造成了很大的隐患。
而中国公司和其他国家的登山公司，其团队费用则在中位数，从4万-6万美元/人不等；欧洲公司的费用最昂贵，其团费报价在6-8万美元，而如果客户有特殊的要求以及指定的高山协作，则价格会更高，“他们使用的是最有攀登经验的欧美向导，此外后勤保障方面亦颇有特色，有一种说法是喝着香槟和咖啡登珠峰”，一位山友如此形容。
“即使是在高山协作（夏尔巴）报价体系中，其不同经验的协作亦有不同的价格，2018年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夏尔巴向导，其费用就高达2.5万美元”，啸云探险董事长、江西省登山队队长韩啸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韩啸认为，近几年攀登珠峰价格上涨，主要是对珠峰环保要求的上涨、人工费用以及协作的价格上涨。
“协作方面，主要是2014年珠峰南坡冰崩导致了16名夏尔巴向导罹难，此后他们为了自身安全着想，通过提高服务费用的方式，购买更好的装备，以保障自身安全。”他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位于中国境内的珠峰北坡攀登价格，从去年的38万飙升到今年的46万，价格过高的上涨，导致部分中国登山者转移至尼泊尔境内，这也间接推动了今年珠峰南坡攀登价格的上涨。
除了固定的团费，攀登珠峰还包括自理费用。
在攀登前期，主要是个人的装备费用，以及国内往返尼泊尔的交通食宿费，个人保险通常不包含在其中，“前后约两个月的时间，个人的保险费用约在3000-6000元人民币”，韩啸表示。
在大本营如果想上网，费用为人民币300元一个G的流量，且网速往往不能得到保证。
在攀登过程中没有网络服务，跟外界联系主要通过卫星电话。由于部分地段与中国接近，因此在珠峰南坡的攀登过程中，也可以使用国内的服务商，海事卫星费用为1.8元/分钟。而如果选择国际服务商，如铱星的费用在一分钟7-8元人民币。
此外一项必要的个人花费是，给夏尔巴的小费（登顶奖金），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是，不管登顶与否，通常都需要给夏尔巴1500美元左右的小费。
第四方面，则是给留守大本营的后勤团队的小费。在大本营，有服务生、厨师、背夫，攀登者需要支付300美元的小费。
“很多攀登珠峰的人告诉我，能活着回来，是给再多钱都愿意的，因为当你真正在珠峰身处险境的时候，你可能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一罐氧气”，一位山友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全链条70万保底
而在攀登珠峰前，登山者通常有5000-6000-7000-8000米的完整进阶路线。5000米级别的选择山峰众多，其费用在2000-5000元人民币；6000米级别的山峰中，如果选择玉珠峰，则报价在1万元人民币；7000米级别的则有慕士塔格峰，其费用约4万人民币；而8000米级别的山峰，其包括希夏邦马、洛子峰等，其价格飙升至15-20万人民币。
这意味着，在攀登珠峰前，登山者完成一系列“进阶”所产生的费用总计将接近30万元人民币，而再加上攀登珠峰的费用，一名登山者至少将花费70万人民币左右。
由于价格的快速上涨，部分攀登者会以接受赞助的方式分担部分费用。攀登者安华在2016年登顶珠峰，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即使是在有部分赞助费用的同时，他自身的花费也达到了5万元。
“而当你用了好几年，花费了几十万，终于站在珠峰上时，你会发现，向上走的每一步都是钱铺出来的。在珠峰南侧大本营的每一项活动，都有明码实价的费用”，在2014年攀登珠峰的另一位山友大鹏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如在攀登者到达前，有着“冰川医生”之称的修路工，会进行各个营地固定横梯和路绳修路的工作，因此在团费中，一个“明码实价”的支付费用是600美元/人的“冰川医生”修路费用。
而从3号营地至登顶的路段，则每年由几家大型的攀登公司轮流开路，其他公司或个人攀登者则需要为此缴纳500美元/人的开路费。此外，要获得登山过程中的气象服务，亦需要收费。
有部分登山公司给出了详细的额外费用清单。其中，在保证攀登者和夏尔巴1：1的情况下，如果攀登者需要更多的夏尔巴协作，则每增加一名夏尔巴的费用是8000美元/人。而每增加一瓶氧气，则费用为550美元（仅为大本营价格），额外增加的氧气面具的租金为350美元/套。
海拔8000米“大拥堵”
对于尼泊尔政府而言，最直接的收益来自登山许可证的收入。气象条件最好的春季攀登季，每位攀登者的费用为1.1万美元，而在夏季或秋冬季，则价格下降一半多。若按照2019年春季的381人计算，尼泊尔政府在此方面的收益为419.1万美元。
氧气是攀登珠峰过程中，生命的最关键保障。
尽管在高昂的团费中已经包含了4-6瓶氧气的费用，但如果登山者有特殊情况需要吸氧，则有另外一套报价体系。如在大本营的一瓶4-5升的氧气为500美元，在8000米以上的高度，则价格增长到1000美元一瓶。
“但在这样的高度，很可能再有钱，也买不到氧气”，韩啸说，“这主要取决于备用氧气的数量”。
在直升机救援方面，7790米的C2营地的救援费用是7000美元一架飞机，如果多人使用则费用平摊。
如果到了8300米的C3突进营地，则费用更高，但很多情况下由于C3营地气候恶劣，直升机很难到达此高度展开营救。
值得一提的是，在最初报名前，攀登者需要递交系列的清单，其中，“留言或遗嘱”为“必须提交”的项目。
对于今年的遇难人数，韩啸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今年381人注册，仅比2018年多了10多人，但是遇难人数从去年的5人增长到11人，这么多的遇难人数让我们有点措手不及”。
韩啸认为，登山人数多是此次因“堵车”造成多名登山者遇难的因素之一。
他回忆说，去年攀登珠峰时，自己在登顶路上遭遇了三次“堵车”，总共停留时间超过5小时。“堵车会造成体能下降，以及氧气的不必要消耗，以及信心的下降，这都有可能造成各种意外。”
此外，韩啸认为登山者缺乏相应的攀登能力是关键因素之一。“尼泊尔对于攀登者资格的审核不严。虽然尼泊尔有规定攀登8000米以上的高山，需要有7500米的登顶证书，但尼泊尔往往在收取审核费用后，并没有严格执行，因此很多不具备高海拔攀登经验和体能要求的登山者亦充斥其中。”
再有就是登山公司的组织水平。“今年珠峰登顶的第一个窗口期是在5月16-18日，当时我们合作的尼泊尔登山公司，其创始人有多次成功登顶的经验，因此敢于让我们的队伍第一批向珠峰进发”，韩啸说，“而大量的队伍在冲顶时间放在了第二个窗口期，即20-22日前后，认为该窗口期的好天气更长，更适宜于冲顶，导致了大量的队伍在这个时间段集中出发，也最终导致了珠峰冲顶阶段的‘堵车’情况发生。”
珠峰"堵车"亲历者:看着他快死了 我却没办法救他
在8000米的“死亡地带”，无氧攀登者穆萨被“堵”了2个半小时。
路很窄，一面是悬崖，一面是冰坡。在100多人的队伍里，他进退两难。大风、缺氧、吸入零下40度的冷空气，他浑身颤抖，只能通过跺脚、攥拳、拍手等动作维持体温。“再堵一会，我肯定性命不保”。危机时刻，穆萨不得不找缝隙，不断地超过登山者，最终，艰难登顶。
穆萨是“2019十四座珠峰(南坡)登山队”的队长，2017年他历尽千辛万苦第一次登顶珠峰。
今年是他第二次攀登珠峰，但这一次并不轻松。
据尼泊尔政府部门的统计，由于等候时间过长，消耗体力过多，加之高寒和缺氧，2019年已有14人死亡，另有3人失踪。其中，仅5月23日一天就有3人丧生。
珠峰出现堵车
川藏队的向导苏拉王平介绍，2019年一共有381位登山者获得攀登许可，加上夏尔巴向导和一些后勤人员，估计攀登珠峰的有一千人以上。因为窗口期较短，登山者在5月22日和23日集中冲顶，造成前所未有的“大堵车”。
以下是亲历者穆萨和苏拉王平自述：
穆萨44岁
民间登山爱好者
“再堵一会，我肯定性命不保”
珠峰的商业攀登一般有两条固定线路：一条是从尼泊尔进入的南坡线路，另一条是从西藏进入的北坡路线。我两次登珠峰都是走南坡，2017年是有氧攀登，今年是无氧、无协助攀登。
4月11日，我从昆明出发到加德满都，4月13日开始徒步进入珠峰南坡大本营，用了7天时间，然后在大本营进行一些列适应训练，一直到5月18日才开始正式冲顶。
今年登珠峰的人比往年多一些，在尼泊尔注册登记的有381人，加上夏尔巴向导和一些后勤人员，大本营的人数有一千人以上。我们队有11人，有两位女士因为身体不适应，提前下撤到加德满都，只有9人冲顶。
珠峰出现堵车，在最后的希拉里台阶
5月21日傍晚，从4号营地出发冲顶前，我看到时速40公里的强风让很多人站立不稳，我用对讲机呼叫领队，讲了最后的遗言：如果我不行了，下不来的话，麻烦他跟我老婆解释一下。因为无氧状态下身体容易累，而且会很冷，所以风险就更高。
我在5月22日早上4点10分左右到达南峰顶，准备经过希拉里台阶。希拉里台阶是登顶最后的一段路，海拔8790米，一侧是冰坡，一侧是悬崖，路宽40公分左右，只能一人通过。如果不拥堵，我再用20分钟就能登顶，但是那天，前面大概排了100多人，我走了2个半小时才登顶。
排队刚开始还好，因为我不使用氧气，就不用担心耗费氧气。别的人都很着急，不停地看氧气，把氧气的刻度调小，簇拥着往前挪动。但是时间一长，我的麻烦出现了。海拔高，风大，没有氧气，我需要直接吸入零下40度左右的空气，冷的全身颤抖。
为了不让自己失温，我不能站着不动。我不停地动脚趾、动手指、跺脚、攥拳、拍手，甩手……我当时想如果再堵一会，我肯定会失温，性命不保。后来，看到缝隙，我就往前面钻，看到有人走不动，我就超过去，最终才慢慢爬了上去。
穆萨登顶珠峰。
到顶的时候，有位朋友给我录了视频，还问了问题，但是我已经没有力气了，甚至出现了幻觉，根本听不到。我在顶上休息了一会，才好一点。我在峰顶待了接近20分钟，看着登顶的人从包里拿出各种旗子合照，他们没有太多力气兴奋，完成一系列动作，也就下山了。
“看着他快死了，我没办法救他”
我下去的时候才知道今年登山伤亡严重。其中，去世的一个印度人曾经经常来我们营地串门，有一次还从我这拷了很多电影，没想到上去了就没下来。我还听说，一个美国人很强，他已经完成了7+2(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极徒步)，亚洲的珠峰是最后一座，但没想到在南峰出现幻觉，自己跳下了山崖。
新闻上说珠峰“堵车”死了很多人，其实不准确。大部分原因是缺氧，高山经验不足造成的滑坠，或者身体的某种疾病在高海拔地区诱发。登珠峰每年都有死亡。2017年，我在攀登的路上遇到三个遇难者。其中一个登山者，我看着他快死了，他已经出现了幻觉，丢掉帽子、手套和氧气瓶，衣服敞开着，坐在地上。我没有办法救他，只能从他身边走过。
攀登珠峰
下山时，我发现他已经死了。太残酷了，今年登山的时候我还特意去找了一下他的遗体，发现没有了，可能是他的家属出钱，遗体被运下去了。
登山圈中，在8000米以上有一条潜规则：见到需要帮助的人，先得自己保命，一般不会救别人。因为你给氧气给他，你自己会死掉，你给他食物，也只是让他多受几个小时的罪，结果一样。
他们的遗体经常就在路上，成为一个个触目惊心的“路标”，你必须跨过他们继续前进，否则只能往回走。2018年我登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当时一个女登山者的遗体就坐在路线上，她已经死了很多年，衣服、装备、冰爪都还是最初的样子。要往前走，必须从她的头上跨过，我们同行的女队员都吓哭了，最后好不容易才通过。
登山以来，我有一个习惯。在营地里，我一般不会和别的登山者聊太多，因为我怕聊太多，没准哪天不在了，成为自己的一块心病。
穆萨在珠峰顶
有人经常问我，为什么冒险登珠峰，而且进行无氧攀登。其实攀登珠峰是每一个攀登者心中的梦，2017年我圆了自己的梦。但我也发现自己有能力做的更好，所以才开始做了攀登队长，开始无氧攀登。为了能够帮助别人完成梦想，也希望能够为中国登山做一点儿贡献，留一点东西。
苏拉王平40岁 专业登山向导
“窗口期很短，大家没有退路”
4月8日，我们队一行15人从成都出发，包括8名队员和7名川藏队向导。到达加德满都又给每个队员安排了一位夏尔巴，基本所有去登珠峰的人都会找当地的夏尔巴人当向导，他们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长年从事这个工作。
我们4月10日徒步进入南坡大本营，在大本营进行了两次拉练。拉练结束后，我们就开始等天气，等窗口期，整整等了11天。今年天气非常特殊，孟加拉湾形成一个气旋，这个气旋路过喜马拉雅山脉时，打乱了这里的气候。我们每天看天气预报，每天都是坏天气，非常难熬。因为在大本营等了太长时间，有的队甚至撤回了加德满都。
苏拉王平登顶珠峰
5月12日，第一个小窗口期来了，一共持续了5天。但时间太短了，夏尔巴们得抓紧这段时间，先往4号营地运送物资，把氧气、食物、帐篷等背上去，还得把剩下没修的路修好。如果等夏尔巴做好所有事情，回大本营接队员，第一个窗口期肯定过了。
当时大家都不知道第二个窗口期什么时候到来。因为我们队情况特殊，除了8个夏尔巴向导，还有7个经验丰富的向导，所以我们决定，抢第一个窗口期，冒险出发。我们向导先带队员往上走，去和夏尔巴向导汇合。我们甚至做了准备，如果最后一段路没有修通，我们就自己去修路。
到四号营地碰到修路回来的夏尔巴，他们称路已经修通了，我们心里就有底了。5月15日，我们全部队员顺利登顶，成为2019年第一支登顶的商业队，也就成功的避免了“大堵车”。
等我们回到大本营，很多队伍才开始出发。我一看天气预报，发现麻烦了，第二个窗口期也很短，大家都集中在22号、23号登顶肯定会拥堵。但是没办法，如果错过这两天就只能等第二年，大家没有退路。
“我出双倍的钱，能不能保证登上去”
我们川藏队今年第一次组织攀登珠峰，以前主要组织5000米、6000米、7000米的高海拔登山运动。中国民间登山的发展差不多20年，我们成立于2003年，基本见证了中国民间登山的发展。
苏拉王平和团队
这几年，我明显的感觉到每年客户都在增长，户外运动的市场也越来越大。今年在南坡登珠峰的中国人有68人，加上北坡的12人，一共达到80人。想想10年前，每年最多10多人登上珠峰，那时基本都从北坡攀登，很少有人出国到南坡登山。
这些年，我们接待了成千上万的登山者，他们年龄主要在40岁到50岁之间，来自各行各业，共同的特点是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他们有的是企业老板，有的是公司高管。如果一年没有100万收入，基本很难维持登山运动，因为能够达到登珠峰的水平，必须有三五年的成长计划，至少得登5、6座雪山，而这些都需要时间，需要钱。
以前经常有人给我打电话：“我想过来登山，你们能不能保证让我登上去，我可以多请几个向导，并出双倍的钱。”网上有一种说法，只要出钱，夏尔巴人就能给你抬上珠峰，其实如果没有登山的能力，我们也不敢接这样的客户。
今年“大堵车”有一种说法是登山者的专业水平不够，我觉得这也是登山人群膨胀的必然后果。这些年登山我发现一个细节，夏尔巴人似乎更喜欢和来自欧美的登山者合作，他们觉得对方专业能力更好，而我们的队员简单的技术动作也不熟练，头盔要帮着戴，冰爪要帮着戴，有些地方别人一分钟就能过去，但我们的队员要十分钟。
珠峰
在路上，我亲眼看到，有的夏尔巴人到危险的地方就自己先跑了，到前面安全的地方再等客户。我回头一想也对，他等你10分钟就增加10分钟的危险。
我发现这些登山者，有的很单纯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一个目标，但也有部分是想用登珠峰的经历去做文章，给自己的事业和工作带来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