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之旅，结束了。
当他与大力神杯的再次失之交臂，一种李广难封的悲怆感，就成了卡塔尔世界杯的主旋律，坐实了诸神黄昏的寓言。
然而，除了这件事以外，还有些人比他们更伤心：
那就是以色列的记者们。
欺负以色列记者，是本届世界杯出现的独特文化现象。
冷暴力——忽视，是最常见的一种态度。
一条5秒时长的视频，在推特上斩获了千万次的播放：来自以色列电视记者，在赛场外试图与一名戴着日本头巾的女球迷交谈，但当该女子得知采访她来自以色列，脸色大变，并立刻挥手离开。
上面以色列记者的遭遇，并不是孤例。
在受访前，无论球迷笑得有多热情，但当听见以色列之后都会立刻变脸，转身离开。因为相关案例实在太多，国内外媒体都纷纷报道了这一离奇现象。
由于工作实在难以开展，以色列的新闻媒体从业者只能选择撒谎。
图片来源：视频号@参考消息
“在卡塔尔，如果我说我是以色列媒体人，就没人搭理我，为了工作（就是想找球迷简单聊聊对这届世界杯各支球队的看法）我只能谎称自己是厄瓜多尔记者。”
因为在卡塔尔世界杯期间的工作经历，实在是太过憋屈，以色列记者 Raz Shechnik 在11月26日的凌晨连发12推文，控诉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敌意。
图片来源：Twitter@Raz Shechnik
Raz Shechnik 的控诉，非但没有换来同情，反而引发了更多人的攻击。
在体育场外，谎称自己是厄瓜多尔记者的Shechnik被人认了出来，并被语言羞辱，攻击他的人声称卡塔尔不欢迎以色列人，每个人都恨这个国家，他该赶紧滚蛋。
面对攻击，Shechnik说：“以色列将永远存在，我们将永远生存下去。”留下狠话后，以色列记者在讥笑仓皇逃走，就像是咸亨酒店的孔乙己。
以色列足坛名宿Eli Ohana也遇见了相似的事。
在搭便车时，以色列人的身份一度让场面变得十分尴尬，直到他改口说自己是来自葡萄牙的记者，才免于被卡塔尔警察丢下车的命运。
当 Ohana 第一次告诉卡塔尔警察他来自以色列时，
警察严肃地说：“你确定你是以色列人吗？还是在开玩笑？”，
Ohana 改口他在开玩笑，他来自葡萄牙。
随后，警察说：“如果你是以色列人，我就会给你扔路边，然后回去。”
Eli Ohana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前锋，
被球迷称为“国王”。
无视以色列记者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巴以问题，觉得以色列是强盗，欺负了巴勒斯坦人。
因此，除了无视以外，更多的球迷选择戏耍以色列记者。
比如一个埃及小伙假意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然后当以色列记者将其称呼为兄弟的时候，哥们对着镜头来了一句：“Viva Palestine——巴勒斯坦万岁。”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球迷甚至开始了对以色列媒体的“围剿”行动。
只要是发现以色列媒体在当地工作，他们就会蜂拥而至，跑到镜头前面举起巴勒斯坦的旗帜作为直播背景板，搞的以色列记者都快干不下去了。
面对这种状况，愤怒的以色列记者开始在社交平台上抨击居民的“反犹”行为。
比如那个假装委内瑞拉记者的Raz Shechnik，就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愤怒地表示：
“我原来觉得人们都是友好的，但他们却告诉我，我不是人，这让我感觉所有人都想从地图上抹去以色列，犹太人该团结起来了！”
然而，他激昂的说法更像是一次无能狂怒，因为整个世界杯赛场里都飘扬着巴勒斯坦的旗帜。
以色列一家报纸认为卡塔尔世界杯是一届“对以色列充满仇恨”的世界杯
与场外以色列记者窘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场内飘扬的巴勒斯坦旗帜。
在突尼斯对阵澳大利亚的小组赛阶段，看台上的球迷在比赛进行到第48分钟时，展开了一面巨大的巴勒斯坦旗帜。
自此开始，巴勒斯坦的元素在赛场内就开始频繁出现。
卡塔尔的小贩在做生意的时候，会附赠巴勒斯坦的小旗；球迷在看台上不但会挥舞着它们，而且还会播放巴勒斯坦民歌“Ali Al-Keffiyeh（举起你的头巾）”。
甚至在摩洛哥爆冷击败西班牙，球员庆祝胜利的时候，第一时间举起的不是自己国家的国旗，而是它们的旗帜。
在法国对阵突尼斯的比赛中，一位怀抱巴勒斯坦旗帜冲进赛场的球迷，在场上接连表演空翻，他的出现中断了比赛，但却成了英雄的号角。
看台上的阿拉伯球迷受其感染，高呼：“Falastin，Falastin！（阿拉伯语中巴勒斯坦的发音）”
高举巴勒斯坦旗帜，表达支持的声音，并不仅仅独属于阿拉伯人。
一位英国球迷也在采访时，用流利的阿拉伯语表达了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
而之所以巴勒斯坦会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受瞩目的元素，一个原因在于这是历史上首次在阿拉伯国家举办世界杯，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代表着对以色列侵占约旦河西岸以及种族隔离政策的抵抗。
境遇迥异，以色列记者更委屈。
在论战中，他们搬出了特朗普在任期间推动的重要外交遗产——《亚伯拉罕协议》（2020年9月到12月，以色列先后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四个阿拉伯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试图说服捣乱的阿拉伯人沟通：贵国政府都跟我们关系正常了，你们干啥还老欺负我们啊。
这种论调却遭到了阿拉伯记者 Sheren Falah Saab 的反对：“以色列记者总在抱怨他们在卡塔尔受到的委屈，但我建议你应该回到以色列，陪伴一天阿拉伯记者，好好感受一下。”
6个月前，巴勒斯坦裔美国女记者Shireen Abu Akleh在报道以色列军队对杰宁难民营的突袭时，脸部中弹身亡。
虽然目前仍然无法证明她的死亡，是不是以色列军队的有意为之，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不是巴勒斯坦记者的第一次遇袭。
据巴勒斯坦记者联合会（PJS）的一份报告披露，其中自2000年以来，约有50名巴勒斯坦记者被杀，而过去两年里就有6名记者在被占领地区被杀。
另一项来自记者无国界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报告现实：自2018年，约有144名巴勒斯坦记者，遭到了以色列军警发射的实弹、橡胶子弹、眩晕手榴弹或催泪瓦斯的攻击。
基于这些现实，阿拉伯人指责以色列记者的虚伪，称他们忽视了自己侵占他人领土和对巴勒斯坦人的不公正待遇的事实。
半岛电视台为Shireen Abu Akleh发布的讣告，其中摘录了一条她生前说过的话：
“我选择通过做新闻来接近人民。改变现实可能并不容易。
但至少我可以把他们的声音带给世界。”
当以色列陷入舆论漩涡之中时，巴勒斯坦人却从中获得了一种豪迈的胜利感。
在2022年11月30日，巴勒斯坦驻联合国代表里亚德·曼苏尔，就在联合国总部表示：“这届世界杯的赢家已经诞生了，那就是巴勒斯坦。”
单看上面的故事， 你或许觉得这是巴勒斯坦自由战士们对霸权的一次漂亮反击。
但事实真会如此美好吗？巴勒斯坦问题真的会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演变吗？
我很怀疑。
在很多评论家看来，以色列记者在卡塔尔的遭遇，是《亚伯拉罕条约》的失败，是阿拉伯人的大团结。
正因此，这次世界杯赛场上的巴勒斯坦元素，成了一种追逐自由的象征，受到了网民广泛的关注与共情。
但在赛场之外，事情并没有向有利于巴勒斯坦的方向前进。
位于伯利恒段的巴勒斯坦隔离墙，旁边是涂鸦艺术家Banksy投资的围墙酒店
在那份以闪米特人共同祖先亚伯拉罕命名的协议的推动下，以色列先后与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承认彼此政权的合法性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实现了从阿拉伯世界中外交突围的事实。
但在这份协议中，一直被视为阿拉伯国家和解前提的“阿以问题”却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关注，阿联酋政府只是含糊地“敦促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尽快返回谈判桌”。
这一协议，被部分评论家视为阿拉伯国家外交政策的转向，标志着他们向更加务实的方向转向——此前，为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原住民争取领土和主权独立，曾是阿拉伯国家的统一共识。
但在今年3月27日，在阿拉伯国家声援巴勒斯坦的贝鲁特峰会的整整20年后，阿联酋、埃及、摩洛哥、巴林与以色列的外长和美国国务卿一起开了个六国峰会，但这次探讨的不再是巴勒斯坦的问题，而是中东安全的新局势。
但对这种变化，政治学者Marwan Bishara在半岛电视台的文章中写道：“那些阿拉伯外长跑到了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的故居，品尝着叙利亚戈兰高地（现为以色列控制）的牛肉，并没有任何心痛的表现。”
在这样的顶层设计中，无论巴勒斯坦人接受与否，世界杯赛场上的支持除了感动以外，可能并不能在短期的现实中改变什么。
至少在目前以色列压倒性的国家力量面前，巴勒斯坦的现状尽在他们的掌握之下。
世界杯赛场外的巴勒斯坦支持者
在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当地人总会向你宣讲巴勒斯坦人的凶狠，声称他们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压制是为了国家安全而不得已的安全政策、告诉旅客巴勒斯坦人就会在国际社会面前装可怜……但却从不会解释这些巴勒斯坦人又何以至此。
1987年，一辆犹太人的卡车闯入加沙的加伯利亚难民营，故意压死4名巴勒斯坦人，点燃了巴勒斯坦人的怒火，他们因此发动了第一次“Intifada - 起义”以罢工、拒绝纳税、破坏公共设施等方式宣泄对占领者的仇恨，这场长达5年零9个月的对抗史称“巴勒斯坦大起义”。
在2000年戴维营谈判失败后，长达4年零3个月的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开始，这次冲突直接造成了：以色列的隔离墙计划、火箭弹常态袭击以及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长期执政，相较于工党，该政党对巴勒斯坦人的态度更加强硬。
2003年巴勒斯坦儿童正向以色列安全部队的坦克丢石头
没有公平正义就永远不会有和平。
面对政治局势此消彼长和更加扑朔迷离的巴勒斯坦局势，我们可能忘了曾经这里距离和平只有一步之遥。
面对愈演愈烈的巴以冲突，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曾经试图通过《奥斯陆协定》实现和平。
在谈判时期，拉宾治下的以色列显示出了强者的宽容，而同时期的巴勒斯坦露出了弱者的耐心，正是这些品质让人们觉得中东和平近在眼前。
但这一愿望随着以色列右翼分子的枪声而宣告破灭，在整理拉宾遗物的时候，人们发现了他怀中被鲜血浸透的《和平之歌》的歌词。
那首歌里，有段歌词是这么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