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中国足球，在春节假期上演了一组编剧都写不出来的神剧本。
一边是中国男足在大年初一非常“光荣”地将添堵技能发挥到极致，一场对阵越南的历史性惨败再次将足球问题推到了社会关注的风口，而此前腊月廿五男足已经面对日本败下阵来。
另一边在印度举行的亚洲杯上，十分巧合的是，中国女足同样连续面对了越南和日本这两个对手，均凭借顽强的斗志逆转获胜，并在决赛中再次上演逆转好戏，战胜韩国登顶亚洲，替男足提上了被扒下的底裤。
肖裕仪补时阶段绝杀韩国队
女足两球落后完成3-2大逆转
这对比未免太过直接和强烈，不仅是战果，同样是“国足”，在场上表现的精神面貌更是天壤之别。
说穿了，缺乏意志品质的人，总是让人瞧不起的。男足队员们一个个挣着千万年薪，开着百万豪车，踢着倒找钱都觉得冤枉的足球，被骂着实不冤。他们的表现，就是一个词，拉胯。
这是中国男足自2002年连续五次冲击世界杯失败，但最可怕的不在于这个结果，而是过去多少还能让人有点念想有点希望，而今却似乎看不出任何前景，无论现状，还是未来。
很多球迷直观地抱怨，为什么7亿人挑不出11个会踢球的。这话听起来很有反差和对比的效果，因此成为了嘲讽中国男足的标准用语。
其实也不怪球迷这么想
日本著名的足球漫画《足球小将》
就有上面这一幕
但是这11头（划掉）个球员，真的是从好几亿人里挑出来的吗？
并不是。
这11个球员，事实上是从8000个人里挑出来的。因为目前中国的各年龄段注册男足球员数量，就只有8000人……
这是个什么概念，人口只有32万的北欧小国冰岛，注册球员都超过2万人。我国足球人口之贫瘠，青训工作之不力，竟是如此令人发指。
是什么让中国足球陷入这样的困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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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拨回30年前的1992年6月的北京红山口，一场决定中国足球命运的会议召开了。
改革是这场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的主题。时任体委主任伍绍祖和足协主席袁伟民在会上强调要把足球改革作为体育工作改革的突破口，而足球改革的方向则是协会实体化和联赛职业化。
须知，1992年的中国，姓社姓资的争论余波未平，可以说伍绍祖和袁伟民这个时候提出足球职业化改革，胆子已经很大了。
没想到的是，与会的高级别领导的胆子，比体育主管官员还大，在讲话中直接提出要让足球体制改革争取一步到位，建立职业俱乐部体制，主要以转播权、广告、门票、彩票、转会费等养活自己。
于是，红山口会议彻底为足球的市场化改革定下基调。
青训的市场化改革也同时开始了，业余体校的足球队被取消，各地纷纷办起了市场化的足球学校，希望靠向学员收费和出售球员来维持生存，简称足校。
2012年10月9日，恒大皇马足校迎来了开学典礼，名教头里皮任足校校长，欧洲豪门球队皇马教练团加盟，首期占地1800亩的世界最大规模，以及无数顶级配置的训练、教育设施。
典礼上，意气风发的许家印老板亲手向里皮颁发聘书，当年主流门户网站报道此事的专栏如今还在，当时的标题叫作：世界最大足校是中国的！
许老板说：“恒大作为特大型的企业集团，作为中国足球矢志不渝的投资者，鉴于中国足球落后的状况，我们站在社会责任、公益慈善的角度，投巨资创办足球学校，是作为一项长期的事业来做，是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
2021年9月10日，恒大足校的近百名教职工收到了各个部门的通知，要求他们在开学前一周返校清远，接受遣散协议。协议的内容是在9月15日之前，来学校办理自愿离职手续……
也许我们对长期两个字的理解和许家印老板有些出入，但长期的意思怎么也不该是不到九年。
论迹不论心，在恒大足校开办的那个当口，许老板没准儿真的想把足校搞好呢。
按照相关资料的介绍——学校首期投资11亿元，首期学生规模3150人，设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教职工及教练共435人。
基础教育设施以省一级标准设计，配备3900平方米的小学教学大楼、4400平方米的中学教学大楼、8700平方米的实验大楼、1500平方米的图书馆、3000平方米的体育馆、1800平方米的大礼堂等。
足球专业设施亦是以世界顶级标准配置，拥有6000平方米的全球最大足球中心大楼、2000平方米的国际顶级体能训练中心大楼，以及50块足球训练场。
“要做就做大！只要能为中国青训提高人口基数，为足坛培养出优秀人才，一切巨大的投入都是值得的。”许家印说。
但是这种豪情壮志很快受到了现实的考验。
因为办足校实际上是亏钱的，而且，还不少亏。当时恒大足校是从小学3年级开始招生，班级一直到高三，每个年龄段都有学生，也都有球队。精英班是不用缴费的，待遇比较好。缴费的学生方面，小学3-6年级是每年5万、包吃包住；初中5万5；高中6万。这些钱里还包括装备，一年有十几套衣服，夏季和冬季都在里面。
学校虽然收费，但是实际上处于亏本状态。集团每年要拨款给学校2个亿，其中包括里皮团队的1.2亿，还有8000万是学校本身的亏空。
2018年，恒大足校内部进行核算，如果按照合理的收费标准的话，需要一个学生缴纳8万，才能勉强保持收支平衡，而一旦外教和雇员的工资水平上涨，再考虑到引进球员的成本，每个学生可能需要缴纳30万才能保证足校不亏本。
一开始主管恒大足校的是当过广州体院院长的刘江南，他的办学理念是“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先办学校，然后从学校里找足球人才。
每年亏着大几千万的许老板表示，这速度我可忍不了啊。于是在精英化改革之后，恒大品牌部的领导王亚军于2018年走马上任，主管恒大足校。
恒大足校也在当年进行了转型，只培养有能力的精英生，这些人是全免费的。里面包括从U9开始到U18的俱乐部3队和4队，以及一些女足梯队。
但由于精英化改革，重新理顺外籍教练队伍，外籍教练的人数不减反增，实际支出还增加了。
这下钱亏得更多了。
房地产企业容忍不了这种亏损，为了弥补亏空，王亚军想了不少招。比如，在清退了2000名学生后，空出了很多的宿舍，最后王亚军决定承接暑期夏令营，搞比赛副业。
企业不挣钱，在高管出身的王亚军看来，裁员就不可避免，所以他同时清退了100多名教职工。
结果没想到足球教练血气方刚，一名老师对于解聘方式不服，直接在升旗仪式上往身上倒了汽油，以自焚来要求对话。
最后恒大足校赔了那次所有被辞退的老师N+0的工资……
故事看到这里，任谁也能发觉，轰轰烈烈的恒大足校搞成了一地鸡毛。随着母公司恒大在2021年资金链暴雷，恒大足校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恒大足校只是中国足球青训市场化的一个缩影，中国一度有过5000所足校，然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还有20多家……
但是，这起来又倒掉的5000多家足校，并不是无害的。
在这5000多家足校的建立过程中，中国的业余体校被取消，各级青年队被出售，业余体校和足球传统小学、中学里的教练、苗子都被足校挖走。恒大足校的建立就几乎将广州和梅县的优秀足球教练、体育老师一扫而空。
等到这些足校完蛋，人才发掘、培养体系却不可能再重新建起，本来存在的机制就这样被彻底摧毁。
说到底，青训必然是不挣钱的工作，它需要巨大的投入作保障，而收益却很低，甚至几乎没有。这种相当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决不能交给市场去完成，因为市场配置资源一看这个领域不挣钱，所有的资本就会流向别的地方……
而原有的架构会被市场化腐蚀，原本旨在培养球员的青训体系，将自己的目标变成了盈利，资本的撤离又让它留下的烂摊子没人能收拾，原本的青训体系就彻底为市场化陪了葬。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乌鸦的同代人应该都看过《重案六组》，李诚儒饰演的大曾深入人心。但是这位老哥当年也干过挖中国足球墙脚的事情。
李诚儒当时是个热心支持足球的商人，1996年英格兰队访华比赛时，李成儒和威克瑞集团几位老总一起为中国国家男足悬赏，进一个球给十万。
当然以我们对男足的了解，这钱他们是拿不到的，最终英格兰以3-0大获全胜。
红山口会议之后，尽管北京体委将成年队出售给了国企中信集团，但在青年队的转让问题上却没想明白，最终在1996年将北京青年队卖给了李诚儒担任副总的私企威克瑞集团。
北京威克瑞足球队就此成立，并且报名参加了职业联赛。这支球队可谓人才济济，徐云龙、杨璞、邵佳一日后被称为国安三少，都曾参加2002年的世界杯。队中的陶伟日后则成为了北京国安的冠军核心队长。还有田野、薛申、王安治等人，也都堪称一时之选。
但是1998年，随着投入不济，这么一支出色的球队竟然最终解散，整体架构被北京国安接收。而且，这支青年队的解散，造成与它对接的北京足球青训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北京足球的断层也由此开始。如今的北京国安队中，甚至已经没有什么北京球员。
曾有北京球迷调侃，球队官方语言应该是辽宁话、大连话……
如果说李诚儒小挖一下墙脚说明他不知道足球运动的深浅，最终给足球添了乱，作为球员“富矿”的辽宁那边卖起球队来，可真是风生水起。
辽宁青年队竟两次被整体出售，以此为班底先后成立了南京有有和安徽九方两支中甲球队。南京有有由于陷入了严重的资金短缺，拖欠球员薪水问题而被足协取消了注册资格；安徽九方则因为训练条件问题退出中甲。
由此带来了青训架构崩溃，不知道该找谁要债啊。
结合去年年底的联想风波，看看这中国足球的糊涂账，可以说在足球这个池子里，虽然没有那么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流失，但是人人都有如柳之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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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的支持者也许会反驳：人家欧洲的足球搞得最好，走的不就是职业化市场化的路子？人家的市场化为什么没有摧毁青训，摧毁欧洲足球的根基呢？
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欧洲足球的青训，压根没搞市场化。
客观来说，足球职业化改革的道路无可厚非，在1992年的中国，乃至全世界，市场化已经成了“万能正义”的代名词，而足球要搞职业联赛更是全球共识。2年后的博斯曼法案，更是让欧洲足球职业联赛走上了快车道。
但是，联赛搞职业化、市场化，不等于青训也要搞。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青训是万万不能搞职业化和市场化的。
这个原理，中外没有不同，就是前面说到的——青训是赔本买卖，市场要不起。
《体坛周报》总编骆明的微博
“免费训练”，“活动补助”
你猜这资金会是私人资本出吗
在欧洲，青训的培养更多是依靠学校来完成的。学校的各种运动场地都以兴趣班的形式，在课余时间向学生免费开放，学校的体育老师中有不少是出色的足球教练。
以德国为例，德国青训体系分三类：青训中心（Leistungszentrum）、足协青训点（DFB-Stützpunkt）和俱乐部合作学校（Eliteschule）。
在这三级青训中，只有青训中心是由职业队建立，但是他们并不负责最基础的青训工作。在基层负责铺设青训架构的是俱乐部合作学校与足协青训点。
俱乐部合作学校也称 “足球精英学校”。此类学校最大的优势是——俱乐部青训中心和学校紧密合作，球员可能会在周一的早上接受足球训练，而学校老师将会在下午完成个人辅导。而球员们的训练课有时也会直接在学校里完成，以此节约路上的时间。整个德国得到德国足协认证的俱乐部合作学校共有93个。
“足协青训点”是德国足协在全国设立的，并委派1300多名拥有至少精英级以上教练资质（DFB-Elite-Jugend-Lizenz）的青训教练，每周一次（通常为周一）让极具天赋的孩子们有机会得到更好的训练。
据一位曾在德国学习足球青训的教练说，“足协青训点”相当于中国足协设立足协青训点，北京青训点设立在丰体，委派高洪波、谢峰等教练和精英级别的青训专门教练去指导，让足球尖子生每周一去训练。“足球精英学校”则是委派精英青训教练长期驻在学校，为学生提供指导。
这些学校体育老师和青训教练的工资并不是由市场负责，而是来自于政府的财政。这简直是反市场行为了。
其实，过去我国的青训也异曲同工。
在市场化改革之前，我国的青训也存在类似中小学足球队、业余体校-省市青年队-国家青年队这样的体系架构。在很多足球传统不错的地方，借助这套体系的正常运转，我国当年也出现了不少足球文化浓厚的地方。
足球城大连就是个中翘楚。
旅大开埠之后，因为与外国接触较多的原因，占了风气之先，不少体育运动的开展都很早。
据了解，到了1949年，大连已经能够组织初步的城乡足球联赛。解放后，利用这一优势，大连就成了足球重点发展地区。
提到大连足球，便不得不提东北路小学。
几十年的时间里，东北路小学走出了数十位男女足国脚，超过300名专业运动员。
东北路小学足球掌舵人是总教练柳忠云。柳指导作为辽宁足球名宿，退役之后便一直带着东北路小学。
严格意义上来说，东北路小学的足球与学校是“两套人马”——“足球上是柳导的事，学业上是我们的事，我们各管各的，但是互相协调。”一位东北路小学的领导这样说。
踢球的孩子平时会被打散到普通班级中去，与其他孩子一起上课，他们的学习成绩由学校来抓，但在足球训练上，他们的成绩就由教练团队来抓。
东北路小学最大的特点，便是学生人手一只足球，每个班级都还有一支男足和一支女足，校内联赛的成绩还会加入综合评比，每周的足球课都保持着专业教练带队。东北路的教练几乎都是专业球员出身，有人甚至还会被调到国少队任教。
而与后世足校最大的区别是，东北路没有高昂的培训费，因此，从这里走出来的球员，很多人的家庭并不富裕。
对于孩子们的家长来说，每年最大的开销也就是冬训的时候，因为东北路的冬训是需要学生家长自掏腰包的，仅此而已。
由于东北的冬天很冷，再加上场地的积雪，已经不适合进行足球训练，因此，冬训这个传统已经在大连延续了几十年。不光是东北路，当时大连的很多小学都有冬训。
东北路小学不但不收费，在困难时期，甚至还补助学生。哪怕在生活条件最为艰苦的年代，如果孩子有天赋，能送到东北路小学踢球，东北路每天都会给孩子一磅牛奶。
那个年代的一磅牛奶啊！
在大连足球的鼎盛年代有四大巨头——甘井子区周水子小学、中山区青泥，西岗区的实验，还有沙河口区的东北路，那个时候比赛打起来很有意思，所以苗子出来的也多。
当年，大连足坛就流行一个词叫“西沙大战”，指的就是在校园足球领域，西岗区和沙河口区争霸的局面。
那个年代，大街小巷都是踢球的孩子，据大连足球“活字典”朱元宝回忆：“有大连足球教父之称的王赞瑛老师，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处转悠发掘苗子。”
俗话说良好的选材就是成功的一半，王老师选材很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办法。少年足球队员的选材，最初稚嫩点并不可怕，关键是要脑子好使，就是会踢意识足球，身体柔韧性好、反应机敏。那种鬼精灵、可塑性强的应为首选。
王老师还很看重少年队员的意志品质：品行是否端正，是否肯于刻苦训练，是否有集体主义精神、能否与队友密切配合，是否品学兼优等等，这些都要细致观察。那种脑子乱呼呼一摊糨糊式的，虽然身高马大一时还挺好用，但是发展前途不大的则不予录取。
当时大连踢球的孩子挺多的，例行的比赛可以选材，但是要真正发现好苗子还要向基层学校老师询问、沟通，了解更多的详细情况，而且必须长期私下里跟踪考察。
后来与王老师共事过的几位晚辈教练形容王老师选材时的形象是：每天骑个自行车，大街小巷不断地寻觅；裤子上两个口袋，一个是装着大生产牌香烟，一个是笔记本，见到在马路上或者胡同里踢球的好苗子，立马记录下来，经过数月考察，通过打比赛考核才最后确定收入队中。
90年代以前，不只是大连，天津、延边、青岛、广州、武汉、梅县，都是拥有杰出足球底蕴的城市。
据天津出身的北京国安预备队教练姜新元指导介绍，当年天津随便一块儿空地上就有踢球的小孩子，各个体校和青年队的教练晚上回家，就在旁边看看这些孩子，然后看出哪个有天赋，是个苗子，就直接联系家里人介绍孩子去接受训练。不少天津出来的国脚，都是这么被选中的。
这样的足球文化，和英国比也不虚了吧？因为上面这几个城市加起来，人口就已经不比英国少了……
话说到这，不得不吐槽，最近不少体育媒体人和足球从业者都说了一些什么“中国没有足球文化啊”“中国孩子不踢球啊”“中国课业压力太大啊”之类的话，似乎中国足球发展得不行，广大球迷也有很大责任。这里面还有个经典问题：“您会送您家孩子去踢球吗？”
乌鸦看来，这都是P话。当年这样的盛景，能叫中国没有足球文化吗？如果中国真的没有足球文化，他们这些人能吃上这碗饭吗？尤其是那些说这种话的前国脚，你们可就是在那个年代凭借这套体系走上足球道路的，如今为什么要装瞎呢？
他们真正该问的问题是，中国当年的足球文化是怎么变没的？
以中国幅员之辽阔，人口之众多，随便来一个大的县级市或者地级市，只要这个市有点足球文化，我们的足球人口和注册球员数就不该连冰岛都比不过。毕竟，中国没有几个县人口少于32万。
偌大的中国，为什么到了如今，连这样一个县，一个市都没有呢？
足坛元老冯剑明一语道破天机。以前的业余体校是完全免费的，教练员完全是以发现和培养人才为目标。但现在的足校是以挣钱为目标的，很多条件不错的孩子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根本无法进入足校学踢球。
而且，以前的业余体校是与学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生平时上课，业余时间练球，但现在足校几乎无法保证小孩正常的文化学习，家长实际上面临的选择就是，一旦孩子学踢球就意味着与考学道路无缘。而职业足球的淘汰率太高，所以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去踢球。
据了解，在疫情之前，某北方豪门足球俱乐部的青训梯队，一年的学费已经高达35万，让无数家长望而却步，足球已经快成了贵族运动了。
一方面，青训应该不以盈利为目标，让孩子们踢得起球，另一方面，青训应该不让孩子与社会脱节，给足够多的出路选择。
如果不给孩子这样的环境，孩子怎么会去踢球？正是因为市场化青训铺开后，孩子们再也没有了能够可进可退、舒适踢球的环境，中国的足球文化才消失不见。
足球文化需要一代代人投入到足球运动中才能培养出来，想要靠所谓“足球文化”凭空把孩子送上球场，当真是缘木求鱼，愚不可及。
市场化的青训消灭了中国足球的根基，自然也打断了中国的足球文化建立进程。如今男足国家队跌入万丈深渊，正是这一进程被打断的必然结果。
也许，中国的足球还要为青训市场化的选择，再还很多年的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