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1月21日，智利的圣地亚哥国家体育场内，出现了体育史上绝无仅有的奇景：在17000名观众的注视下，11名智利球员出现在了场上，而他们对手的半场竟然空无一人。
比赛开始后，智利球员经过简单的几脚传递轻松把球送进了空门。主裁判在智利打进一球后宣布比赛结束，体育场内的智利球迷欢呼雀跃，他们就这样入围了1974年世界杯。
智利前锋卡泽利茫然地站在场上，他后来说：“在那一瞬间我看着欢呼的球迷们，我一下子竟不知道我该为何而庆祝。”
一切要从3年前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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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的智利总统大选，智利社会主义党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成功当选。
阿连德此前曾在智利军队中服役，还曾担任过智利卫生部长。自1952年起，阿连德已经竞选了3次智利总统，但因其左翼背景和缺少资助而失败。
美国人将阿连德视作心腹大患，从1952年起，美国的对外情报部门就一直在智利总统大选中资助阿连德的竞争对手。当阿连德没钱印刷选举海报，只能在街头大声呼喊拉选票的时候，他的竞争对手的选举海报竟然可以从美国本土运到圣地亚哥。
尽管阿连德在中下阶层群众中广受拥戴，但接连选举失败让他开始失去了信心，他甚至打趣道：“或许我的墓碑上应当刻下‘下一任智利总统之墓’。”
直到1970年的第29任智利总统选举，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注意到了阿连德以往的成绩，他认为智利或许可以在阿连德的带领下成为南美洲的古巴，于是派代表与阿连德进行了会面。会面结果是，苏联联合东德凑出来42万美元给阿连德用于选举经费。
尽管美国对此毫不知情，但正常情况下，只要阿连德参加总统竞选，负面宣传和资助其政敌的行为就不会停止。然而1970年的智利总统选举前，中情局在对智利大选进行民意调查之后，认为阿连德没有获得中上阶层人民的支持，没有必要继续重金资助其竞争对手。
然而美国人没有想到，阿连德竟然团结了智利国内所有的左翼政党，最终在大选中收获了36.63%的选票，高于第二名亚历山德里的35.27%，成功当选第29任智利总统。
当时智利的贫富差距极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结构单一，高度依赖的矿石产业大多被本土资本家与美资企业掌控。在当时的国际市场，铜的价格居高不下，但是智利铜矿工人的工资只有美国工人的八分之一。更加离谱的是，智利直到1970年还没有规定法定最低工时，矿工累死在矿井的现象时有发生。
阿连德上台后先是宣布矿石产业国有化，并要求各个企业组建工会，提升工人薪资，保障工人福利。面对通货膨胀和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等问题，他参照各国经验进行土地改革，从地主手里收回可灌溉的土地成立国营农场，以工代赈。他还频繁与商界人士见面，积极调控商品价格。
1971年，阿连德甚至无视所有南美国家的警告，打破了“美洲国家组织条约”，邀请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访问了智利。尼克松在这一事件发生后对时任国务卿基辛格表示：“这已经超越了一个左翼总统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称他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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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连德的上台让尼克松如坐针毡，与此同时，卡斯特罗在智利也十分活跃，多次为阿连德出谋划策甚至引起了智利人的反感。
但卡斯特罗也多次警告阿连德，在军队不为他所掌控的情况下，这样的改革很可能遇到强大阻力。阿连德对此回答：“总统干预军人事务、抢夺军权是违反《智利宪法》的。”
卡斯特罗还担心，阿连德太过信任国内的资本家，但阿连德自信满满的表示，自己有能力团结不同阶层。卡斯特罗直言：“你对资本家们仁慈，他们对你客气，那是因为你能让他们赚到钱。如果他们赚不到钱，你不拿枪对着他们，他们就会拿枪对着你。”
之后的事情果然如卡斯特罗所料，1972年起，美国对智利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制裁，智利铜价下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崩溃加上国内资本家哄抬物价、囤积居奇，智利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虽然智利工人的工资增长了，但资本家们也提高了食品的价格，并让食品流入黑市，以至于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任何食物，智利工人们开始罢工。
1973年6月，智利发生宪政危机，军人尝试发动政变但没有成功。1973年8月，在军队中颇得人心的皮诺切特成为智利陆军司令。
皮诺切特（左）与阿连德
苏联计划向智利运送武器装备以保卫阿连德政权，但当苏联总理柯西金得知皮诺切特上位后终止了这一计划，当时他对下属说：“太晚了，阿连德已经失去了军队。”
1973年9月11日凌晨，智利军队在皮诺切特的领导下发动了政变。几个小时后，阿连德了解到了情况，他拒绝了苏联大使馆将其护送出国的提议，戴上了钢盔，拿出了卡斯特罗送给他的AK-47。上午10时左右，他通过临时电台最后一次发表了全国广播。
“我决不辞职。我将用一切方式进行抗争，哪怕以生命为代价……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联合——使得智利军队放弃了传统，发动了政变……公民们，我对智利和它的未来充满信心！人们将会克服叛变带来的阴暗和痛苦。……智利万岁！智利人民万岁！……我相信，自己不会白白牺牲；我相信，这至少给大家上了一堂道德课，是对犯罪、懦弱和叛国的斥责！”
阿连德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头戴钢盔，手持AK47
下午1点，智利军队炮轰智利总统府莫内达宫，大约2点20分，智利军方证实了阿连德的死亡。
阿连德的死因至今仍存在很大疑问，智利军方在2011年公布其死因是自杀；然而据阿连德的保镖和参加过此次行动的士兵回忆，阿连德是在与军队交火时身亡的，他很可能被一颗流弹击中；而智利左翼运动组织声称，阿连德的尸体被发现后，两名军人将其尸体扶起，一名士兵以行刑者的姿态用手枪对其头部进行了射击，这也是为什么阿连德头部的子弹弹孔，与其身上子弹弹孔口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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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8月，苏联外交部给苏联足协下达通知，前往智利参加比赛的风险级别已由“不建议前往”上升为“禁止前往”。
1974年西德世界杯小组预选赛，苏联位居法国之后，被迫参加与智利队的附加赛。当时两回合的比赛场地分别是莫斯科的中央列宁体育场（今卢日尼基体育场）和智利的圣地亚哥国家体育场。
然而此时的圣地亚哥国家体育场已经成了人间地狱。在皮诺切特发动政变之后，约12000名阿连德政府官员、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主义者被关押于此，他们中的一部分在经过了简单的问询后就被枪杀。
不过皮诺切特还有更令人毛骨悚然的行刑方式：一些人被军队带上了直升飞机，然后被士兵从高空扔了下去。一名当事者回忆称，皮诺切特别出心裁地让士兵把笼子放到体育场四周，并让直升机从球场的中央起飞，让每一名被关押的囚犯都能时时刻刻感受到恐怖。
皮诺切特的直升机之旅
当时这一切还不为人所知，柯西金与时任国际足联主席斯坦利-劳斯率先通了电话。柯西金表示FIFA应当对皮诺切特当局进行谴责，对智利队进行禁赛。但劳斯表示：“足球与政治无关，而且目前没有发现智利足球队有任何违反国际足联章程的行为。仅在足球层面而言，皮诺切特也没有任何出格举动，比赛应当继续。”
1973年9月17日，智利国家队动身前往苏联参加首回合的比赛。参加了那场比赛的智利前锋卡泽利回忆：“皮诺切特知道，有很多智利队员暗中对阿连德抱有好感，但因为我们是球员，他不能对我们动手。当时有队友劝我们在到达苏联后就申请政治避难，但当我们在暗中商量的时候，一位以队医身份进入球队的人警告我们：想都不要想！”
“知道皮诺切特是怎么说的吗？‘球员们没有留在苏联的理由，但是有必须回到智利的理由。他们在智利有3个亲人，那就有3个回到智利的理由；如果有7个至亲好友，那就有7个回到智利的理由’。”
智利前锋卡泽利（左）
卡泽利回到家后马上明白，那名队医所言非虚，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被军队严密监视了起来。在动身前往莫斯科当天，一名球员也被军警从机场大巴上拽了下来并拘留，因为他曾公开表示他支持阿连德。
皮诺切特发动政变后，苏联便不再承认智利当局政权的合法性并与之断交。因此当球员们抵达莫斯科之后，没有任何人获准前往机场迎接，部分智利球员还因持已经失效的旅行证件入境而被扣留。
在被放行后，球员们统一住在列宁格勒饭店，流亡在苏联的智利共产党领袖泰特博依姆会见了部分球员，并得知了皮诺切特拿智利国家体育场当刑场的恐怖事实。
泰特博依姆随后将这一情况告知了柯西金，愤怒的柯西金给FIFA发去了电报，质问斯坦利-劳斯为何不对智利禁赛。劳斯回复：“我们理解贵国的心情。但我们仍然认为，在我们尚未掌握真实情况之前，我们不能以非体育理由对一支球队进行禁赛。不过我向您保证，我们也得知智利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为了让体育所代表的正义和精神得到伸张，我衷心地希望苏联可以击败智利，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皮诺切特则扬言，苏联球员的人身安全不会在智利得到保障。考虑到可能无法参加在圣地亚哥的第二回合比赛，苏联国家队被要求在莫斯科尽可能多的取得进球，然而在9月26日的比赛中，智利队最终抵挡住了苏联队的进攻，守住了一场平局。
参加了那一场比赛的苏联名宿布洛欣回忆：“在比赛结束的时候，两边球员的心情都很沉重。他们不想输球恐怕更多是为了足球以外的东西，有可能是生命；而我们则深知，我们很可能永远不会再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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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比赛结束后，柯西金就让苏联足协再一次给FIFA发电报，提出了最后解决方案——更换场地。柯西金的态度是，哪怕你要我去圣地亚哥踢比赛我也认了，但我绝对不会在圣地亚哥国家体育场踢。
为此FIFA特地让两名官员前往智利考察。皮诺切特早已将体育场内的笼子转移走，但仍有7000名犯人被关押在球场的其他地方。据曾被关在这里的智利左翼政治家格雷戈里奥-梅纳回忆，两名FIFA官员只是在草皮上走了几步，摸了摸球场两侧的球门，然后宣布了这里可以进行比赛的结论。
梅纳还回忆道：“他（国际足联官员）甚至可以看到关押在球场内的其他囚犯，但他关心的似乎只有这里能否进行比赛。他不知道的是，这里大部分囚犯都被皮诺切特赶进了阿塔卡马沙漠里的集中营，有很多人都在迁徙过程中受伤或死亡。”
两名官员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是因为他们都来自西班牙，当时仍处于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极度敌视共产主义。但斯坦利-劳斯认可了两名官员的结论，并通知苏联足协不会更改比赛场地。
忍无可忍的柯西金最后一次致信FIFA：“政治立场对于人而言或许只能算是表面上的一层东西，更深层次的东西是人性。抛开政见上的争论，出于道德和人类的情感，苏联运动员不会也不能在智利国家体育场参加比赛，甚至不会踏上草坪一步，因为那里流淌着无数智利爱国者的鲜血。当有人为了信念而死的时候，请让我们致以最后的敬意，因为我们曾为同一信念而奋斗过。”
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那载入足球史册的一幕。
晋级世界杯让皮诺切特十分欣喜，他还扬言要让苏联赔偿门票损失，并称因为苏联没有派队参加比赛，智利损失了30万美元。在比赛后，皮诺切特接见了球员们，尽管许多球员的亲朋在不久前刚刚被他处决。
缺席国际大赛的苏联足球自此开始走下坡路。但直到今天，俄罗斯足协仍然拒绝承认这场比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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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的人们永远不会被击溃”，这是阿连德1970年竞选时的口号，后来被扩写成了歌曲。皮诺切特统治期间，这首歌也成为了禁歌。
1990年，皮诺切特卸任总统。1991年的南美解放者杯决赛第二回合，智利球队科洛科洛3比0击败巴拉圭的奥林匹亚夺得冠军。压抑已久的智利球迷，在球场内集体唱起了这首歌，圣地亚哥整晚都传唱着同一个旋律。
如今，阿连德的雕像仍矗立在圣地亚哥总统府外的宪法广场上。每一次智利球迷随智利队远征，他都会温柔地注视着他们，注视这片他深爱和保佑着的土地和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