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坛周报》记者冉雄飞撰文称，欠薪正在逐渐压垮中国职业足球，而中国足球职业化27年来依旧一地鸡毛。
相关文章写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国足球职业化27年来依旧一地鸡毛，可以归根结底为没有规矩。
规矩就是规则，职业足球的运作法则，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从1994年红山口会议后入市到2021年遭遇全面饥荒，运作了26个赛季的职业足球依然在伪职业联赛，俱乐部大面积欠薪，球员四处讨债，罢训罢赛，讨薪无门，足协乱政，俱乐部生死存亡等一片乱象中艰难生存，归根索源就是没有立好规矩，定好规则。
职业足球的核心和重心是职业足球俱乐部，没有职业俱乐部就没有职业足球联赛，但中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却异常脆弱，生存困难，2020赛季之前，在中国足协登记在册的22家职业俱乐部在短短一百天之内宣布破产，转让，解散或彻底退出，其中包括中超天津天海，4支中甲俱乐部，含十连冠的辽足，上海申鑫，四川隆发，广东华南虎，7支中乙和12支中冠球队。2021赛季还没有开打，由于中国足协的“工资表”大限，中超俱乐部豪门和新科冠军江苏苏宁，河北华夏幸福，重庆当代和天津泰达等四家顶级俱乐部面临着“不交表，不准入”即退出中国职业足坛的巨大风险，中超俱乐部都如此这般，更别说生存更困难的中甲和中乙俱乐部。
数十家职业足球俱乐部为何面对着足协高举的“准入大棒”生存或是毁灭？无外乎就是因为足协在陈戌源主席2019年下半年上任后推出的一系列新政和改革措施。足协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规范职业俱乐部的良性发展和规范化建设，但一张工资表就催生了22家职业俱乐部在2020赛季前的猝死，一个中性名称的改革就导致俱乐部投资人热情锐减，很多俱乐部没有了背后的大金主，立马就彻底陷入了经济危机，濒临死亡。
2020年对于全世界的职业体育产业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可即使新冠病毒肆虐导致全球的职业体育俱乐部“关门闭户营业”，欧洲的职业足球联赛依然运作良好，顶级俱乐部的收入虽有减少，却依旧能够生存，据德勤足坛财富榜的最新数据，巴塞罗那俱乐部在2020赛季收入6.271亿英镑，英超的曼联俱乐部收入5.09亿英镑，比去年少了1.18亿，欧洲最赚钱和最大的前20家俱乐部在2020赛季整体收入减少了18亿英镑约合20亿欧元。
反观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由于疫情导致联赛被迫采用赛会制方式举行，所有俱乐部除了中国足协和职业联盟的分红收入，其他收入几乎为零。1月28日足协提前给16家中超俱乐部分红700万人民币，这笔钱只相当于90万欧元，对于亏损巨大的职业俱乐部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而在2018赛季，中超俱乐部平均分红7400万，2019赛季分红6000万，今年最终能分多少？
相对于欧洲顶级联赛的收入结构，电视转播权分红，博彩业，比赛日收入，赞助商收入和授权产品销售等，欧洲俱乐部收入相对更多元化，收入比重合理，导致俱乐部抗风险，抗压能力较强，而中国国内职业俱乐部主要以“冠名权”为主的商业赞助作为盈利点, 绝大多数俱乐部依赖于俱乐部金主输血为主，这部分收入占俱乐部总体收入的70%以上，一旦“冠名权”赞助资金不到位, 俱乐部就必然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欠薪就成为必然。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从1994年到2021年，始终都没有解决俱乐部造血功能的问题，放眼全球的职业俱乐部，中国足坛盛行的一直是“高冠名权收入模式”，也就是说，推动中国职业足球改革的，是一个个带着投资热情和足球情怀的投资人。足协主席陈戌源在2019年上任后主导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工资表准入，俱乐部中性名改革等，从根本上是想解决俱乐部的健康和自身造血问题，但却在特殊的年份动摇了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根基，加速了职业俱乐部的死亡。
俱乐部欠薪在中国职业足坛是常态现象，职业化改革之初有，到现在为止依然无法根除，造血功能不足也是历史原因，导致俱乐部不能健康发展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单纯是俱乐部投资人投资足球动机不纯的表面现象，在2020年经济大环境如此恶劣的背景下，中国足协在2021赛季硬性一刀切推动职业俱乐部的中性名改革，是帮助俱乐部更好的生存呢？还是加速职业俱乐部的死亡？
从世界足球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官方足协都是三件事：国家队建设，青训体系和职业足球联赛，世界足球强国西班牙，意大利，英格兰，巴西等，都是把职业足球的运营和管理交给职业足球联盟，官方足协的主要任务是抓国家队建设和青训，推动与发展足球人口，但中国足协推动职业化足球改革27年来，始终不愿意真正放手，一方面是国家队成绩的剧烈动荡和青训体系的崩塌，另一方面则是职业足球联赛假赌黑盛行，俱乐部收入不稳定却负担很重，甚至是不堪重负，以前是管办不分，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现在是职业联盟依然在中国足协的强力操控之下，分而不离，假如这两个赛季的改革是在职业联盟的主导之下，全体职业俱乐部共同商议决策而出，会导致俱乐部大面积死亡吗？
中国足协主导的职业化改革，多年来最被诟病的就是缺乏长远规划，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头疼治头，脚痛医脚，规矩不存，何来规则？比如限薪令，2020赛季要求地是职业球员本土球员顶薪1000万，国脚1200万，2021年马上又要求顶薪税前最高五百万，外援最高300万欧元，如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直接导致了球员和俱乐部的利益冲突甚至对立，俱乐部何去何从？球员如何信服？
足球职业化改革27年以来，足协新政，懒政，勤政和乱政成为了一条发展主线，王俊生时代借改革春风，一系列职业化新政造就了甲A时代的辉煌，中国男足也在2001年历史性的冲击世界杯成功；闫世铎和谢亚龙时代可以说是乱政不断，女足各种折腾，职业联赛停止升降级，为世界杯让路，为奥运会腾道儿，最终却是05，09，13年三次世界杯小组赛失利，08年奥运会男女足全面丢人；张剑时代可以说是懒政，但无为而治也并非无功，广州恒大强势进入中国足坛，两届亚冠冠军，中超7连冠，一时间金元足球横行，俱乐部投资规模骤增，但亏损也巨大；陈戌源主席上任这两年，看上去是勤政为民，可也有乱政的嫌疑，工资表准入导致职业俱乐部大面积死亡，俱乐部中性名改革导致投资人热情下降，资本大量撤离，勤政是不是也有些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呢？
俱乐部欠薪是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根本解决中国职业俱乐部的收入结构不合理，单纯依赖输血的本源性问题，俱乐部欠薪依旧会持续下去，只是202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会变得更严重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足协目前推动的职业俱乐部改革，还是应该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格局出发，先帮助与保证职业俱乐部在2021年先活着，而不是黑面无私地一刀切下去，真要像2020年一下子干死22家职业足球俱乐部，毛之不存，皮将焉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