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蔓延使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大大提高，我国产业链遭受到一定的冲击，暴露出脆弱性。
中国与海外疫情爆发的“时间差”，将对中国供应链产生迭代影响。全球疫情蔓延有可能进一步导致海外需求萎缩，从而对我国出口行业形成二次冲击。
产业链的稳定运转事关我国经济安全，中国，怎么办？
文丨吕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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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一把“双刃剑”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通讯信息技术发展催生了国际生产分割、全球采购、外包、公司内贸易等新型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促使全球价值链在各国之间不断延展细化，逐步塑造出国际分工与贸易的新体系。
河南郑州市航空港区一家工厂工人在交接班。
一场疫情，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产业间的联系，比如：
苹果公司2020年一季度的营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郑州某座工厂恢复产能的进度；
由于中国区零部件供应中断，日产汽车的日本九州工厂、雷诺汽车的韩国釜山工厂也先后在2月初宣布临时停产；
全球最大仿制药出口国印度感到紧张——70%的原材料依赖中国……
产业链环环相扣的关系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价值链分工使位于不同生产环节的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各国可充分享受专业化分工与发挥各自比较优势。
比如，波音公司的零部件和原材料是在全世界9个国家与12个企业中生产的，仅一个机身就有5家公司参与。
波音777飞机在美国华盛顿的制造工厂
在波音787飞机的400多万个零部件中，波音公司本身只负责生产尾翼以及最后组装，其步骤是由全球40多家合作伙伴完成的——日本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的固定机翼、瑞典Saab航空结构公司的货舱门、美国俄亥俄州通用电气的发动机，等等。
这种分工模式是通过国际贸易网络形成的，这些产品从“国家制造”变成了“世界制造”。
波音飞机在天津的零部件制造工厂。
另一方面，任何节点的突发性需求、冲击或是意外风险，都将因链条各环节的依赖关系被不断放大、蔓延。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关闭领空，不仅使全球航空业作业链条中断，还造成大量依赖航空运输的产业链出现脱钩，重创国际生产链条。
同年，日本仙台发生特大地震，进口日本设备和机电、光学等零附件的一些中国企业受到很大影响。这些企业自身就是“日本核心元件—中国组成加工成品—全球市场销售”产业分工链条上的一环，短时间内无从寻找替代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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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转移，我们站到舞台中央
这张“网”，并不是一朝一夕便能织就的。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球经济历经了3次国际产业链的调整。
20世纪50年代，全球首发大规模产业转移。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等战败国转移，不仅为自己后续多年的发展开辟出新的增长路径，而且，带动起西欧和日韩等亚洲国家经济发展。
60至70年代，全球第二次产业转移，主要是日本等国向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的一些国家转移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此次变迁仍然主要发生于发达国家之间，带有显著的地理特征。
到了80年代，中国的机会来了。
“四小龙”逐渐与欧、美、日等领先经济体同步进行产业转移——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转向发展中国家。
第三次产业转移，让中国真正融入全球产业链，并逐步走上了东亚产业链的“C位”。
2020年5月9日，广东东莞市长安镇电镀专业基地的生产车间，工人在准备即将电镀的产品。
中国为什么能做到？
一是得益于外部环境的改变。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各国产业梯度差缩小、日本“头雁效应”式微，产业间互补性减弱、竞争趋同，东亚经济体逐渐形成了具有显著自身特点的分割化、垂直专业化和网络化生产模式。
这种生产分工模式最初只是起源于东亚个别国家，但之后其重心很快转移到东盟地区，随之又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区域生产网络。中国借此机会逐渐“弯道超车”日本等原核心国，取得了东亚生产网络的最重要重心地位。
二是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
“人口红利”带来的低成本劳动力充足，通常是参与全球产业链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一个切入点。
在上述两点优势共同作用下，中国制造业产值在2004年超过德国、2006年超过日本，并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外汇储备在2006年末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1952年末，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08亿美元）；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1978年时，我们货物进出口总额仅有206亿美元，居世界第29位）。
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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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来了，中国危险了？
进入2020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世人看到了全球产业链这把“双刃剑”的破坏力。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6月3日6时30分左右，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6340811例，累计死亡378359例。美国目前累计确诊超183万例，累计死亡超10.6万例。2日全球疫情简报称，新冠疫情或致美国经济损失7.9万亿美元。
本以为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的日本和韩国，5月底均已制定复工复产时间表，然而由于近期疫情反弹，前景并不明晰。
这种状况会给中国带来何种冲击？
2020年4月20日，四川广安华蓥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高分子材料企业，工人在检查用于医用测试仪器的原材料质量。
从产业链的供应端来看，中国对日韩欧美的进口依存度超过出口依存度，其企业罢工、物流停运、出口减少，将直接冲击我国上游原材料和中下游成品的供应端，同时通过材料供应和价格变化间接冲击我国部分产业企业的生产和销售。
从进出口占比来看，当前疫情严重的国家及地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十分紧密。在过去6年的时间里，中国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贸易规模占了中国进口总额的将近40%，其中运输、化工、医疗设备以及光学钟表等行业，自日韩和欧美的进口额占比均超过我国这些行业商品进口的50%。
从产业链需求端来看，全球经济不景气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贸易，放大因疫情对产业链需求端的冲击。
中国出口自按下暂停键到现在已开始逐步修复，后续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因素主要为海外疫情升级下的全球需求。
中国与海外疫情爆发的“时间差”，将对中国供应链产生迭代影响。全球疫情蔓延有可能进一步导致海外需求萎缩，从而对我国出口行业形成二次冲击，中国出口流向疫情国占比最高的商品（如服装、半导体与集成电路、光学与精密仪器、化学品和空调等），将率先受到冲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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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走？没那么容易
“将供应链搬出中国”，会成真吗？
实际上，我们无须担心。
一方面，大部分全球价值链上产品与服务在各国之间交易复杂度比较高，经过了长期磨合，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分工位置较大范围的更替难以在短期内发生。
“单兵作战”的时代早已过去，上到高科技的芯片，还是日常普通的口罩，都需要一整套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去支撑，才能确保能量产。
仍以苹果公司为例，目前，绝大多数iPhone的最后组装工作都是由以富士康为首的中国工厂负责，手动插入微小的螺丝和印刷电路薄板等步骤，需要数万名经验丰富的流水线工人精细工作。
2020年4月24日，南京一家苹果专卖店，目前，绝大多数iPhone的最后组装工作都是由以富士康为首的中国工厂负责。
曾经将供应链迁到越南的三星就没这么顺利。2019年10月2日，三星关闭位于我国惠州的最后一家智能手机工厂，结束了30年的在华制造历史，把生产线搬迁到了越南和印度等地。
手机在越南生产，但是零件有30%来自中国，疫情让供应链陷入困境。2020年，三星的越南营收可能会暴跌50%。甚至，三星电子新款手机生产将面临推迟。
另一方面，其他发展中国家短期内难以承接大规模产业转移。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拥有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例如我国在16个制造业行业中，有12个行业是“最长的”全球价值链，这就使我国的全球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是无法替代的。
其他发展中国家短期内难以承接大规模产业转移，大规模产业转移取决于各国经济体量、基础设施、劳动规模、教育水平、产业聚集等方面。
就制造业出口规模而言，据WTO统计，2017年，我国商品出口额为东盟七国的1.7倍，制造业出口规模为其2.3倍。从1952年到2018年，按不变价格计算，工业增加值增长970.6倍，年均增长11%。假设东南亚中长期可同速增长，而我国同期以5%低速增长，其至少10年才可达到我国现有水平。
就劳动规模而言，据国际劳动组织估算，我国制造业岗位规模约1.7亿个，占全部就业岗位的22.2%，如过这一比例降至14.4%（国际平均水平），将流失近6千万个就业岗位。东南亚劳动力规模难以满足需求。
从企业调整成本来看，在实施产业转移过程中，基础设施、产业体系和营商环境是比劳动成本更为重要的评估指标，东南亚等地区发展中经济体基础设施落后、产业链不完善、政策生态不透明等因素制约了要素集聚和产业集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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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升级，机会来了
虽然，受当前疫情全球大流行影响，国际经贸环境将面临重构和调整，但中国前期的战“疫”成果日渐彰显，加之目前经济平稳运行的态势逐步显现，这或将是中国经济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新契机。
2020年5月24日，江苏南通一家工厂技术人员在机器人待测区调节皮带张力。
首先，新冠疫情带来的供应链中断危机倒逼中国产业链重构升级。
新冠疫情蔓延，各国纷纷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短期来看，美国、德国和中国等位于全球贸易网络中心的国家，其供应链将会受到管控的影响，这一负面影响又会通过全球供应链网络传导至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供应链中断的风险。
同时，从长期来看，这为我国产业链重构提供了新的机遇。促进产业链智能化升级发展和重构，可以提高一国应对市场突发情况的应急能力；跨国公司将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由产业链过长以及过度聚集导致的潜在断裂风险，从而重新规划自身的供应商布局，减少对于单一供应商的依赖，使之更加多元化、分散化。
其次，新冠疫情给中国供给端造成负面冲击，激发了构建核心技术供应链体系的迫切需求。
从产业链的供给端来看，新冠疫情使中国许多产业的进口环节受到冲击。并且，疫情过后，从供应链安全角度考虑，许多国家会将产业链从中国本土移回本国。加之，美国掀起“逆全球化”思潮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防——构建自己的科技供应链体系，已经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国战略性产业供应链的外移。世界正处在第四次产业革命和第五次科技革命相交之际，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严峻考验，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消退，5G等科技研发是带领我国实现产业链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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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该怎么做？
面对国外疫情升级对中国产业链的影响，我们应该做？
2020年3月2日，广东东莞一家工厂电梯生产车间，自动化电焊设备正在自动生产。
第一，通过国内企业积极复工复产组织“应急性的国产替代”。
对于进口的低附加值中间产品，中国可以通过复工复产寻找或临时加大生产“应急性的国产替代”满足需求，确保生产不断链。对于进口依赖程度高的高附加值商品，由于科技含量高，不可替代性更强，在供给受限情况下，应该加紧技术、产品升级步伐，催化替代过程的实现。
第二，对于不可替代性强的高依赖度产品，积极在国际市场上寻求新的替代渠道，开拓供给来源。
为了避免陷入被动的局面，在一些国产替代进口目前还是很难做到的供应链领域，例如汽车行业，中国企业应该在国际市场上选择多家供应商，尽量将供应商设置在全球不同的区域以分散风险。
在海外市场尽可能地寻找替代产品，虽然这些替代产品在技术上可能逊色于疫情重点地区的领头企业，但是，在短期之内可以缓解供应链压力，为我国高技术产业产品升级争取时间。
第三，推进人工智能、5G、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构建强大的供应链应急响应系统提供技术支撑。
中国企业必须开始认真对待走向数字化和智能化道路的现实问题。那些重视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模式发展的企业和行业，在疫情中能够更加快速地恢复并实现反弹。
利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供应链信息搜集平台，可以有效解决企业购买或者销售物资渠道缺乏、物流受阻的问题，推动上下游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转动起来，为下好复工复产提供大环境支持。
在5G技术的引领下，要加快推动我国工厂工业数字化、自动化转型的进程，规避因为复工复产难、海外商品进口成本上行给企业带来的生产压力，保证企业在面临不可抗突发情况时能够以有限的人力和资源支撑企业在短期内顺利运行。
第四，提高自主研发和创新水平，利用国内外疫情“时间差”尽可能延长国内的产业链环节。
依靠国家财政扶持政策，本土企业应主动出击，向产业链两端行业领域探索延伸，提高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借机接管部分海外企业的市场份额；同时，发展比较优势，实现技术创新，在国内市场逐步稳定之后再向海外市场进攻，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附加值。
第五，更加积极主动地坚定全球化的理念，加强国际合作，进一步推动更高水平融入国际产业链分工。
一是要加强与国际合作，为海外抗疫提供产能支持和价格合理的物资供应，实现互利互惠；
二是加快我国对国际产业链有重大影响的行业的复工复产；
三是积极支持与我国贸易关系紧密的国家（如韩国、日本等国）的抗疫工作，降低重要贸易国疫情对我国产业链上下游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