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科技圈有这么一个新闻：TCL科技拟42亿收购武汉华星近40%的股份。
新闻发出后，当天TCL科技股价涨幅达到5.67%；港股华星控股股价大涨95.45%。
42亿人民币，40%股份，涨幅5.67%，大涨95.45%，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串看起来不那么好懂的数字。
但对于李东生和TCL来说，这是他们的40年。
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场爬坡，那么大部分人爬的都是丘陵，只有极少数天赋异禀的人爬的是珠穆拉玛峰。 李东生就是爬珠穆朗玛峰的那一个，他曾爬上峰顶，也曾在瞬间跌落万丈深渊，几乎粉身碎骨。 2004年，他47岁，那一年，他荣获法国国家荣誉勋章，被苛刻的《财富》杂志评为亚洲风云人物，当选《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 所有最光鲜亮丽的荣誉，都加在了他身上。
但仅仅2年后，就马失前蹄，公司巨亏数十亿，濒临倒闭。 那一年，他被福布斯评为“中国上市公司最差CEO”。 此后，他带领TCL断臂求生，在中国最关键的屏幕领域，苦熬10年，投入1800亿，做出了华星光电。 和京东方一起，成为中国屏幕界的双子星。 大部分人只知道TCL没落了，李东生也成为了淡出人们视线之外的那个人。 少有人知道，TCL和华星的关系，也少有人知道，中国企业征战国际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也许，读懂了TCL，读懂了李东生，就读懂了中国企业发展的40年。 01 1978年，21岁的李东生，走出广东惠州的知情农场，背着包走进了华南理工大学的校门。 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就读无线电系，日后他将和同班同学黄宏生、陈伟荣一起，分别成为中国三大电视品牌TCL、创维和康佳的掌门人。
因为1983年，也就是他们毕业后的第一年，国家电子工业部刚批准引进第一条彩电生产线。
不过，兜兜转转，TCL真正进军彩电行业，已经是整整10年后。
那一年，原本只是一个小技术员的李东生，已经成为了TCL集团的总经理。
他看准了彩电这块蛋糕，更看准了高端彩电市场的空白。
那时，市面上的主流是21寸彩电，李东生则直接看准了29寸。 但那时国内的彩电产业实在是太滞后了，尤其是大陆，连代加工能力都很弱，但是市场需求空间很大。
同样，TCL也没有生产能力，于是李东生选择了去香港找代工，自己只是贴牌。
利用自己最擅长的建立品牌和搭建营销网络，李东生一举把7000多元的价格，降到了3000-5000元，再利用自己的营销网络销售出去。 对于老百姓老说，便宜三四千元就可以抱回一台质量相差无几的TCL王牌大彩电，何乐而不为呢？
仅仅一次全国家电产品交易会，TCL的订货总额就达到2亿元。 1996年，TCL后来者居上，在全国已经有了53家销售机构网络，产销达到全国第4。 这一年，前任退休，李东生荣登TCL集团总裁。 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国有企业一样，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李东生开始了一场豪赌——国企改制。 他和政府签订了5年的授权经营协议：核定TCL的资产为3亿元，归政府所有，每年企业净资产增长率不得低于10%，多出10%部分，拿来给管理层作为股权激励。 代价是，他只能领工资的50%，达到目标才能领100%。而且，他要交50万元的风险抵押金。 李东生哪里有这么多钱，他把自己和父亲的房子拿去做了抵押。斩断一切退路，决定背水一战。
此后，“赌徒”李东生便如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 1996年，进入彩电领域才3年的TCL，兼并了香港陆氏彩电项目；
1997年，吞下河南美乐和内蒙彩虹；
2000年，并购无锡宏美；
2003年，买下乐华。 那几年，中国彩电市场早已经供大于求，每年积压的彩电达到1000万台。 许多彩电企业在倒闭的边缘徘徊，李东生两位同学的日子也并不好过。2001年，执掌康佳的陈伟荣，因为坚持扩大生产导致巨亏，向董事局递交辞呈，离开了他奋斗12年的康佳。
黄宏生则要更惨一些，2001年，黄宏生因为被控和家人窃取上市公司资产，被判入狱。
而李东生，在那场横尸遍野的价格战里，靠着身为巨头的财大气粗，清退且收购了一波小虾米，笑着活到了最后。 但李东生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的目光盯向了国际市场，依然是“蛇吞象”式的兼并。 2002年，TCL打败众多竞争对手，以820万欧元并购德国三大民族企业之一施耐德，接着是美国高威达。 2004年，是TCL的丰收之年，1月29日，李东生前往法国，大手笔并购了法国汤姆逊的彩电业务。
汤姆逊曾收购美国无线电公司的RCA品牌彩电，这个公司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第一只全电子彩色电视机显像管。
在某种程度上，汤姆逊算是“彩电之母”。 而今，这一切都成了李东生和TCL的囊中之物。 这是中国第一个大型跨国并购项目，签字现场，身后站着的是两国最高领导人。
1天后，他又奔赴深交所，敲响TCL集团上市的钟声。
3个月后，靠着和彩电同样的营销打法，如日中天的TCL手机业务兼并了法国巨头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 汤姆逊和阿尔卡特，彼时都是世界500强。李东生想用他们的技术和品牌，打入欧洲市场，让TCL成为一家国际化企业。 那一年，据预测，新成立的TCL-汤姆逊电子有限公司（TTE）在2004年的彩电产销量将达2 000万台，把第二、第三位的索尼、三星（1 700万～1 800万台）抛在后面，成为全球最大彩电供应商。 手机业务在预想中，也将突破2000万部，成为中国销量第一，全球第七的手机生产制造商。 2004年，是属于李东生的年份。 央视把他评为“CCTV年度经济人物”。
往日高冷的国际媒体们，对他不吝赞美。国际著名杂志《财富》说他是“亚洲年度经济人物”，美国《时代周刊》和CNN把他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25名商界人士”，法国总统希拉克给他颁发了法国国家荣誉勋章。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把TCL做成一家国际化企业，李东生的抱负，似乎已经要实现了。 但情况却突然急转直下。
一场巨大的全球彩电业技术革命，正在悄悄到来——由显像管技术向面板技术转型。 李东生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只是他觉得液晶面板不会那么快就到来。就算来了，也只会暂时占领高端市场。 其实，不只是TCL，这是那时世界的主流想法。 河南一家叫安彩的玻壳（俗称“大头”显示器）厂，彼时也是中国最大的玻壳厂，斥巨资5000万美元，收购了玻壳届“开山鼻祖”美国康宁旗下的9条玻壳生产线，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玻壳企业。
可是，2004年底，欧洲彩电开始快速向LCD平板电视转型。到2005年底，LCD产品已经占据了35%的市场份额。 也就是说，TCL斥巨资买来的汤姆逊显像管技术，没用了，安彩的玻壳也没用了。 他们成了最大的接盘侠，2005年，安彩亏损1.8亿，2006年，亏损18.5亿。 2007年底，世界最大玻壳厂安彩宣布破产，如今已成为无人知晓的历史尘埃。
有些许讽刺的是，康宁拿着安彩给的钱，投入了液晶显示器用玻璃的生产，成为了世界最大的液晶显示器用玻璃生产商。 TCL原本就没有什么技术优势，李东生想要靠着扩大规模降低成本，进而占领欧洲市场。
如今一切幻想都破灭了，眼前的第一要义也是唯一的要义是生存。
在慌乱和巨大的争吵中，TCL和汤姆逊彩电业务合并后的TTE紧急上马了LCD生产线，但亏损还是越来越严重。
因为世界的运转效率不可避免地变快了，像摩尔定律讲的一样，产品会迅速迭代。
液晶彩电每延误上市三个月，价格就会降超过15%；延误半年，就会降超过30%。液晶彩电的毛利，一共也只有15%。 TTE的新品投放平均延误三个月。
2005年，TTE欧洲亏损8000万美元，2006年上半年，亏损扩大到9600万美元，并且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每天亏损仍然高达50万欧元。
这一年，李东生48岁，这是他的第四个本命年。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李东生迅速瘦了20斤。原本35英寸的裤腰，到2015年11月，已经变成了32英寸，原本的所有裤子全都穿不了了。
大半年的时间，他夜不能寐，要靠安眠药才能睡着。 熟悉的媒体去拜访他，形容道：他整个脸色可以说是地狱的颜色，不是人间的颜色。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TTE几度换帅，原本的CEO赵忠尧被撤职，李东生点将胡秋生上台。仅仅半年之后，接替赵忠尧CEO之位的胡秋生，向李东生递出了一纸辞呈。 面对技术的革新，所有人都手足无措。
无奈之下，2006年5月，李东生亲自下场，兼任TTE的CEO。
此时，摆在李东生面前的有3条路：持续经营、协商重组、即时破产清盘。 他请麦肯锡调研了这三种方案需要的成本，结果是超过1亿欧元、9000万欧元和4000万欧元。 持续经营投入太大、破产重组就要一切清零，而且会引发劳务纠纷，最佳方案是协商重组。
利用法国大选把汤姆逊重新逼回谈判桌上，费了无数口水说服香港债权银行，在内部改革诸侯文化重组新的团队...这里面的每一个故事，单拎出来都能写成一篇新的文章。
总之，历尽了九九八十一难。2007年9月，置之死地而后生的TCL，新业务终于盈利了。
2007年10月，李东生卸下担任了18个月的TTE的CEO职务， 此后TCL在欧洲站稳了脚跟，一半收入都来自海外市场。 但在中国，昔日的王者TCL，似乎褪去了往日雄风，今天的很多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TCL是做什么的。
这是一场自己不研发，想要花钱买技术和市场的巨大教训。
这个教训几乎是用TCL的死亡换来的。 02 不在教训中爆发，就在教训中灭亡。
前几年，“缺芯少屏”这一话题刷爆网络，成为了全中国人的焦虑。
因为所有人都意识到，我们在核心技术上，被卡了脖子。
但其实，关于屏幕的焦虑，并不是今天才开始。
早在2005年，液晶屏幕取代显像管，迅速成为电视界的主流时，我们已经被卡了脖子。
因为，屏幕的技术掌握在夏普、LG、三星、友达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企业手中。
这一年，深圳市政府和TCL、创维、康佳、长虹四家彩电整机企业，一起搞出了聚龙计划。他们决定，和深超各出200万成立聚龙光电公司，和境外液晶面板企业在深圳合资建厂。
作为主要参与方，TCL信心满满。
但一番谈判下来，夏普、LG、三星、友达等企业要么说不转让技术，要么提出极高的转让价格，合作流产了。 当人们把目光看回大陆，发现只有一家企业可以生产液晶面板——京东方。
2003年，当人们大手笔到国际上并购，登上各项世界第一时，京东方默默收购了韩国现代旗下的 TFT-LCD，中国大陆的液晶产业从这里开始起步。
TCL他们和京东方一番商讨后，决定2006年9月动工，2007年年底量产，刚好赶在奥运会前夕，这也算得上一个重大突破。 不过，因为涉及的相关方众多，到底是上液晶膜组、6代线还是7.5代线，大家产生了分歧，也迟迟无法谈妥。 此时，日本夏普站了出来，主动和深圳政府提出建设一条7.5代线，并说京东方的技术不行。
的确，夏普早在1998年就开始举全公司之力，研发液晶电视技术，是液晶电视技术的世界领导者。
人们甚至发明出了“龟山机”这个词，来形容高品质液晶电视，因为夏普的工厂在龟山。 深圳政府和夏普展开了谈判，但就在深圳政府和夏普谈判的最后关头，夏普要求以控股为条件转让技术。
在先前的谈判里，是不存在这一条件的。
夏普高层更是表示，原本就没有在中国投资液晶屏生产线的计划。 原来，夏普的出现只是为了搅局。 而且，这样的搅局，夏普上演了不止一次。
参与谈判的一位官员透露：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台湾地区的面板企业都将面板作为严格封锁的核心技术，导致最初几年的谈判一直不顺利。
就这样，努力了几年，聚龙计划泡汤了，深圳政府发展屏幕技术的希望，也成为了零。
2009年，李东生找到深圳政府，提出要自主建线。
听起来简单美好，但在那时，任谁看来，这都是一个大胆且根本无法实现的计划。
第一，投入太大。
合资建厂每家只需要出几百万，但自研屏幕技术，需要投入的金额是百亿级别。一旦失败，一切就付诸东流。 第二，没有人才。
就算有了钱，也根本没有人能做。因为那时放眼大陆，只有京东方有一些技术人才，自己用都不够。
而全世界的屏幕巨头们，全都团结起来封锁核心技术，把人才捂得紧紧的。
其实，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2007年，聚龙计划进展不顺利时，TCL和三星签订了技术合作协议，建设一个液晶模组厂，由三星负责人员培训和技术指导。
说白了，就是TCL做三星的代工厂。 模组厂负责人是南京LG液晶显示公司的贺成明，20多名核心技术人员都是他的老部下。
贺成明 2008年4月打桩，2009年2月已经实现量产，并且在当年就实现了盈利。 这个项目让TCL生成了一点点自主的能力，但对于建厂需要的几百工程师而言，这20多个人就是杯水车薪。 后来台湾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拜访贺成明时，说他们可以招募台湾工程师。贺成明想：这怎么可能呢？ 但抱着一点点希望，他还是把这个建议报告给了TCL领导。 李东生立刻找到了研发工程师出身的陈立宜，他曾是奇美的重要干部，后被排挤出局，在广东惠州创业，也参与力TCL模组项目的筹建。
陈立宜 李东生咨询了陈立宜后，给了他一天时间，和台湾团队谈。 后来，陈立宜答应了，大家迅速起草了建线规划，并汇报给了深圳政府。 2010年初，深圳市和TCL联合成立华星光电，生产8.5代线，100亿元的资金各出一半。
李东生推荐贺成明为华星光电的法人代表和CEO，由他全权负责。 因为他是一个在彩管工业工作了15年，且痛恨那个没有自生能力的领域，决心转向液晶显示，而且他性格刚烈，可以推动一些事情。
所有人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深圳代理市长王荣说：这个项目干成了就是中国自主创新的一面旗帜，干不成就是夜郎自大的一个笑话。 但这个项目，仍然差点流产了。
03
他们的计划是边开工边招人。
2010年1月16日，项目开工，打下了第一根桩。 但那只是假开工，因为根本还没招到人，陈立宜的合作者就辞职了。要是几个月内招不齐，项目一准完蛋。 贺成明急得立刻飞到台湾，展开了挖人大战。
说来也是幸运，那时恰逢台湾市场衰退，群创合并了奇美，但因为群创作风强势，很多人选择了离开，愿意去华星。 于是各方开始严堵，奇美内部到处都是传言：郭董（郭台铭）说去华星也没用，他会把它买下来后，叛逃的都fire（开除）掉。 但不是所有人都会被威慑，也架不住华星光电真金白银的给，到2010年3月，他们已经招到了70多人。 于是厂房开始设计，工程开始建设，最终他们招到了200多名台湾工程师，20名韩国工程师，还有一些日本工程师。 几个月前，这还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事情。 但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人，这样才能真正留住技术。 华星光电开始从全国排名前20的大学招人，并且贺成明规定，台湾工程师对新人的培养就是对自己的培养。
但因为日本人经验丰富，很多人建议让日本人主导技术。但贺成明坚决不同意。 在重重压力下，贺成明坚定地支持陈立宜来主导，用LG和友达的经验来辅助。 陈立宜只有技术和营销经验，就从其他渠道挖来LG和友达有建厂经验的人来弥补，事情进展总体十分顺利。 但因为总资金只有100亿，要建厂、买设备、还要发工资，贺成明一切从简，能省就省。尤其是他自己，不计报酬，大年三十跑到工地上陪工人一起吃饭，然后再赶回南京。 但掌握了核心设备的企业，还是恶意抬价。 他们购买的其中一个核心设备，供应商是一家日本企业，直接报价十几亿元人民币，绝不松口。 贺成明四处打听，了解到韩国也有一家厂商，但只供应大公司。 贺成明就托朋友找到这家公司的社长，邀请他来深圳。 社长果然来了，贺成明备上了社长最喜欢的五粮液，俩人一人一瓶开始喝，社长一说不能卖，贺成明就说喝酒喝酒，一直喝到社长醉倒被抬走了。
第二天，华星光电内部传出消息，说贺成明热情接待了那位社长。 日本人一听急了，立马派人拜访，并且把价格降了几亿元。 但贺成明还不满意，一个月后又把那位社长请来，俩人喝喝酒，顺便聊了点技术问题。 贺成明就把知道的透露给日本人，日本人一听，更急了，又降了几亿元，最后成交价格不到当初的一半。 他们遭遇的困难数不胜数，设备遭遇过地震、海啸、被海水浸泡，为了赶工连续几个月每天只睡很短的时间。 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发明了自己的技术HVA，成为了拥有自主技术的企业。
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各个环节的包容下，把良率提高到90%以上，满产后甚至稳定在94%。 曾经，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的华星光电，竟然真的如期建成了。 当然，这里面有李东生置之死地而后生后的魄力，有贺成明的不到黄河不死心，也有深圳政府的全力支持。 陈立宜说：来大陆以前，我觉得我剑术练得很厉害，但是这里人家是拿枪。 京东方作为中国屏幕的先行者，那段从零开始，逆袭为世界第一屏幕厂商的经历为众人所熟知。 但很少有人知道，华星光电这个项目同样付出了一群人巨大的努力。且只要错一步，就可能会流产。 而且，华星光电是中国大陆唯一拥有全产业链的面板制造商。
走到这一步，10年间，他们投资了1800亿。 2019年，华星光电LTPS手机面板出货量全球第二，2020年2月，成为全球第二大电视面板供应商。 2019年12月，华星光电6代AMOLED产线也已经量产出货，成为全球极少数具有量产柔性折叠屏能力的公司。 如今，华星光电为华为、小米、三星、索尼等众多国内外企业提供屏幕。
作为国产屏幕界的黑马，华星光电和京东方一起，成为了中国屏幕界的双子星，为中国补上了屏幕这块遗憾。 “缺芯少屏”，中国终于不“少屏”了。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华星光电这家企业，更少有人知道华星光电和TCL的关系。 2019年11月4日，华星光电更名为“TCL华星”。 一周前，TCL科技又要斥巨资42.2亿人民币拿到武汉华星39.95%的股权。
那一天，TCL科技股价涨幅达到5.67%；港股华星控股股价大涨95.45%。
曾经，李东生总是疑惑，为什么TCL做得那么大，股价却那么低，这一刻他也许有了一些答案。
这似乎标志着，这家古老的几乎被遗忘的民族企业，完成了它的华丽转身，成为中国屏幕界的领军者之一。
随着对技术的重视，加上营销优势，TCL的其他业务相比当年，也有了巨大突破。
他们在全球拥有7万名员工，26个研发机构，22个制造基地，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一半的营收来自于海外，成为中国成功走出去的代表企业之一。 此刻，距离TCL成立，已经过去了40年；距离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42年。 尾声 2006年5月，TCL濒临倒闭的时候，李东生在公司内部发表了《鹰的重生》的文章，文章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一生的年龄可达70岁。 但40岁时，它的喙变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胸脯；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捕捉猎物；羽毛长得又浓又厚，翅膀变得十分沉重，使得飞翔十分吃力。 此时的鹰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等死，要么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更新过程——150天漫长的蜕变。它必须很努力地飞到山顶，在悬崖上筑巢，并停留在那里，不得飞翔。 鹰首先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其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待新的喙长出来。鹰会用新长出的喙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一根一根拔掉，鲜血一滴滴洒落。当新的趾甲长出来后，鹰便用新的趾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 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鹰重新开始飞翔，重新再度过30年的岁月。
这个流传极广的故事，当然是假的。 且不说喙脱落后能不能长出来，拔了趾甲和羽毛还能不能存活，对于鹰这种独居动物，在悬崖上待150天没有食物，也会被饿死。 可对TCL来说，这个故事是真的。
从一个小小的磁带厂起家，到靠营销和低价竞争，做到全球第一。 然后被击倒、清零、置之死地而后生，然后在血泊中长出真正的骨骼和羽翼。
但也许直到屏幕技术突破的那一刻，TCL才真正完成了重生。
这一次，不只是销售数据，而是产业技术。 不仅是TCL，中国的众多企业以及背后的产业，冰箱、空调、手机…等都经历了这样一个历程。 后来我们发现，无论是情愿还是被迫，他们都必须做出选择： 是选择山寨贴牌还是自主创新？选择守着眼前还是拥抱未来？选择做大还是做强？选择跪着活又或是站着死？ 20年前，我们的大多数企业，都选择了前者，因为相比较后者，前者要容易的多。
但种下什么样的因，就要结出什么样的果。他们大多和外国品牌竞争时，毫无还手之力，最终成为了消失在历史中的尘埃。
当然，这本没有什么错，毕竟有些企业还活的很好，比如联想。 但20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该走的路一点都不能少，我们真正做强了的那些领域，选择的全都是后者：屏幕、通信、航母、高铁…没有哪一个产业不是打碎了牙齿和血吞之，才有了今天。
自主研发会难一点累一点，但是只有靠自己，我们才能有源源不断地创新能力。 让人唏嘘的是，当年的搅局者夏普，如今已经在竞争中落败，逐渐淡出了市场。
试想，如果当年夏普和深圳的聚龙计划成功了，是不是就没有了今天的华星光电？
如果我们的企业全都花钱用外国的技术，我们是不是永远只能做个世界工厂？
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则只能勒紧裤腰带为全世界打工？
但显然，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眼里看的心里想的是中国创造，是拿高工资，过好生活。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这个世界上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对于一个人如此，企业和国家亦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