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缔造中芯国际 杀出芯片血路 却被迫出局成路人!



“遇到什么挫折,挺过去,然后东山再起,再做。”

万众期待之下,芯片代工巨头中芯国际的回A之旅正式开启。6月1日,中芯国际科创板IPO申请正式获得上交所受理,计划募资200亿元。半导体国产替代的浪潮滚滚而来,有多少人还记得中芯国际的创始人,那个为中国半导体事业奉献半生的“幕后英雄”?

2000年以前,中国半导体事业愁云密布。

20多年的技术攻关、数百亿的投入换来的只是一些落后的二手生产线,被寄予厚望的半导体企业最后只剩下上海华虹一个独苗,还只是个及格生。

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被进一步拉大。失落与无力感笼罩着整个行业。

直到他的到来,才让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

其实,中国半导体技术起步并不晚。即便在经济最困难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军工半导体技术,也一直保持在世界第一梯队。可不计成本、不在乎良率的军工技术,没办法直接复制到民用、商用领域。

等到改革开放,国人才意识到,美、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已远超中国大陆。

为此,中央下指示:“砸铁卖铁,也要把半导体产业搞上去。”

从80年代开始,国务院不惜动用财政赤字,发起了浩浩荡荡的半导体“三大战役”:1986年的“531战略”、1990年的“908工程”和1995年的“909工程”。

可是,技术攻关的难度超乎想象。

以“908工程”为例,原本想引进一条当时较先进的6英寸0.8-1.2微米的芯片生产线。

结果,行政审批花了2年,技术引进花了3年,建厂施工又花了2年。等到生产线投产时,国际上的主流制程已经达到了0.18微米,技术差距反而更大了。

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是最大的拦路虎。

冷战期间,美欧日等国家在巴黎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组织),严格限制向东方阵营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科技产品,苏联和中国是最重要的封锁目标。

苏联解体后,巴统组织宣告解散。但1996年,美国等33个国家又重新签订了一个替代性的“瓦森纳协议”,对武器及高科技产品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中国依然是被管制国家之列。

“瓦森纳协议”规定,西方国家对中国半导体技术出口,一般要按照“N-2”的原则审批,就是要比最先进的技术晚两代。加上审批中适当拖延时间,中国拿到的技术设备通常比最先进水平落后3-4代。

“908”、“909”工程中,华晶、华虹两家国有企业在采购设备时均受制于“瓦森纳协议”。华晶7年建厂,沦为笑柄;华虹虽然顶着压力,不到两年就建成试产,但8英寸、0.5微米的生产线仍远远落后于国际主流技术。

“三大战役”相继搁浅,中国半导体突围无门。

1999年,信息产业部召开全国战略研讨会,提出:2001年-2005年,全国再投200亿,拟建2条8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

会上,时任上海经委副主任江上舟提出反对意见:“自己投资只能建2条8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而寻找海外伙伴投资,至少能建10条8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

▲2011年月27日,江上舟因病去世

失败还历历在目,江上舟一言,令许多在场的专家、院士愕然。

于是,寻找海外伙伴投资、突破“瓦森纳协议”封锁的重任,落到了“异议者”江上舟的肩上。

就在此时,回国考察的台籍半导体专家张汝京,闯入了江上舟的视野。

中国半导体事业枯木逢春。

当时,张汝京被誉为华人世界半导体产业的“第三号人物”。

29岁那年,博士毕业的张汝京加入美国半导体巨头德州仪器,一干就是20年。

期间,他做了8年技术研发,还协助德州仪器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完成了10座半导体工厂的建设、运营,是业内有名的建厂专家。

▲年轻时的张汝京

心系祖国大陆的父亲问他:“你在世界各地建厂,为什么不回大陆建厂?”

张汝京说,一直还没有机会。

不过,在父亲的影响下,回大陆成了他的一个心结。

1996年,张汝京苦苦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

当时,中国电子部(工信部的前身)派代表去美国得州仪器参观,接待他们的正是张汝京。

同年底,在电子部组织的一场论坛上,张汝京结识了微电子专家王阳元院士。

“你回来帮忙吧”。王阳元院士当即邀请他。

第二年,张汝京就从得州仪器提前办了退休。

当时,张汝京的学长陈正宇博士,在无锡成立了华晶上华,邀请他过去。

另一边,台湾中华开发投资银行成立了世大半导体,也希望张汝京过去。

考虑自己孤身一人、势单力薄,张汝京对中华开发说:“我是想去大陆,要不你们和陈正宇那边合作吧。”

中华开发允诺。就这样,张汝京带着资金和一个台湾团队来到华晶上华。

为了主持这个项目,张汝京在台湾和无锡之间,两地奔波。

直到1998年2月的一天夜里,张汝京接到一个电话:“台当局要求中华开发把大陆的项目都停掉。”

虽然极不情愿,但三个月后,大陆的项目成功验收通过。之后,张汝京和团队撤回台湾,专心做世大半导体的项目。

离开前,张汝京团队开发的0.5微米半导体项目,已经是大陆最先进的。

在世大,张汝京依旧心系大陆。根据他的计划:世大第一厂、第二厂建在台湾,第三厂到第十厂全部放在大陆。

只可惜,世大没能撑到回大陆建厂那一天。

在张汝京的带领下,世大发展迅猛,仅用3年就成为全球第三大代工企业,产能超过台积电的三分之一。相互缠斗的台积电和台联电争着要买。

2000年,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出资50亿美金,以8.5倍的高溢价买下世大。

加入张忠谋麾下时,张汝京只提了一个要求:希望收购完成后,台积电可以到大陆投资建厂。

碍于台湾当时的政治环境,张忠谋没有答应。

第二天,张汝京就辞了职。

惜才的张忠谋几次找他谈话,希望他能留下来。但张汝京回大陆的心意已决。据说,张汝京还为此被罚了很多台积电的股票。

2000年初,回国考察的张汝京一行圈定了3个建厂地址,分别是:香港、北京和上海。

他们最看好的是香港。这里最有希望规避美国的禁运,投资人和香港政府也很支持。特首董建华特批了建厂土地,张汝京要求在这块地以外,给员工盖一个宿舍。但香港的地产商不干了,以“炒地皮、炒楼价”为由发动游行示威,赶走了他。

去北京时,时任市长刘淇和主管科技的副市长都不在,遂不了了之。

到上海时,不仅徐光迪市长和主管科技的副市长全都在,还当即拍板并带他们去张江选地,“想要哪块都可以”。

当时的张江还是块不毛之地。张汝京本来看中了上海金桥,因为华虹半导体也在那里。

但上海给的政策很好,在江上舟的力邀之下,张汝京与虞华年博士、胡定华博士、杨雄哲教授、马启元教授最终商定:“聚焦张江!”

江上舟搭台,张汝京唱戏。接下来就是张汝京的Show Time。

2000年8月24日,中芯国际在浦东张江正式打下第一根桩。

13个月后,上海第一座8英寸厂正式建成投产,创造了当时全球最快的芯片厂建厂纪录。

很快,上海的1座工厂变3座;在北京,两座12英寸芯片厂破土动工;在天津,中芯国际又收购摩托罗拉的8英寸芯片厂……

短短4年,中芯国际在纽约、香港两地上市,创造了半导体行业最快的上市纪录。

次年,中芯国际成为仅次于台积电、台联电的全球第三大半导体代工企业。

短短数年,张汝京缔造了一个中国半导体行业举全国之力、花20多年都没能实现的奇迹。

技术封锁、人才短缺、资金紧张……这几座阻挡中国半导体事业几十年的大山,被张汝京一一铲平。

为避免像华晶、华虹那样在技术引进阶段就被疯狂狙击,张汝京刻意分散股权,淡化国资背景。

2000年4月,张汝京在开曼群岛设立“中芯国际”,以此为平台募集资金,再以外商投资的身份在上海设厂。

首期募资的16名股东中,只有上海实业、北大青鸟两家有中国背景。10亿美金中,绝大部分来自张汝京找来的外资;而张汝京本人的持股还不足1%。

即便如此,中芯国际仍没能躲过“瓦森纳协议”的技术封锁。

2001年,美国的0.13微米技术已经实现量产,而国内最先进的技术只是0.35微米级别,足足差了3代。张汝京希望从美国进口0.18微米等级的生产线设备,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

据说,身为基督徒的张汝京前往美国四处游说,找齐了全美五大教会为他担保,还承诺中芯国际的产品只用于商业用途,不会用于军事用途,最后才获得了美国的出口许可。

这一步,将中国半导体与国际最先进水平的差距从3-4代缩小到了1代。

此后每隔一两年,中芯国际的生产线需要技术升级时,类似的刁难都会出现。

直到2007年,中芯国际申请购买45纳米技术设备时,因为有过去六七年的良好记录,美国政府才没有刻意为难。

2007年12月,中芯国际顺利拿到45纳米产品的生产设备,仅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1年。

张汝京说:“45纳米是个很大的突破,以后基本上就和国外同步了。”

如果没有张汝京和中芯国际,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技术升级绝达不到这样的速度,甚至能否缩短代际差距都还是个大大的问号。

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当中芯国际建成4座12英寸芯片工厂后,国企背景的华虹NEC筹划了多年的第一座12英寸工厂,依然因美国的技术封锁胎死腹中。

大陆人才短缺,张汝京就自己带人来。

2000年中芯国际成立时,国内做过0.35微米半导体芯片的还不到10人。中芯国际最初的团队中,有300多人都是张汝京在德州仪器和世大时的旧部。

一时间,张汝京甚至掀起了台湾半导体工程师前往大陆工作的潮流。

在资金方面,建一条10英寸生产线通常需要10亿美元,建一条8英寸生产线也需要数亿美元。

而中芯国际在上市前一共只融了16.3亿美元,却同时建设和收购了6条生产线,靠的就是张汝京把一块钱掰成两半花的功夫。

中芯国际开建时正处在行业低谷,张汝京购入了大量二手设备。

“假设新设备要100块钱,别人维修好的二手设备买回来只要大概60、70块,”张汝京一笔笔分析,“我们买没维修过的二手设备只要20块,算上零件和人工费,一共约30块钱。”

“很多人盖工厂,规模不到我们的一半,花费是我们的八成,效果还没我们好。”张汝京得意地说。

张汝京抠门是出了名的。

在中芯国际,他住的是员工宿舍,吃的是7块钱的工作餐。为了省油,张汝京甚至不坐排量1.6的桑塔纳,只坐排量1.3的经济型轿车。

2000年底,中芯国际一厂主厂房上梁。江上舟前去祝贺,张汝京只花20元放了串1000响鞭炮贺喜。

那时,江上舟便看出张汝京摇钱聚宝,不讲排场,能成大事。

一连串发展奇迹的背后,是中芯国际不断激化的内部矛盾。

当初,为了绕过国际技术封锁形成的分散股权成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在中芯国际内部,有创始人张汝京、中国政府和股东三股力量在博弈。

中国政府的诉求是:将中芯国际打造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代工企业,带动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而股东的诉求当然是获得财务回报。

张汝京坚定地站在了中国政府一边:一切以产业升级为优先。

尹志尧、王宁国、武平、陈大同、戴伟民、朱一明……张汝京与中芯国际的示范效应,吸引了一大批半导体产业的华人精英归国创业。

2000年以后,珠海炬力、中兴微、澜起科技、兆易创新等一大批优秀的半导体企业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而这些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企业,大都得到过张汝京和中芯国际的帮助。

在半导体行业,鲜有代工企业愿意用那些新晋国产设备商的设备,因为质量没有保证,风险太大。但“爱用国货”的张汝京愿意给他们机会。遇到设备和材料采购,他都会先问问:“有没有合格的国产产品能够替代?”

在中芯国际的带动下,上海迅速聚集了一批优秀半导体企业,形成了浦东张江、松江和漕河泾“两江一河”半导体产业带。2006年,上海半导体工业增加值800亿元,占全国的80%。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

以上海为中心,北京、成都、武汉、深圳等地的半导体产业也渐成规模。

为了带动产业升级,中芯国际急速扩张。

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惨痛:连续9年亏损。

为了缩小与国际上的技术差距,张汝京只能打破正常经营节奏。8英寸生产线的投资成本还没收回,12英寸生产线又立即上马。雪球越滚越大,利润难以覆盖投资成本。

在张汝京看来,这是实现技术赶超的唯一选择。

如果不投12英寸生产线,中芯国际会是中国大陆所有半导体公司中盈利最好的公司之一。“但是,不做12英寸中芯国际有前途吗?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有前途吗?”

他清楚,如果等8英寸折旧完再投资12英寸,中芯国际将永远无法跟上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升级步伐。

但在股东眼中,长期亏损和“盲目扩张”始终是张汝京的两大败笔。

内部反对声渐起。好在中芯国际当时的发展蒸蒸日上,股东还可以为长期利益作出妥协和让步。

2008年,内部矛盾彻底激化。

当时,存储芯片价格崩盘,再度巨亏的中芯国际急需补充资本。黑石、TPG等都曾找到张汝京,表示愿以优厚价格收购中芯国际股权。

可张汝京明白,公司一旦被私募股权基金控制,下场多半是分拆出售。他不愿重蹈世大的覆辙。

走投无路的张汝京只好求助中国政府。政府推荐了大唐电信、华润以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三家央企作为备选。

引入国际PE,还是国内央企?

董事会内部产生了激烈争论。最终,张汝京还是力排众议,选择了国内央企。

几轮谈判中,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因旗下公司生产军工产品出局,华润则因为要求将中芯国际更名而被董事会否定,大唐电信最终入围。

2008年11月,大唐电信入股中芯国际,取代上海实业成为第一大股东。

适逢金融风暴,中芯国际股价从1.4港元跌至0.4港元。最终,大唐电信仅用1.76亿美元就获得了中芯国际16.6%股份。

融资额巨额缩水,加之股权被过度稀释,原有股东对张汝京越发不满。

一边是试图谋求控制权的大唐电信,一边是只关心财务回报的财务投资者,董事会矛盾日渐激化,张汝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直到2009年6月,江上舟以独立非执行董事身份出任中芯国际董事长。二人联手协调各方关系,中芯国际的局势才暂时稳定下来。

然而就在此时,更大的危机向中芯国际袭来。

2009年11月11日,上海张江的一间公寓,被中芯国际员工和媒体围得水泄不通。

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最终的答案:张汝京是否真的引咎辞职,要离开他一手创办的中芯国际?

一天前,中芯国际宣布了两项重大消息:一是公司与台积电长达6年的纠纷诉讼达成最终和解;二是CEO张汝京宣布辞职。

姗姗来迟的张汝京确认了这一消息。

他说会对事情负责,而辞职就是他付出的代价。

2000年创立中芯国际时,正值两岸关系趋紧的当口。台湾对大陆的技术封锁愈加疯狂,严禁高科技企业进入内地。

张汝京自然成了陈水扁当局的眼中钉。

早在张汝京四处奔走募资时,台湾当局就已经在从中阻拦。当时,不少台湾基金和财团都打算投资中芯国际。可是,有两家台湾基金股东的名字不慎被泄漏,台湾当局马上就逼这两家基金退股。

2005年,中国台湾“经济部”又以非法投资为由,对张汝京处以500万新台币罚款,并限期6个月内撤资,否则将连续罚款,直至撤资为止。

但张汝京态度相当强硬,直接宣布放弃台湾户籍,与台湾脱离关系。直到2007年3月,处罚决定才被撤销。

不止张汝京,另一位前辈也因坚持投资大陆惹来了麻烦。

台联电前董事长曹兴诚早就看好与大陆合作。面对先行一步的张汝京,他也坐不住了。2001年,台联电以“援助”的方式创立了苏州和舰科技。

面对政治压力,他并未服软,甚至多次公开讽刺,“如果早上搭飞机去上海,傍晚再坐飞机回台湾,这样就不算出走大陆了吧。”

诉讼和“政治”麻烦接踵而至。2006年,曹兴诚被迫辞去联电董事长的职务。

政治打压没用,商业阻击跟上。

正好前老板张忠谋也打算给张汝京个教训。

在中芯国际创立之初,1000人的团队里,有300多人是来自台湾的技术人员。张汝京甚至还曾尝试把台积电的一支科研团队整体挖过来。

台积电并未马上发作,而是默默收集证据。

2003年8月,在中芯国际两地上市的关键时刻,台积电出手了。

台积电在美国加州起诉中芯国际窃取商业机密,索赔10亿美元。当时,中芯国际一年的营收才3.6亿美元。

自知理亏的中芯国际于2005年与台积电和解,不仅赔偿1.75亿美元,还同意台积电“自由检查”中芯国际的所有技术。

2006年,在中芯国际准备外部融资的关键时刻,台积电再次出手,控诉其最新的0.13微米工艺使用台积电技术,违反了《和解协议》。

2008年以后,两岸关系缓和,在张汝京的主导下,双方一度达成了和解的初步框架。但双方律师始终无法在细节条款上达成一致,而且中芯国际的代理律师认为,己方证据充分,胜诉把握很大,坚持要打到最后。

结果,还是败了。

2009年11月3日,美国加州地方法院判决中芯国际败诉。

次日,双方达成庭下和解。中芯国际分4年向台积电赔偿2亿美元现金,同时向台积电支付8%股权,外加授出2%的认股权。

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是:让张汝京离开中芯国际。

尽管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中芯国际,但张汝京丝毫没有抱怨或难过,他反而安慰朋友们,“不要认为这是人生中很大的失败,不要被打趴下。人生总是要不断的努力。”

他关心的从来不是个人得失。“这个过程对我而言,我觉得焉知非福。因为那个项目做起来了,中芯国际开创的不错,现在接班也很好。”张汝京说。

2020年5月,中芯国际回A上市的消息振奋了整个行业。

当国产替代的前景让人们对中国半导体充满希望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忘了2000年以前中国半导体事业的愁云密布,忘了张汝京是如何一步步让人们重新燃起希望的。

61岁离开中芯国际,一转眼10年了。

张汝京仍在为中国半导体事业奔波忙碌。

从中芯国际离职时,张汝京签了一份竞业协议:从2010年起,三年之内,不得再从事芯片相关工作。

就在人们以为他要就此退休时,张汝京得知,自己被允许从事LED和太阳能领域的芯片工作。他马上就创立了一家LED工厂,主业是为LED产品生产变换光谱、转换电压等功能芯片。

2014年,竞业协议到期,张汝京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第三次创业,建立大陆首个300毫米大硅片项目的承担主体——上海新昇半导体。

3年后,在新昇经营逐渐稳定、产能即将突破12万片/月的时候,张汝京又离职了。

他要去完成自己的未竟的梦想。

2018年,70岁的张汝京转战青岛,创立国内第一家CIDM模式的半导体公司芯恩半导体。

半导体行业有三种运作模式:Fabless、Foundry和IDM。

Fabless即仅做设计、不自主生产,以高通、华为海思为代表;Foundry即不做设计、仅做代工生产,以台积电和中芯国际为代表;IDM则是两者结合,设计和自主生产两手抓。

张汝京的老东家德州仪器就属于IDM模式。

这种模式可以避免被卡脖子,而且利润率比前两种都高。2018年,德州仪器的毛利率达到65%,比高通高10个百分点,比台积电高10-20个百分点。

在德州仪器工作时,张汝京就计划将来回国建IDM工厂。但成立中芯国际时,时机并不成熟。因为IDM模式需要大量设计人才,国内人才短缺,只能先从代工做起。

2009年,中芯国际一度计划向IDM模式转型。但随着张汝京的离开,一切戛然而止。

创立芯恩时,设计人才依旧短缺。

一家IDM企业往往需要几千个设计工程师,但张汝京连200个都找不到。

为此,他选择了CIDM模式:引入30至40家设计公司交叉持股,变相获得3000-4000人的设计团队。

CIDM模式下,产能扩张速度超乎想象。芯恩的二期投产后,张汝京预计每月产能可达到10至20万片8寸芯片。

从中芯国际、上海新昇,再到芯恩半导体,张汝京一直努力填补国内半导体行业的空白,推动产业升级。

而这些企业也显现出浓厚的“张汝京”特色。比如,逆周期建厂,把投资成本压缩到极致;追求节俭和高效;大批老部下的坚决追随。

目前芯恩400多人的团队中,有近百人是张汝京之前的老部下。其中,有10位是前中芯国际的副总裁。

这就是张汝京的人格魅力。

面对国内半导体行业每年30-40万的人才缺口,张汝京也没闲着。

他主导成立了青岛大学微纳技术学院,并担任终身名誉院长,旨在用“本土化”方案,解决青岛乃至山东的半导体人才缺口问题。

许多人说,张汝京的一生“三起三落”,三次创办企业,又重头再来。

但他从没气馁,“我到大陆来,就是要帮我们中国做一些事情,遇到什么困难,没关系,克服。遇到什么挫折,挺过去,然后东山再起,再做。”

从2000年回国开始,他为中国半导体事业奋斗半生。

2017年的“集微半导体峰会”上,倪光南院士代表国家,为张汝京颁发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终身贡献奖”。

再提起张汝京时,大家都习惯了叫他:中国半导体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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