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Twitter和Square的创始人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宣布，他将从自己的资金中拿出10亿美元成立一家叫Start Small的有限责任公司，这些资金将部分用于解决新冠危机。这是美国国内为应对冠状病毒及其后果而提供的最重要，也是最多的私人捐赠。目前，美国政府一再被证明在控制冠状病毒危机方面行动迟缓，甚至被批“政府根本对疫情蔓延无能为力”，于是亿万富翁——尤其是科技行业的亿万富翁，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充当起了救世主，但这一现象这却让不少人感到担心。
多尔西豪捐10亿
多尔西称，这笔捐款的目的是“为全球新冠病毒救济提供资金”，但他没有说明这笔钱的具体用途。他说，一旦疫情平息，Start Small将支持开始推动“女孩的健康和教育”，以及普及基本收入。
即使只有10%的钱捐给了抗击新冠肺炎的工作，多尔西也会在危机期间成为美国最大的公众慈善家之一。其他科技巨头，如比尔·盖茨、杰夫·贝佐斯和迈克尔·戴尔，迄今都承诺捐赠1亿美元。
但作为一名慈善家，多尔西并没有长期的公共记录，他正在采取措施缓解这些担忧：他承诺将在一个公共电子表格上公布所有的捐款，尽管如此，由于他成立的是一个责任有限公司，这意味着关键财务信息不必像传统基金会那样公开。该有限责任公司也不需要像基金会那样每年捐赠5%的资产。多尔西说，他过去捐赠了40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匿名的慈善捐款。
亿万富翁在非常时期扮演着什么角色？
在人们越来越关注亿万富翁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际，这10亿美元可能还会给多尔西更多的政治权力。由于这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多尔西可以用这笔钱进行宣传，争取实现全民基本收入（这是他喜欢的政策之一），这将扩大他在政治进程中的发言权。
多尔西捐款之际，人们正在对亿万富翁慈善家的力量进行更广泛的考量，其中一些人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比政府官员表现出了更多的领导力。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这场危机中，依靠亿万富翁来拯救我们，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但人们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
事实的确如此，除了多尔西外，苹果公司捐赠了2000万个口罩。比尔·盖茨正在建造工厂来生产甚至还不存在的疫苗。其他的科技精英，已经调动了他们的网络，为从世界各地寻找设备，或者为家乡的医院工作人员提供食物，展开了雄心勃勃的努力。身处危机前线的护士可能根本不在乎保护他们的口罩是来自蒂姆·库克还是唐纳德·特朗普——他们只会感激自己能拥有一个。
但有两件事可能是同时发生的：科技行业的亿万富翁们正在做好事，同时展示自己的实力，并长期巩固这种实力。随着政府的挣扎和安全网络的崩溃，科技界的亿万富翁们正达到他们影响力的顶点——一旦成功度过这场病毒大流行，他们的影响力可能不会那么容易消退。
研究精英影响的梅根·汤普金斯-斯坦格（Megan Tom pkins-Stange）说：“当一个国家如此悲惨地失败时，我们确实需要亿万富翁捐赠他们的资源。”
在这场危机中，科技行业的亿万富翁在四个相互关联的领域拥有更多的富豪影响力：他们的慈善权力、企业权力、政治权力和个人品牌权力。
1.慈善的力量
在过去一两年里，人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富豪们向慈善机构捐款是错的吗？毕竟，他们可以多交些税。
亿万富翁阶层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吉里哈拉达斯（Anand Giridharadas）认为，亿万富翁们通过捐赠漏洞逃税，这削弱了政府的收入和应对能力。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如果政府失败了，人们当然更愿意从马克·扎克伯格那里得到2500万美元用于治疗学研究，而不是政府口中的“没有”。
创投公司Y Combinator前负责人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尽管我认为，对于私营部门和慈善机构做一些政府应该做的事情的担忧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但目前还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为亿万富翁慈善事业辩护的人经常提到像盖茨这样的人，他正在把他的财富用于为七种可能不同的疫苗创造生产能力。仰慕者们说，他们宁愿让盖茨把数十亿美元花在这上面，也不愿让他多缴纳几美元税款，因为这些钱会在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中被白白消耗。
这种观点也许是对的，但这产生了一些间接的影响：是谁选择盖茨来负责美国的疫苗生产计划？微软公司前CEO鲍尔默（Steve Ballmer）捐赠的数百万美元，将用于他最关心的三个城市，底特律、洛杉矶和西雅图的社区，以及贝佐斯捐赠给美国各地食品银行的1亿美元，这些举措听起来都会对当地的抗疫很有帮助。但除了这些城市本身之外，还有谁认为这些是资源的最佳利用？
其次，并不是所有的捐助者都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不是所有在重大灾难中站出来的人都是渴望权力的亿万富翁。事实上，有些亿万富翁并没有利用他们的慈善事业来提高自己的力量——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公开地做过多少捐赠。
风险投资家理查兹（Jeff Richards）认为，有关硅谷富豪权力的讨论可能过于关注亿万富翁，而忽视了富有的普通科技领袖的努力。“并没有什么政治议程。他们都没有试图建立影响力、建立一个帝国或讨好政客或诸如此类的事情。”理查兹说道，“我可能太天真了，我相信人们做的大多数事情都是出于内心的善良。”
2.企业权力
活动人士担心，所有这些慈善活动可能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或许是完全有意为之的后果——这些“好事”可能会减缓两党对这些公司的规模、劳工做法和数据丑闻的审查。大型科技公司能否走出困境、获得更高的声誉，这一点并非不言自明——例如，这些公司对待低级别员工的方式，可能会受到丑陋的审查。
开放市场研究所的哈伯德（Sally Hubbard）认为，危机过后，大型科技公司的亿万富翁阶层将拥有比以往更多的权力。就在亚马逊自己增加了几十万个工作岗位的时候，实体零售却在大量流失工作岗位；谷歌在家庭中获得了更多的立足点，因为全国各地的教育工作者部署了谷歌教室远程教育学生——不管你想不想让你的家人使用它。从加州州长纽森（Gavin Newsom）到副总统彭斯，官员们多次特意感谢库克和扎克伯格的慷慨解囊，而这些政府官员需要在未来几年对这些企业领导人进行监管。
3.政治权力
与亿万富翁的企业权力相关联的是他们的政治权力。这场危机表明，科技行业的亿万富翁们是如何能够在美国政策上留下自己的印记的。经过多年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强有力的游说活动，一些亿万富翁正在运用和部署这种影响力，以推动他们的观点。
作为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和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埃里森（Larry Ellison）今年2月在硅谷主持了一场为特朗普筹集700万美元竞选资金的筹款活动，这让很多人感到惊讶——这无疑加强了埃里森与白宫的联系。此前数年，甲骨文在华盛顿的业务一直与奥巴马政府保持着特别密切的联系。
就在一个月后，埃里森呼吁政府推广两种未经证实的抗疟药——氯喹和羟基氯喹，作为治疗冠状病毒的可能药物。有趣的是，最近几天，特朗普真的开始开始在白宫新闻简报室敦促美国人服用氯喹和羟基氯喹，尽管一些医生说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而且几乎没有疗效的证据。
汤普金斯-斯坦格表示，她还不知道科技精英们在其他公开方式上对美国政策的非民主塑造。因为这类事情并不会有公开的新闻报道。但埃里森与特朗普的关系为科技亿万富翁如何利用他们的财富创造未来的政治权力提供了一个案例研究。
4.个人品牌的力量
几十年来，亿万富翁们把他们的钱转化为文化声望。而在危机期间——当人们如此渴望得到值得信赖的信息时——他们又填补了空白，利用名声和信誉来传播良好的信息。事实上，当冠状病毒只在中国境内传播时，一些科技行业的领导者是最早发出全球大流行风险警报的人之一。
在这场危机中，盖茨成为了迄今为止最引人注目的科技领袖。当其他科技界亿万富翁的代表们在回避如何应对问题时，盖茨似乎无处不在，他提供了冷静、不带政治色彩的分析。
和盖茨一样，科技界的大腕们通常也会利用他们的平台和个人品牌来吸引人们对这场危机的关注。例如，扎克伯格一直在Facebook Live上主持负责任的采访，采访的人包括纽森、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Salesforce公司CEO贝尼奥夫（Marc Benioff）呼吁其他首席执行官承诺三个月内不进行大规模裁员，并呼吁其他市长封锁他们的城市。
所以，当这场危机结束，我们看到科技业的亿万富翁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站得更高时，我们不应感到意外，因为其中存在一种权衡。理查兹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是，我们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依赖政府，但是我们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私营部门。”
VOX就此评论称：“最终，美国的社会也会变得更加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