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极大冲击着世界贸易，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议论经济衰退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这是一个需要所有人通力协作的时刻，但当下国际政治的现实性带来诸多不确定性，比如有人声称要削弱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还有人想让中国为疫情导致的经济损失负责。
《环球时报》记者近日专访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黄育川（如图），听他分析当下的严峻形势。在美国财政部任过职的黄育川曾出任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担任过世界银行亚洲地区首席经济学家。
疫情能削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吗？
环球时报：大部分人认为，全球性衰退已经无法避免，唯一的问题是程度和规模。您有何预测？
黄育川：由于我们尚未对病毒的演变有全面的掌握，所以对全球增长的前景无法有完全明确而肯定的预测。但我们已经可以基本作出如下判断：今年第一季度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将出现严重衰退，从负增长3%到10%不等，甚至有预测称可能有经济体负增长10%到15%。
刚刚开始的第二季度，西方的衰退将继续，在今年第三或第四季度前都难以稳定下来。我猜测美欧全年将会是4%到5%的负增长，甚至更低。至于中国，尽管工厂正在慢慢恢复产能，但问题是需求端和市场下滑，西方封城等措施也造成中国制造商难以获得欧美订单，所以中国经济的放缓可能在第二季度继续。从全年来看，幸运的话，中国的增长率可能在0到1%之间。但只要维持正增长，就已经是一个幸运儿。
我对中国的建议是，不要试图维持某个数字的增长目标，要把保持生产能力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也就是说，一旦恢复正常，中国随时做好准备并能迅速把生产力提高到需要的水平。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一天何时才能到来。
环球时报：疫情加剧了有关全球产业链的讨论。有报道称，疫情之后西方将加速把供应链转移出中国，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会被动摇吗？
黄育川：我不认为疫情本身会对全球产业链造成巨大影响，真正影响到布局的还是美中贸易战：关税和进出口限制让一些美国公司越来越难把中国当作面向美国本土和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
本质上，这次疫情引发关注的是一个应急物资的储备问题，比如呼吸机、口罩、药品等的储备。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企业无法以昂贵的方式进行储备，它们必须由政府从公共利益和安全出发来维护。事实上，由于H1N1大流感、埃博拉等危机，美国的医疗设备库存在过去十年显著减少，且未得到补充，其他国家也一样，缺乏一套体系来确保足够的应急物资库存。
这场疫情会让每个国家重新认真思考未来如何维持某些关键物资的储备，如何确保这些物资的合理分配，以及谁来生产这些物资，并尝试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个全球性共识。因为如果这些关键物资的生产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那在危机时刻我们将面临很多问题。
另一方面，把关键应急物资的生产分散到多国也是有代价的，它意味着成本大幅提升、效率降低、销售下滑和利润减少，即增长放缓。某种意义上，这有些像“9·11”后机场及其他地方采取的更多安全措施，它们都是有成本的。
我想，这是一个此前没有被世界认真考虑过的严肃议题。它当然可以被视为重组全球供应链的一个方面，但这只是一个极其特殊、和疫情紧密相关的领域，和诸如手机、纺织品、日用消费品等大量商品的供应链的多样化不是同一个问题。至于后者，我的回答是：过去3年，一些公司的确在考虑将它们在中国的供应链转移到越南、印尼、墨西哥等国，甚至有的已付诸行动，但这一流动的规模并不明显。
国际领导出现“真空”让未来更“不确定”
环球时报：疫情会怎样影响贸易战的前景？共和党议员吉姆·班克斯对媒体声称，美国应要求中国减免国债来补偿美国在疫情中的损失。我们想知道，美国“赖”掉欠中国的债务是否可能？
黄育川：疫情会让贸易战的前景更糟糕。尽管美中领导人通电话试图让两国转向更多合作，但今年是美国大选年，疫情势必成为一个重点话题，白宫很容易把一切责任推到中国头上。这将加剧两国关系的紧张。
关于班克斯的话，首先，美国有很多评论员甚至议员会发表一些荒谬的言论，甚至有时候白宫发言人也会如此，人们需要学会忽略它们。其次，美国会继续向全世界出售更多债券，但它不能违背自己还债的义务，一旦美国有任何债务失信的举动甚至迹象，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信誉将受到极大伤害。美元也许会崩溃，并带来世界范围内的灾难。
环球时报：从更广的视角看，疫情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哪些影响？
黄育川：疫情本身并没有导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权力平衡的根本性转变，它只是强化了一种实际上从10年、15年甚至20年前就已开始的趋势——西方对全球化的担忧，因为全球化被认为并没有给美欧普通民众带来太多好处。
这种担忧表现在各国民众的抗议游行中，表现在他们对自由贸易、多边主义甚至联合国体系的反对中。我们将其概括为民粹主义兴起，而它广泛地发生在世界几乎每个角落。在这一背景下，一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出现了，它强化了一些人有关全球化不符合普通民众利益的观点，也让一些人认为，我们并没有一个全球治理机构和组织来应对特殊情况下的种种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疫情本身带来的变化，而是一个累积很久的问题的再次凸显。
第二个改变或许是美国拒绝或不再情愿行使其以往的领导角色。这次疫情，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正在远离美国一手打造并支持的国际体系，不再为其提供公共产品。这导致一个“真空”，意味着我们正进入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时期。
我想现在世界正在问自己：中国是否有相应的领导能力，或者它有无意愿在应对疫情中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对此有很多争论。坦率地讲，我不认为短期内有任何国家能填补这个“真空”。或许，这次疫情是对全球体系的一个考验。
失业潮让西方苦恼，但中低收入国家的情况最令人忧心
环球时报：很多人担心疫情会加速全球化“走向终结”，您怎么看？
黄育川：全球化的概念非常宽泛，它包括商品、资本、人员以及思想的流动，每一种在最近几年包括这次疫情中都被广泛讨论过。我认为在贸易等领域的全球化肯定会相比前些年放缓，这是无法避免的，但全球化这一趋势不会停止，因为它意味着太大的利益。
我想强调并十分担心的一点是，从长期来看，思想、知识和技术自由流动的阻碍将成为全球化的一个严重问题。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都依赖知识和创新。事实上，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全球经济腾飞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巴西、土耳其、印尼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的贡献，它们的出色表现很大程度上源于信息与知识从相对富裕的国家流向相对贫穷的国家。这个过程中，所有国家都是受益者。
但现在，有太多政策在阻碍知识和技术的流动：过去一段时间，美国一直担心自己的学术信息会被中国获得，学者们越来越难互相交流。这次疫情也一样，疾病的性质、疫苗的开发、准确的检测——各国对这些信息的分享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容易，太多政治因素卷入其中。
环球时报：一个现实问题是，无数国家“封城”“封国”，由此出现的全球大规模失业问题会引发社会动荡吗？
黄育川：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必然的。目前各国应对失业的方法不同：欧洲是向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让其在停工期间继续支付雇员50%到80%的工资，从而把失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美国则允许企业裁员，但为失业者提供补偿金，所以失业率可能会在接下来一个季度飙升至20%到30%。中国应该采取的是一种混合措施，一方面鼓励企业留住员工，一方面为失业者提供支持。我认为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比美国好一些 。
西方国家正在为此投入大量资金，一些政府甚至在做许多他们从未做过的事。真正让我忧心的是中低收入国家，很不幸，它们的政府连做这些事的资源都没有：比如印度，数百万工人不得不返乡，他们将没有收入，没有存款，甚至完全没有准备。类似情况还将发生在其他许多国家，比如非洲、部分拉美国家，这势必会导致巨大的社会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