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西·沙宾斯脚穿蓝、橙波点配色的运动鞋，站在多伦多港散布垃圾的泥地之上。
身着格纹夹克，头戴桃红色绒帽，留着卡尔·马克思式的浓密胡须，沙宾斯正在展示他的第二故乡。作为土生土长的科罗拉多人，沙宾斯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供职于BuzzFeed，而在过去几年，这片占地约72亩的荒凉工业区及其附近空间就是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这里是Quayside码头区，也是“人行道实验室”的所在地。“人行道实验室”是Alphabet专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子公司，该公司计划在多伦多建设一座未来城市。
截至目前，这里仍然颇为荒凉。坑坑洼洼的停车场路面上闲置着一辆食品卡车，近处隐约还可以看到长期废弃的大豆储存筒仓。几条破旧的租船在滑道旁一字排开，还有一群绿头野鸭正在那里冲着路人叫个不停。
一张未经后期处理的多重曝光照片，摄于2020年2月3日。照片中可以看到多伦多繁华的商业区和Quayside码头区的天际线，”人行道实验室”正打算开发Quayside码头区。摄影：SARAH PALMER FOR FORTUNE
沙宾斯一边解说着未来可能在此一展身手的各种技术，一边摆弄着双手，如同在玩魔方一般。作为”人行道实验室”的“城市设计和数字集成总监”（是的，头衔就是这么复杂），他简要描绘了一座迷你智慧城市的图景：城中建筑均用环境友好型层压木料建成，数十座35层高楼遍布其间。这些多用途建筑将大量使用太阳能电池板和方便排雨的“蓝色屋顶”。再看地下结构，高效的供热管网将为整座城市提供热能，而AI赋能的气动管网将负责分类回收工作。
如果真能建成，沙宾斯所描述的街区无疑将成为一项工程奇迹。三年前，“人行道实验室”中标了Quayside码头区的建设项目，计划将其建设成为城市科技改造的样板。但此后随着反对数据挖掘及大公司侵害公民权利的声浪日益高涨，该项目也深陷争议之中。虽然民调显示，只有17％的当地居民反对该项目，但这些少数派的声音却足够强烈。黑莓制造商Research in Motion的前任联合首席执行官吉姆·巴尔西利便是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他认为，从一开始，这项工作的“管理就有问题”。一位当地领袖更是将Quayside码头区比作了二战时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二者同样地方狭小，但战斗都异常激烈。
官僚斗争仍在继续。支持该计划的多伦多市市长约翰·托里表示：“想做大事难免会遇到挫折。”非营利性开发公司Waterfront Toronto表示，将在5月20日之前决定是否继续推进该项目。尽管Waterfront Toronto很可能会支持“人行道实验室”的计划，但Quayside码头区的宏图壮志却已大幅倒退，也给这种公私合作上了一堂风险课。
随着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环境危机也越来越向城市集中。城市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产生了大量垃圾，消耗了大量水资源和能源。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董事总经理、同时也是“智慧城市”投资者萨森·达维什表示：“城市需要找到更高效地与环境互动的方式。数据能够帮助其实现这一点。”
而说到数据，自然就会想到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作为格兰德河以北人口增长最快的大城市，对多伦多而言，“人行道实验室”似乎正是它的理想合作伙伴。2017年，在Waterfront Toronto为“人行道实验室”举行的欢迎活动中，Alphabet时任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开玩笑说，公司创始人们都对“执掌一座城市以及在此所能做的各种工作”感到兴奋。
但多伦多人并非没有顾虑。“人行道实验室”的到来恰逢“Techlash”（指对大型科技巨头公司的批评与抵制）甚嚣尘上之时，消费者对科技巨头的数据收集行为也越发不信任。而“人行道实验室”的码头区建设方案又依赖遍布各处的内置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可以收集人们出行去向、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数据）方可实现。
起初，反对者抨击“人行道实验室”打着智慧城市的幌子，收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数据，从而借机将谷歌的统治从互联网延伸到世界各地。“人行道实验室”坚称其会竭尽所能实现码头区数据的匿名化，并且绝对不会将相关数据用于广告目的。对一些人而言，这种保证毫无意义。而“人行道实验室”建立“数据信托”供第三方使用的提议更是让支持保护个人隐私者更为警觉。
“人行道实验室”计划在多伦多湖滨工业区建设的可持续、未来主义街区沙盘模型，规划占地约72亩。图片来源：STR/AFP/GETTY IMAGES
“人行道实验室”首席执行官丹·多克特洛夫表示，公司的商业模式与广告 “毫无关系”。但这位彭博社的前任首席执行官、纽约市前任副市长也表示，Alphabet仍然希望这家子公司能给其带来 “足够的财务回报”。“人行道实验室”计划投资房地产，期望通过为开发商提供顾问服务获取收入，同时还将投资、销售、管理新型智慧城市技术。（该公司在传统电缆线的节能替代产品等领域已有一席之地）
但在一些批评者看来，想赚钱本身就是问题。抵制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比安卡·怀里表示：“在应该讨论私有化问题时，很多人却在谈隐私。”她认为，在Quayside码头区的模式下，政府将把公共产品控制权转交给难言可靠的私人利益集团。此外，她还认为，“人行道实验室”拥有复杂的技术，是一种具有“AI清洗”性质的基础设施，可能会导致“供应商锁定”问题，使得多伦多日后如果想进一步发展就不得不依靠“人行道实验室”。在提及Alphabet联合创始人时，怀里表示“我不想活在拉里·佩吉的手心里。”
“人行道实验室”原计划将Quayside码头区以外的数百英亩土地也纳入开发范围，并在其中一座小岛上建设谷歌加拿大总部，但激烈的冲突使得该公司不得不降低期望，同时大幅缩减拟议开发规模。今年秋天，该公司放弃了建立“数据信托”的想法。11月，它同意将数据治事宜交给政府以及Waterfront Toronto处理，后者的董事会由省、市以及联邦官员任命。（即使这种妥协也遭到了批评：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对此发起了诉讼，要求中止合作。CCLA主任迈克尔·布莱恩特称，Waterfront Toronto“在个人数据管理方面毫无经验，也无权管辖个人数据，做这种工作比让他们建核电站还不靠谱。”）
喋喋不休的争执与Alphabet在硅谷高效的文化背道而驰。多克特洛夫承认：“回头来看，我们应该早点倾听并更加重视各方意见，从而使其回到可接受的范围里来。”在他看来，虽然现在Quayside项目较原计划已大为倒退，但其仍能成为“人行道实验室”城市建设技术的样板项目。对Alphabet而言，无论项目规模多么迷你都值得期待。Allied Market Research的报告表明，包括基础设施自动化、能源与交通运输自动化在内，智慧城市产业的年产值有望达到5000亿美元。对于渴望开拓非广告业务的科技巨头而言，即使只获得一小部分份额也是一件好事。
不过就目前而言，这座“未来城市”的未来依然悬而未决。Quayside码头附近的建筑工地上，起重机还吊着工字钢，水泥搅拌车的搅拌桶还在转动，工人们也在不停的敲敲打打。但在码头区，水鸟依然是这里的主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