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疫情，给我们带来很大创伤，诸多温情，也酝酿着众多变化。疫情过后，中国商界的产业格局与商业模式无疑将有新的调整与重塑。在国际关系版图中，经此一役，中美关系面临考验，而中日两个邻邦必然会走得更近。（详见《大疫过后，中日关系开启历史新纪元？！》）在“一带一路”的大格局中，中日联手开拓第三方市场或会提速与深化。企业家是活在未来的人。当下与未来，如何未雨绸缪，把握变局中的机遇？如何知己知彼，深度了解我们的旧友新知？需要有对日本历史、文化、法律制度和产业环境等方面的系统介绍。因此，我们专门邀请了北师大学者赵向阳独家撰文，解析日本。赵老师有多学科背景，尤其对日德研究甚深。他历时半月，呕心沥血，成文2万多字，我们分为上下两篇刊出。昨天发布的上篇《疫情过后：中日关系的第四次高潮，要来了？》重在历史人文，今天这篇重在企业经营。或许，通过这两篇文章，2万多字，你就能看尽中日之间的往来古今与未来所向，能就此读懂日本。诚意推荐读者朋友深读并分享。
作 者：赵向阳 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
图 片：东方IC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屋漏偏遇连阴雨。
就在中国举国抗击新冠肺炎的时候，美国仍然没有放弃继续打压中国的机会，不给中国任何喘息。
2020年1月31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幸灾乐祸地说，“发生在中国的疫情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流到美国”。2月13日美国对华为继续起诉，同时对列入实体清单上的其他中国五家高科技企业进一步限售芯片。
曾经有报道说，美国有关部门打算禁止GE公司出口发动机给中国，防止中国制造出C919大飞机。也有报道说，美国试图出台规定，限制其他发达国家销售给中国企业的产品中所包含的美国技术含量必须从25%降低到10%。总之，美国在高科技上与中国脱钩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而且已成气候。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想继续发展，尤其是在核心技术方面，除了依靠自主创新以外，可以依赖和合作的对象主要包括日本、韩国、德国、法国、以色列、瑞典、瑞士等发达国家。要想进一步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就不能再依靠美国市场，而是要放眼全球其他市场。
此次疫情中，日本政府和民间对中国的人道主义援助，让中国人感到非常暖心，特别是那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更是传颂不已。
去年年底，安倍首相访华。今年4月，最高领导人即将访日，中日双方试图开启外交上的新纪元。在此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做好与日本企业之间的合作，能否同参共进，共创未来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值得深思。
我个人认为，如果要讨论中日企业合作，需要放在全球化、中日韩自贸区、“一带一路”等大框架下研究，才能看得清楚未来的走向。我们不能仅仅感动于一时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更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冰雪消融总是春”。
全球化之“钟摆”模型
仔细研究过去两百年里的全球化进程，我们发现它就像一个钟摆一样，时而全球化，时而逆全球化。每隔几十年，钟摆就会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半全球化”。了解这个全球化钟摆模型有助于帮助我们清晰定位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坐标，看清未来趋势。
粗略地划分，近现代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从1820年前后开始，一直到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它从英国首先发轫，1870年前后德国和美国后来居上，成为并驾齐驱的三股全球化力量。
第二个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1950年左右。因为1929年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加上各国以邻为壑，建立了严苛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逆全球化浪潮迭起，最后引发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三个阶段，从1950年左右开始到1990年冷战结束，以美苏对峙为核心，北约和华约所代表的军事组织和小范围内的区域一体化加速。该阶段最大成就是诞生了东盟（1967年）、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一体化程度更高的欧共体，也就是今日欧盟的前身。
第四个阶段，1990年冷战结束之后，以美国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全球滥觞。欧盟成立、中国加入WTO等，全球化达到了最高潮。
第五个阶段，2017年以后，美国主导的逆全球化（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等）和中国主导的新型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两股此消彼长的力量，正在左右着未来全球化的新态势。
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两股紧密结合，但是又不同的力量。在区域一体化里，我们重点讨论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所面临的挑战，而在全球化里，我们重点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日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通过对这两个关乎未来中日发展的重大主题的讨论，帮助企业家更好地把握时代脉搏，看清未来发展的方向。
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所面临的挑战
截止2020年，中日韩三国的人口加起来有16亿之多，三个国家的GDP加起来21万亿美元左右（其中中国14.4万亿美元左右，日本5.2万亿美元，韩国1.5万亿美元），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22%左右，与美国势均力敌。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日韩等东亚国家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发动机。但是，奇怪的是，中日韩之间一直没有建立自贸区。目前有的只是中韩自贸区（2015年成立）。
从1999年第一次提出建立中日韩自贸区的倡议，二十年过去了，经过16轮谈判，无数次的官产学的研讨，中日韩自贸区迟迟无法尘埃落定，究其原因，是因为其中面临的挑战实在太多，包括农产品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主导权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历史问题、区域外影响因素等（《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面临的挑战》，李向阳 主编，2013）。
大量经济学研究表明，如果建立中日韩自贸区，不仅会给三方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贸易创造），而且也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贸易溢出效应），即促进亚洲乃至全球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但是，经济因素只是中日韩自贸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必要条件。更难量化的非经济因素比经济因素的影响更大，处理起来更加棘手。
1. 经济因素
首先，不同于一般人的想象，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的经济体之间很难建立自贸区，因为市场一旦彻底开放之后，发达经济体会对欠发达经济体造成巨大的冲击，特别是某些幼稚敏感产业更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如果说二十年前，中日韩三国里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低下，那么，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中日韩三国在大多数产业上已经齐头并进，而且产业结构的互补性比较强，所以，相比20年前，现在建立自贸区的条件越来越成熟。但是，农产品和知识产权一直是其中的两个重要的经济障碍。
农产品问题：日本和韩国人多地少，农林水产属于幼稚敏感产业。日韩政府要么采取对进口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要么对本国农民进行高额补贴保护，特别是日本的大米，韩国牛肉等。
举个极为特殊的例子：虽然日本不产香蕉，但是，日本对来自东南亚的香蕉曾经一度征收770%的关税，而且这种关税还随着日本本地产的苹果上市的时间而变动，因为香蕉和苹果之间存在某种消费上的替代关系。
如果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日韩的农产品很容易受到来自中国的价廉物美的农产品的冲击，一定会引起农民牧民和渔民的抗议。虽然这些“农林党”在日韩的人数不足5%，但是，政治影响力很大。日本农民就是自民党的重要支持者。
知识产权问题：日韩都非常关心知识产权问题。坦率地说，我们必须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哪一个后发国家没有一个学习模仿的过程？美国就曾经大规模剽窃过英国。七八十年代，日本就曾经派出大量的商业间谍在美国活动。而且，英美发达国家一手制定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度”真的很合适吗？存在不存在很明显的过度保护的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经过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我们可以非常确信中国对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会大大增强，但是，外国人关于中国企业山寨他人产品、违反知识产权保护的刻板印象很难在一朝一夕之间得到改变。
2. 非经济因素
领导权问题：除了这些经济因素之外，在所有的非经济因素中，领导权之争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因素。日本因为过去的侵略战争，很难得到亚洲人民的信任，所以，在建立中日韩自贸区的过程中缺乏领导权的合法性。201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之时，日本人感到非常失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3年在美国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发誓永远不做二流国家，一定要重夺“亚洲第一”的桂冠。时过境迁，2019年，中国的GDP几乎是日本的3倍左右，日本人终于在心理上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在经济总量上被超越的现实。所以，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可能会在近期提速。
韩国作为长期夹在中日两个大国之间的“三明治”（这是韩国某大型企业领袖形容中日韩国际关系的词汇，被韩国人广泛认可），从来都是一肚子怨气。但是，韩国即使想争夺领导权，也没有相应的实力作为后盾。因为它的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12位左右，只是中国的十分之一，日本的三分之一。
从始至终，日韩都惧怕中国崛起，不愿意让中国获得中日韩自贸区的领导权，为此，他们试图把美国纳入到几乎所有与亚洲区域整合有关的谈判中，期望作为盟国的自己也顺便获得更大的话语权，所以，才有了后来的TPP，以及10+6等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谈判。
历史问题（请参考本文的姊妹篇）：对历史的看法决定着三国信任的基础，而中日韩关于历史的看法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关于8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日本更多考虑自己遭受原子弹爆炸和大空袭所受到的伤害，甚少反思自己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的伤害。而韩国不仅仅对日本在朝鲜的殖民行径、慰安妇问题等心怀怨恨，同时对过去600年来中国强加给他们的“华夷秩序”也满腹怨言。
地区安全因素：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一直是笼罩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乌云。以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群岛）和独岛（日本称为竹岛）为代表的领土领海争端，也是东亚地区安全问题的核心，进而成为中日韩自贸区协定的最直接的障碍。
美国的影响：二战以后，美国一直奉行某种分裂亚洲的政策。时不时挑拨离间搞分裂，但又不以擦枪走火引起热战为底线。特别是最近十年来，美国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所以，美国这一区域外因素成为中日韩自贸区的最大搅局者。中日韩自贸区的未来出路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态度，也取决于中美之间能否建立起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教授（2013年）认为：
“就中短期而言，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要取得突破，需要成员国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打破目前的僵局，做出方向性选择。世界其他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经验证明，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能够存进相互间的信任，消除业已存在的政治、经济、历史、安全障碍。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创造条件固然是一种选择，但首先通过政治决策建立起一体化的制度安排，然后反过来消除一体化的障碍，同样是值得我们考虑的一种选择”。
在“一带一路”中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2013年9月，中国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以中国为主导的、新型的全球化模式。该倡议一开始遭到了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抵制，至少是冷眼旁观。全球化的游戏，岂能让你们中国人制定新规则？
为了化解冲突，富有智慧的中国人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一起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模式，也就是采用“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试图达到“1+1+1>3”的效果（中国+西方发达国家+第三方投资所在国）。说白了，就是有钱大家一起赚！
具体讲，所谓 “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就是将中国的优势产能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利用中国中高端的生产线和装备制造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核心装备结合，向第三方提供新的产品服务，共同拓展第三方市场。这样做有助缓和矛盾，降低对抗，分摊风险，共享收益。
截止目前，中国与法国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拓展欧洲市场，与葡萄牙签署合作拓展葡语国家市场，与俄罗斯合作拓展中亚市场，与巴西合作拓展拉美市场等。其中的重头戏莫过于与日本签署协议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合作。
2018年10月26日，在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的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表示：“中日双方在第三方市场不搞‘恶性竞争’，而要更大发挥互补优势，更大拓展合作空间，在第三方市场实现三方共赢。”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回应说：“日中关系已经开启由‘竞争’到‘协调’的新阶段。”安倍晋三甚至讲到一个小故事：19世纪，日本率先学习西洋技术，运用中国的汉字，翻译西方思想，创造了大量的新词汇，不仅反向输入中国，还流传到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安倍首相说，“这意味着日中的‘三方合作’从19世纪就已经开始了。”
图源：中国政府网
在此次论坛上，将近1000多位中日企业家参加，签署了130多亿美元的合同。例如，在哈萨克斯坦，中国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日本丸红株式会社同当地企业合作，签署深加工联合装置建设EPCC总承包合同，总价16.8亿美元。在德国，中国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与日本伊藤忠商事联合参与北海海域的Butendiek海上风力发电项目，为37万户德国家庭输送电能。
日本六大商社是日本企业国际化的先头部队，有遍布全球的商业网络，熟悉当地国情，人脉亨通。2019年8月，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董事长安永龙夫在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时表示，日中两国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合作可以实现优势互补。特别在基建领域，中国企业拥有很强竞争力，而日本企业则积累了很多项目经验和经营诀窍，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能创造出非常有竞争力的合作关系。相较两国企业单打独斗，日中合作能提供价格、品质都有更强竞争力的产品。日本、中国和第三方市场将实现三赢。
分析以上因素，我们发现，既然在短期内无法建立一个高水平的中日韩自贸区，也可以先建立中韩自贸区（2015年已经建立）、中日自贸区，甚至日韩自贸区（虽然从去年8月开始，日韩之间发生贸易战，两国关系曾经降到了冰点），然后一步步地进行区域整合。
或者，如果2020年在签署10+6的RCEP合作协议（东盟十国，加上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之后，再签署彼此之间的自贸区，也是一种现实可操作的途径。
相比较建立中日韩自贸区的巨大挑战而言，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对于中日来说是一个更加务实的合作方式，更强的可操作性，因为这是基于CASE BY CASE的项目合作。
大连港
同参互鉴，共创未来
基于以上的全球商务环境的分析，我给出七点想法，仅供企业家参考。
我需要特别声明一点：请把这当做朋友式的闲聊，或者头脑风暴，我没有任何说教的企图。我最痛恨的就是给别人做心理咨询，给企业做咨询顾问，更别提给政府当智囊了。许多人自己的生活都过得一团糟，怎么就那么信心满满地说，“我研究了10个企业，得出了5条经验，可以指导组织变革和企业转型”。
我认为管理学者的本质工作就是尽可能完整地，多面向地呈现问题，提出有深度和启发性的问题，企业家自己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对具体情境的理解，自己会做出判断和决策。
第一，全面认识我们与日本之间的差距，端正学习心态。
首先，我们需要澄清一个谣传。危机意识很强的日本人，曾经自黑说日本经历了“失落的二十年”（1989-2008），而许多不明真相的中国人也跟着喝倒彩。这个说法与事实严重背离，有数据可查的是日本只经历了失落的十年（1989年到1999年）。
日本的国际贸易在2000年到2006年曾经大幅增长。到2007年，许多日本银行已经消除了因为经济泡沫破灭所带来的旧坏账，而且不再产生新的坏账。日本政府已经可以微调利率，企业亦可以提高薪水，幅度比过去数年都来得高。从2003年到2008年，失业率不高，人均收入提升，成长虽轻微但是持续不断（《现代日本史：从德川家康到21世纪》，P.547）。
虽然中国目前的GDP总量近乎日本的3倍，但是，中国仍然相距发达的日本甚远，我们需要奋起直追。而且这种差距在不同领域表现各异。
就社会治理水平和国民文明程度来说，我们离日本相差甚远。民主社会的那套游戏规则，对于日本人来说，已经浸淫了上百年，相当成熟。日本被公认为是全世界社会发展最均衡，犯罪率最低、最环保、政府最廉洁的国家之一。
就核心科技的发展来说，我们至少差日本30年。日本人80年前制造的飞机和航母就可以挑战欧美列强了，而中国海军最近五年才开始走向深蓝海洋。自从2000年以后，日本每年都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更是彰显了日本在基础研究方面的领先优势。一位接近华为的企业研究人士认为，“日本至少有15个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微信私人交流）。言下之意，就高科技而言，中国只在通讯领域有世界顶尖公司华为，而日本至少在15个高科技行业里都有顶尖公司。
就经济发展的质量来说，我们至少离日本有20年的差距。其中包括“从企业家、员工素质、企业治理、技术和经济创新、产业结构、资本市场、市场体系、中介组织（如工会、协会）、全国经济均衡性、国际分工等方面”（北京师范大学李由教授，微信私人交流）。
所以，深刻认识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差距，摆正心态，既不过于傲慢，也不要过于自卑，同参互鉴，取长补短，才是正途。
日本东京
第二，理解了中日韩自贸区、“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宏大议题以后，企业家应该积极参与，前瞻性地进行战略布局。
我们先来看看一些关键的数据。经过二十年的“政冷经热”，甚至“政冷经冷”之后，2016年至今，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呈现小幅增长，但是，只有非常有限的38亿美元左右，排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英国之后，居第六位。
除了一般机械、电子机械、运输机械等传统制造行业，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批发零售、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的投资也有增长。借助于日本投资，能够为实现我国的产业升级、经济创新助力（引自谭琨博士一篇正在撰写的文章）。尤其是，日本还有很多高质量的产品等没有进入中国，完全可以在中国进行生产，满足消费升级的需要，而不用我们辛辛苦苦地去日本背回来或者海淘代购。
2018年我国对外投资达1430亿美元，是继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可是，中国在日本的直接投资增长缓慢、规模较小，2017年仅有4.4亿美元，不仅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
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说明中日之间的合作关系仍然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就中国企业在日本的直接投资而言，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相关配套产业成熟，发展空间相对比较小。同时，日本市场的排外性很强，进入日本市场的难度高。不同于“一带一路”中的国企唱主角，相反，中国在日直接投资中民营企业占据了相对优势。民营企业原来在中国的身份劣势到了日本就变成了身份优势，不会像国企一样受到更多审查。
有远见的企业家可以从产业链整合的角度考虑中日合作中的更多可能性，也可以考虑如何帮助国家降低建立中日韩自贸区中的那些经济因素上的挑战。例如，为了减少未来的自由贸易区对日韩农业的冲击，是否有可能站在区域合作的高度进行垂直产业链合作，把日韩高水平的农业技术和丰富的资金，与中国相对广袤的土地资源和有竞争力的劳动力结合起来，在中国进行农产品种植和深加工，然后销售到其他国家，使得相关利益者总体上都受益，而非仅仅局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呢？
此外，目前参与“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大型国企，民营企业参与的很少，国家也特别期待有更多企业主体参与。如果说前几年这个项目上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过大，看不清楚，那么，现在已经稍微成熟了许多。“一带一路”建设也已经从“大写意”进入了“工笔画”阶段（习近平，2018）。民营企业可以跟着国企、国家开发银行等一起走出去，在参与一些项目的配套工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国际化能力。
第三，深刻理解日本企业的经营特点，尊重他们的经营理念，包括长期永续经营、关注员工和利益相关者、工匠精神、精益求精、规模上适可而止等。
曾经有一个来自浙江的民营企业家看中了日本一家濒临倒闭的中小企业，希望进行收购。第一次与日方进行接触之后，就再也谈不下去了。日方后来给中间人说，“我不喜欢他的经营观念。我们日本人经营企业，即使到了万不得已要把企业卖掉时，我们也希望收购方能保证员工的工作，想着如何把企业长期经营下去，但是，这个中国企业家想得更多是如何获得我们的知识产权、商业诀窍，技术和机器，然后把工厂搬到中国去，降低成本”。
当然，相反的例子也能证明尊重日本企业经营理念的好处。大约10年前，笔者太太所在的KAPPA的母公司中国动向收购了日本著名户外品牌PHENIX，收购价格只有1日元。但是，收购的前提条件是不能解雇PHENIX的300多日本员工，还要承担三四千万人民币的公司债务。十年来，中国动向很好地经营着PHENIX这个品牌，而PHENIX的日本员工也与KAPPA的中国员工紧密合作，创造了很多价值。最让我太太赞不绝口的是日本人的合作精神，你没有想到的事情，他都给你事先想到了，而且随时准备好补位。
日本有很多的老店老铺，产品精致，深受顾客欢迎。日本也有许多拥有独特技术诀窍的中小微企业，但是，它们甘愿做隐形冠军，满足于做小而非做大。这一点令中国企业家非常难以理解和接受。这些日本企业不看重规模扩张，而更看重质量和口碑。完全不同于我们的餐饮业和酒店业，几百家，甚至几千家地开，一旦遇到类似新冠肺炎这种超级黑天鹅，其经营结果自然是最惨烈的。
我的良师益友，AOM（美国国际管理学会）前任主席陈明哲教授就经常说一句话，“企业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做大，也可以做小”。其中的道理，请读者自己慢慢去悟吧！
更多关于德日企业与中国企业在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请参考我的《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从以英美为师，转向与德日同行》（2019年9月，正和岛APP）。
第四，中国企业最欠缺的是日本企业所具备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急需补上这个短板。
日本企业因为经常面临地震、海啸、台风、能源危机、资源短缺、贸易战等，所以，居安思危，有很高的风险管理意识。而中国企业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好日子过惯了，忙于高速成长，没有把永续经营和“活命哲学”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
日本企业的风险意识集中表现在日本企业喜欢存钱（至少持有半年的可用现金是他们的一个经营安全底线），致力于长期的技术储备和人才培养等。稻盛和夫曾经说过，“即使京瓷七年不赚一分钱，企业也可以照样活下去”，因为京瓷有7000亿日元左右的现金储备。徐静波先生在喜马拉雅的《静说日本》里讲，日本企业内部留存现金几乎和日本每年的GDP一样多，目前已经高达5万亿美元左右。所以，遇到灾害和经济危机的时候，日本企业能不慌不忙地进行转型升级。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们抛弃了原来的许多国际大品牌，例如家电、计算机等企业，进入到高端智能制造业里，尤其是先进的电子元部件、生物制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占据了全球产业链的高端，让自己变成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大增强。
一本《工匠精神：日本家族企业的长寿基因》（后藤俊夫，2018）事实上并没有从表面上讲日本的工匠精神如何厉害，而是一整套风险管理的手册，包括了人事风险管理（尤其是家族传承）、业务风险管理、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商业伦理风险管理等。其中有很多生动的案例，推荐中国企业家一读。
第五，如何进入日本市场？
我有一个朋友，她是赖茅的传人，曾问我如何和日本的烧酒企业合作？另外一个朋友是做分析仪器的，年产值在1亿左右，请教我如何与日本的分析仪器公司建立合作关系？
我告诉他们，最好的办法是上网找到烧酒或者分析仪器的协会，然后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很多可能的合作对象。不同于中国企业，日本企业之间相当抱团，行业协会和地方协会发达，所有的企业至少参加两三个以上的行业或者地方协会。行业协会和媒体也经常搞各种各样的排名，比如，烧酒的排名，拉面的排名等。从行业协会入手，最有可能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与日本企业合作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准备花上三四年的时间建立信任，成为可以信赖的伙伴之后，再谈其他更深入的合作。最好是先成为他们的客户，或者成为他们的供应商。可以先从某个具体的合作项目入手，然后向产业链两端一点点地拓展。先建立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然后再采用合资的方式，最后进入到独资。如果一开始就摆出一副并购的架子，大概率会遭到闭门羹。
当然，类似华为这种财大气粗、有品牌优势的企业，也可以在日本直接建立新企业，从无到有招聘日本员工自己做。例如，华为在东京至少招募了1500名以上日本员工从事与手机有关的业务开发。这样做的好处是，从一开始就可以把自己的企业文化输入进来，而不是受制于被收购企业既有的企业文化、劳资关系纠纷等。但是，这种国际化方式的缺点是比较慢，需要较长时间，品牌认可度一开始可能比较低。
第六，守法经营，规规矩矩，这是在日本经营企业的底线。
不同于在美国，或者在中国，社会的容错性比较强。如果以前有违法犯罪记录，或者创业失败的记录，只要改过自新，一般还是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日本社会具有某种道德洁癖，社会宽容度很低，人们生活在彼此的监视之中（道德压力），就像一个无所不在的束紧的铁笼子。学者把这种文化称之为紧致型文化（Tight culture）。哪怕是有过最微小的犯罪或者犯错行为的人，都有可能被社会摒弃。所以，千万不可把在中国习惯了的那一套玩法，拿到日本去。
虽然日本、韩国和中国一样，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方面都有很强大的作用，通过各种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发展。但是，总体上来说，日本政府更多的是一个服务机构，一个信息登记机构。在日本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的乱七八糟的政商关系。超过100万日元以上的礼物，会当作重大的行贿受贿被法律制裁。
2019年12月底，东京地方检察院特别搜查本部逮捕了安倍晋三首相手下的一名众议院议员秋元司，罪名是接受一家中国企业彩票网的贿赂，帮助该中国公司试图参与日本的赌博业。这个行贿受贿的金额据说最多可能是300万日元（约19万人民币），在中国简直就是毛毛雨，但是，这一案件已经给中日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第七，不仅中国企业要向日本企业学习，更要与日本企业一道同参互鉴，在合作中取长补短，面向新的挑战发展新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
曾几何时，精益制造，准时生产（Just-in-time manufacturing）、零库存等是日本企业的制胜法宝。但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的启示是，如果中国停工一两个月，全球产业链肯定会严重受损。这个事件提醒我们，更是提醒了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不能过度依赖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制造商，一定要在全球进行适当地战略布局，做好备份和对冲，保持一定的冗余度（哪怕这会降低资源使用效率），保持一定程度的自制而非完全的外包（轻资产模式）。
特别是，对于那些位于美国集中力量打压的行业（也就是TID，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个人数据）的中国企业，更要具备蓝军思维，建立类似华为的2012实验室，以应对不期而遇的打击。
小结
樱花绚烂开口笑，
牡丹雍容频招手。
泰山富士遥相望，
面向未来泯恩仇。
（作者：马宏伟先生）
不期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一夜之间陷入速冻模式。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继续进行打压遏制，更是雪上加霜。加强与日韩等国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第三方市场的共同开发，是中国企业重要的战略突破口。
为此，需要企业家朋友从国家和世界的大趋势出发，对日本历史、文化、法律制度和产业环境等有深刻的了解。未雨绸缪，提前进行战略布局，强化与日本企业之间的合作，同参共进，互惠共赢。
（鸣谢：在本文撰写的过程中，至少有30位不同专业领域的朋友阅读过早期的草稿，并提出宝贵意见。对此，作者深表感谢，恕不一一列出姓名。）
作者简介：赵向阳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曾经获得物理学学士（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北京大学）和哲学博士（德国吉森大学）。早年曾经在SONY和SAMSUNG公司工作，后来两次创建自己的公司。研究领域包括创新创业、全球商务、管理哲学等。“管理50人”论坛成员之一。曾经发表过《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从以英美为师，转向与德日同行》，全网阅读量超过百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