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习特会”的结束，中美贸易战的又一轮谈判即将开始。从2019年1月1日起还有90天的时间，中美是将继续对抗，还是将各自声称取得谈判“胜利”，然后鸣金收兵呢？
看清中美贸易战，及其谈判结果，人们可能需要了解这些最基本的中国经济常识。作为中国经济已经形成的宏观趋势，贸易战“不可能”让其发生转变。
第一个“不可能”：中国不可能继续隐藏实力，继续“韬光养晦”；
第二个“不可能”：中国不可能全面实施金融开放，尤其是资本项目下的全面开放；
第三个“不可能”：中国不可能停止产业赶超与技术创新的国家战略
只要有这三个“不可能”的存在，中美贸易战打来打去，最终就只能回到最开始的“原点”。
中国如果继续实施“韬光养晦”策略，已经显得有些自欺欺人（图源：VCG）
第一个“不可能”继续隐藏实力“韬光养晦”
第一个“不可能”就是，中国不可能继续隐藏实力“韬光养晦”，就如同一头大象不可能隐藏在草丛后面一样。
中国经济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提出“韬光养晦”策略以来，已经增长了近52倍。中国GDP从1989年的约合0.46万亿美元已经增加到了2017年的约13万亿美元。中国GDP总量从1989年不足美国的8.4%，不足日本的15.7%，已经增长到了美国的67%，是日本经济总量的3倍，是德国的3.6倍。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也已占到了全球的12.8%，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无论中国的政治、经济依然存在什么问题，中国在经济上已经从一只人畜无害的小白兔成长为一头大象。如果说一只兔子可以要藏在草丛中躲避危险，一只羚羊也可以压低姿态，没入深草，而一头成年的大象怎么隐藏自己呢？
继续实施“韬光养晦”，这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如果说1989年中国采取“韬光养晦”策略是正确的，2000年中国采取“韬光养晦”策略还有人相信，那么，2018年的中国再通过“示敌以弱”、以退为进、躲避矛盾等等策略，避免与美国在经济上正面相遇，继续实施“韬光养晦”策略，那就显得有些自欺欺人了。
中国不可能避免与美国的正面交锋。美国人也不可能再被中国的“迂回”策略所蒙蔽。无论是2018年，还是2019年，或者未来，中美发生贸易摩擦和利益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初，中国政府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并不是中国政府有意和美国发生正面对抗，而是中国领导层十分清楚，如果美国真要发动贸易战，中国根本就躲避不开。与其躲躲闪闪，不如直接亮明立场，以战止战。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头号强国，通过对全球的巨额贸易逆差，向全球输出美元，进而维持美元作为世界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地位。这原本就是美国经济近60年来得以高度繁荣的基础。
然而，特朗普现在一方面依然要维持美元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背负巨额的贸易逆差，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愿望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本质上说，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的意图就不是为了解决贸易问题，而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进而敲诈钱财。
面对美国的故意“讹诈”，中国躲无可躲，藏无可藏，只能直面应对。因此，中国对美国的谈判条件无论是选择妥协，还是选择对抗，其实都没有太多的本质区别。即使这次贸易谈判中美能够达成妥协，那么，下次中美贸易冲突也并不遥远。中国的妥协最多只是时间上，为自己赢得几个月，或者是一两年的喘息，有利于错开危机，以利于下次继续“开战”。但是对这种拖延战术，特亮普也并非“不够聪明”。
中美双方其实都心知肚明，除了第一个“不可能”之外，中美谈判中，中国还有“两个不可能”进行的妥协。
第二个“不可能” 全面实施金融开放
第二个“不可能”就是，中国不可能向之前那样狂热的追求引进外资，不可能全面实施金融开放，尤其是资本项目下的全面开放。中国经济目前本身就处在资本过剩的时期。中国不可能继续推进经济的金融化的改革。在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指导下，所谓的“金融开放”已经失去了“资本开放”的实质，而所谓的“金融服务业开放”只不过是在缘木求鱼。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外资就有着近于狂热的追求。中国政府不仅实施了差异化的税收、土地政策来吸引外资，而且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开始逐步进行金融改革。金融开放，作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捷径，以及中国经济最终融入全球资本体系的证明，已经成为了某些人心里中国对外开放的终极目标。
在2005年时，中国的一众经济学者甚至就已经开始设想，通过建立上海自贸区实现金融开放，进而实现资本项下的“美元——人民币”自由兑换。甚至计划，以上海为渠道直接引入美元资本，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实施“美元——人民币”的双币流通，进而促进中国内地的金融开放。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2007年末美国经济首先爆发了金融危机。整个中国的金融开放进程被打断。此后，迫于经济下行压力，2009年中国也开始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
那一时期，美国在想方设法的回流美元，挽救美国的大银行、大企业，并且推出了“新凯恩斯主义”的再产业化战略。而中国也重新认识到中国国有企业的重要性，以及经济金融化的危害。
整个国际形势一夜间“左转”。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跌下神坛。中美两国在国家战略的大方向上开始从优势互补、资本合作的主题，双双转变为两个“新凯恩斯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
中国的广义货币（M2）增长从2008年后便以“火箭”的速度攀升，从2001年的1.3万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6.1万亿元，8年增长了近5倍。2015年中国的M2与GDP的比值首次超过了200%。
中国经济首次陷入了资本严重过剩的局面。实体产业萎靡不振，大量资金在金融系统内空转，经济的金融化倾向越发严重。为此，中国政府不得不在2017年末开始实施严厉的金融“去杠杆”政策，并提出“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改革方向。
随着资本过剩时代的到来，随着全世界对于经济金融化的反思，中国经济已经用20年的时间度过了对资本狂热追求的“青春期”。
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开放、引进外资，对中共来讲已经失去了之前的动力，相反，中共提出的“金融开放”更希望的是推动人民币实现国际化。中美表面上都在提“金融开放”，似乎存在某种共识，但是实际上却是两个相反的诉求。
在中国没有解决好自身的资本过剩和经济金融化隐患之前，中国基本不可能实施资本项目下的金融开放。
与此同时，在失去了资本项目下的“美元——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自由进出之后，此次中美贸易谈判中，关于金融服务业开放的议题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美国的投资银行家来到中国开设银行、保险公司，以及信托公司，难道是为了将自己的资金纳入中国央行的监管吗？难道是为了在中国吸收人民币存款，然后与中国的同行展开竞争，帮助中国的金融机构提升工作效率吗？
显然不是，美国的投资银行家是希望将外资银行作为管道，在不受中国政府监管的情况下，将美元注入中国市场，然后通过推高中国资产价格，再利用美元与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与流动，最终实现超额利润，顺便通过股权、债权控制一下中国的优质产业。
然而，按照中国目前正在实施的“金融监管新政”，别说是美元资本，就是中国的本土资本，如果依然希望推进中国经济的金融化，也肯定将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提出金融开放的谈判条件，实际上是在要求习近平改变执政以来的战略布局，甚至是逼迫习近平下放经济权力。这显然是习不可能进行的妥协。
中共的领导层其实已经觉醒，除了“不可能”进行全面的金融开放之外，中美谈判中，中国还有“两个不可能”进行的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