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北京时间1月28日10时20分，中国累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4,529例，疑似病例6,973例，治愈60例，死亡106人。源于湖北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随着春运人流迅速蔓延至整个中国。毫无疑问，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将对经济造成深刻影响。
由于疫情迅速蔓延，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品供不应求。（AP）
根据目前疫情发展情况和对于病毒的研究，与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非典）冠状病毒相比，新型冠状病毒尽管致死率更低，但传播性更强，加上疫情爆发初期武汉地方政府工作不力，信息不透明，导致疫情迅速扩散，危机需要多久才能得到控制仍然是个未知数。
根据德国格廷根大学教授于晓华应用经典的传染病SIR（Susceptible Infected Recovered）模型来预测本次疫情的演化，病毒爆发后大概90天到达疫情高峰。以SARS为例，SARS的首位患者于2002年11月中旬发现，疫情在2003年3月至5月加速扩散，从病毒爆发后的大概90天达到高峰，到6月则基本得以遏制，持续时间超过六个月。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第一个病例于2019年12月8日发现，50天左右开始集中爆发（1月20日左右），从这时开始计算，预计90天左右达到高峰，4月上旬左右接近尾声，5月上旬疫情结束。尽管该模型预测非常简化，但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认同。到目前看，预测模型与疫情发展现状基本吻合。
参考之前非典影响，为了阻断病毒传播，人员流动被限制，直接导致服务性需求减少，生产活动受限，投资与出口可能中断，失业人口增加。同时，财政支出增加也可能导致金融环境恶化。
作为对比，2003年“非典”期间，几家大的国际投行将当年的GDP增长预测平均降低了0.5个百分点。当然，后来的结果是2003年的GDP增速比2002年还要快，但这并不能改变“非典”冲击经济的事实。
这是因为2003年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刚加入世贸组织（WTO）的贸易井喷期，叠加投资主导发展模式爆发和人口红利窗口，经济很快就拐头向上，疫情并未产生较大影响。但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与当年情况截然不同。经济增速下滑中，疫情冲击带来的边际影响可能更大，缓释时间可能也更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分析，新型肺炎对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出门减少，很多地方已经实施“隔离”措施，不少疫情严重的城市甚至直接“封城”，甚至有报道称，一些地方把公路给挖断了。不出门会影响消费，特别是服务品的消费，包括旅游、交通、娱乐、零售、餐饮等，加上现在适逢春节假期，影响就更大。
正值中国春运期间，中国各地在火车站、地铁等人员密集的区域对过往人群测量体温。（AFP）
根据中国互联网公司美团之前发布的《2020年春节假期旅游消费预测报告》，春节期间，中国酒店预订需求较平日明显增长，异地用户占比较平时上涨16%，而文博馆类景区门票销量同比增长五成。现在这些恐怕都已成泡影。许多企业为春节假期预先储备了物资，这个打击就可能是双重的。
人不能出门，生产、投资都会受影响，北京、上海、江苏苏州等地已经宣布春节假期后推迟开学，工厂、企业推迟节后开工也是大概率事件。黄益平认为，中国两亿多的农民工，绝大部分现在都在老家欢度春节，估计大部分无法按原计划回到就业的城市。香港已经宣布2月底之前暂停所有来往武汉的高铁与航班，相信来华的外国旅客数量也会急剧减少，其中包括商务旅客，这就会影响出口与直接投资。企业经营受到冲击，必定会影响到就业。2018年全国服务业的就业人数是3亿6千万人，即便只有5%的就业人员因此失去工作，那也有将近2千万人。
不巧的是，上面这些冲击正好发生在一个比较敏感的时间点。2019年经济增长明显下滑，从一季度的6.4%回落到三季度的6.0%，普遍的预期是四季度可能会跌到6.0%以下，并且因此触发了是否需要“保六”的争论。所幸的是经济在四季度稳住了，消费、投资与生产的环比增速还出现了小幅度回升。但如果受疫情影响，2020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再次加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初步评估认为，新型肺炎可能令中国的GDP增速减少1.2个百分点。
因此，黄益平建议，第一，中国央行应该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包括增加注入流动性与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行；第二，为新经济渠道提供各种政策支持，增加网络消费；第三，为中小企业提供税收等优惠，帮助它们渡过难关；第四，帮助受疫情冲击而失去工作的人员，特别是缺乏良好的社会保障的农民工；最后，有针对性地增加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包括医院、学校和城市交通。
保6之争发酵 余永定：6.05%还是5.95%这不是重点
2019，是宏观经济的“不确定”之年，在这种“不确定”之下，一些无法忽视的趋势、现象或风口，给2020带去更多猜想和希冀：5G这场科技革命将会如何影响我们和世界？区块链是否依旧高位持续？工业大麻之后，资本市场的下一个掘金岛在哪里？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将往何处去？
站在岁末年初，新京报特别推出专题策划，找出中国经济的12个热词以及它们的背后故事，为你“@这一年”。
2019年11月底，著名经济学家、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接受新京报记者看2020专题采访时，首次明确提出了GDP保“6”的观点：“中国经济要守住增速不低于‘6’的底线。”这一观点即刻引发中国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和讨论。
余永定这一旗帜鲜明的观点被外界解读为保“6”。
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除了曾在三个季度中有微小反弹外，中国经济增速一直下行，2019年第三季度增速同比已经降到6%——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经济增速到底要不要保“6”，促改革与稳增长到底哪个更重要，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发力？——在保“6”的大讨论中，这些问题的厘清变得尤为重要。
增长保“6”是人为制造的又一个心理关口
2019年8月份之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多次逼近7比1的整数关口。每次在关口前总会引起守“7”还是破“7”的激烈争论，保“7”派一度将破“7”视为洪水猛兽。2019年8月初，人民币汇率应声破“7”，但市场预期稳定、外汇供求平衡，事实证明“7”就只是一个心理关口。
相信，经济增长比6.0%高点或低点也无本质差别。1998年以来，我们一度全力保“8”，但2012年“8”破了，接着2015年“7”也破了，但破了也就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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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 还是5.95%, 这不是重点
余永定老师的观点，核心主张在于保增长的政策倾向，6%这个数字在当前政策讨论下是一种观点符号，本身不应做过度解读。6.05% 还是5.95%, 这不是重点。
在那些反对保6的学者当中，一部分人主张废止所有的反周期刺激政策甚至进行逆向操作，而另一部分学者，包括陆挺与刘世锦在内，都不反对当下采取一定的反周期宏观调控政策，都认同防范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重要性。那么与后者观点相比，余永定教授与之真正的分歧之处在于，我认为，中国政府当下是否应该继续实施积极宏观政策，甚至比前几个季度强度更大的反周期宏观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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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6”到底保的是什么？
余永定旗帜鲜明的观点被外界解读为保“6”。那么，在余永定看来，保“6”到底保的是什么、到底应该如何分析短期宏观经济问题、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到底是多少、如何看待制约财政扩张的因素、为什么财政扩张的方向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