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代工巨头、苹果公司的主要合作伙伴，富士康的一举一动足以牵动各界神经。2020年1月7日，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工业部长苏巴什.德赛称，与富士康合作建立电子产品制造工厂的50亿美元计划已经取消。
这不是富士康第一次海外建厂受挫。
早在2015年，富士康就关闭了在印度钦奈德分厂，遣散1306名工人。同年，终止在印尼的10亿美元投资计划，2017年裁员并降低巴西分厂产能，2019年，美国威斯康星州的项目也传出停摆消息。
从初步的统计看，富士康停摆的海外工厂基本承接的都是苹果公司的业务，换句话说，苹果公司产品的生产制造在海外转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中国制造。这对于想要苹果等美国科技公司脱离中国制造的部分美国政客来说，无疑是一个酸涩的讽刺。
富士康无奈转移“鸡蛋”
“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商业的黄金法则。”富士康印度业务负责人Josh Foulger曾如此解释公司海外建厂的动机。
经过多年运作，富士康现已在中国、日本、东南亚、欧洲以及美洲等地，拥有上百家子公司和派驻机构。富士康实际是在下一盘全球大棋，其全球布局策略可简单归纳为一句话：“两地研发，三区设计制造，全球组装交货。”其中，大中华区和美国是两大重要战略支点，占据新产品研发位置，制造业务方面，则以中国为中心，在亚美欧三大洲设两大制造基地，并在全球范围内贴近客户市场，组装交货。
从全球布局态势可以看出，中国的资产仍然是富士康的基本盘，而实际业务产出也是中国为主。有媒体报道，富士康新任董事长刘扬伟在2019年称，富士康仅约25%的生产能力位于中国以外地区。
也就是说，目前中国这个“篮子”总共装了富士康75%的“鸡蛋”，比例较大，看起来有充足的理由转移部分“鸡蛋”。
不过，往更深层次发掘，会发现富士康海外建厂远非迎合商业法则那么简单，更多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首先是中国人力成本攀升太快。中国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12至2017的6年内，中国的制造业用工成本涨了50%，这对于人力密集型的富士康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包袱。
2015年，富士康主营业务的成本构成中，直接人工成本153亿元人民币，2016年小幅下降到148亿元，2017年又较快上升至165.6亿元。相应地，鸿海精密的用工人数从2015年的近72.7万人，下降到2017年的60.5万，下降了大约16.8%，直接人工成本支出却增加了8.24%。即使人力成本更低的四川与河南，6年时间内，员工工资水平也上涨了120%。
用工人数在降，用工支出仍然增长，凸显中国制造业用工成本上涨带给企业的经营压力。
其次是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通过关税手段迫使富士康建厂。仅印度就在过去两年时间里，给所有进口手机整机加增10%基本关税，并将基本关税翻倍至20%。随后，为避免印度的外资手机企业以进口零件的方式规避整机关税，印度政府又对手机核心零部件征收10至15%的关税。
为避免丢失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不仅富士康，华为、小米、OPPO和vivo都先后到印度建厂。
问题是，富士康迫于无奈转移“鸡蛋”，但印度、巴西目前还算不上称职的“篮子”。
印度本土手机品牌的尴尬
现任小米集团公司副总裁、兼红米Redmi品牌总经理卢伟冰，在进入雷军麾下之前，曾是金立手机总裁。鲜为人知的是，卢伟冰在印度有一个相识17年的老朋友阿温德（Arvind Vohra），他和卢伟冰年纪相仿，1999年两人曾同在康佳工作，志趣相投。
卢伟冰每次去印度，再忙也要和阿温德见面聊一聊。金立后来进军印度时，阿温德成为金立在印度地区的主管。
加入金立之前，阿温德是印度本土手机品牌Wynncom的联合创始人兼总经理。Wynncom虽然是印度品牌，却由中国工厂代工生产。阿温德一直希望Wynncom能实现印度制造，但其他合伙人认为中国工厂代工的成本显著低于印度本土制造，质量还好，于是拒绝了他的意见。由于意见不合，阿温德出走，加入金立。
那么，7年已经过去，加上印度政府的政策驱使，阿温德期待的印度制造手机情况如何呢？
到印度投资的中国手机厂老板，包括小米、富士康等都发现，印度的消费电子供应链真的很差，开手机厂容易，相关的模组、部件和原材料在印度却买不到。2017年之后，富士康、小米们的供应商开始往印度搬迁，但完整的手机供应链仍然没有建立起来。印度政府打算让富士康、小米们带动起印度本土的供应商，但由于印度缺乏熟练工，生产效率低，质量也往往不达标，很多部件和原材料还是需要从中国进口，加上关税的话，印度制造的手机甚至比进口的还贵。
无独有偶，富士康在巴西的工厂开工前，媒体预测其生产的iPad或iPhone由于没有了超过60%的关税，价格将最低降低30%，实际却让人大跌眼镜，不仅比美国售价高了将近1倍，甚至连按时发售都做不到。
在供应链的成熟完善方面，印度和巴西甚至比不过东南亚的越南，和中国更是无法相比。
近20年锤炼
一个行业的供应链的成熟完善，既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做支撑，也需要花时间去锤炼。中国的消费电子供应链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其实是经过了19年锤炼的结果。
2003年以前，国产手机基本没有自己的供应链。当时，欧美、日本和韩国才是手机牌桌上的玩家，各自拥有强大的供应链，中国厂家连龙套都算不上，最早的国产手机波导甚至是进口整机再贴上波导的标签出售，所谓的工厂不过是贴标签作坊。
当时国产供应链孱弱到何种程度？开模、注塑、胶粘等最基本的零部件制造环节，都无法完成，需要去韩国订购。手机设计方案也得从日本、韩国购买。
2004年转机来了，联发科推出芯片交钥匙方案，大大压低了手机行业的进入门槛，山寨机一夜兴起，加上国外手机品牌开始向中国转移供应链，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一头冲进手机供应链淘金，国产零部件产业不仅完成从0到1的积累，还迅速开启替代外资模式：
深圳做收音机和MP3的厂商开始抢占被韩国把持的注塑市场；
温州人一步步打入电池、喇叭线、数据线、摄像头等领域；
中国开始出现专业的手机方案设计公司，国产手机从日韩购买方案的时代结束；
2007年，中国手机供应链又迎来了一波大爆发。
一方面，2007年10月取消手机牌照核准制，任何有生产制造能力的企业都可以生产制造手机；另一方面，工信部将国产手机准入注册资金从2亿元下调到2000万元。
两大政策一出，整个手机市场的活力被激发，此前的山寨手机开始谋求“转正”，纷纷转型做自有品牌，联想、华为、中兴等实力雄厚的企业开始进入手机行业。国产手机的这一波浪潮，直接带动国产供应链企业乘势而起。在后来3G、4G手机换机潮的推波助澜下，中国的手机供应链逐步完善、加强，并坐到全球牌桌前。
十多年前，手机的成本大件包括金属外壳、主芯片、屏幕、摄像头等，主要都被国外厂商赚走了，到2015年时，中国厂商已经能从中赚到70%，到现在，上至芯片、屏幕，下至螺丝钉、按键，中国手机供应链已经能完全实现自给，仅用国产零部件，就可以组装出一部功能先进、性能强大的智能手机。
富士康被黏住了
印度等新兴市场的消费电子供应链要达到中国现有的高度，还需要花时间走很长的路，而且支离破碎的供应链还被总体较差的基础设施、效率低下政府行政管理水平拖累。印度的基础设施相对于南亚已经较为发达，但和中国比仍然较差，不仅高速公路覆盖率和质量难以令人满意，而且由于土地私有，公路铁路的建设也挑战重重。印度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新建铁路2.5万公里，结果5年（2006——2011）只新建了1750公里。
世界银行2016年公布的营商环境排名中，在衡量行政效率的开办企业、获得建筑许可和获得电力的情况三个指标上，印度和前沿的距离分别为71.59%、34.62%和81.38%。
由于基础设施较差、供应链支离破碎，富士康在印度的苹果工厂不得不到5800多公里外的中国广东进口零部件，而富士康中国工厂的供应链都在24小时车程内。结果就是，富士康在中国之外的工厂根本难以完成苹果公司庞大的订单量。路透社的数据或许更能说明，对苹果这样级别的公司来说，供应链的完善程度远比便宜的人工成本更为重要：2015年，苹果所有供应商有44.9%在中国，4年之后，在富士康海外建厂计划紧锣密鼓的时候，苹果2019年在中国的供应商的比例又上升了2.7%，达到47.6%。
可以说，富士康苹果组装厂海外建厂，转了一圈又不得不回到中国，主要还是被中国完善而成熟的供应链黏住了。
不过，在当前国际贸易环境下，全球制造业供应链正处于重塑过程中，印度等新兴市场有潜力，但需要花时间去积淀；中国供应链有完善和发育成熟的优势，但面临人工成本上升带来的挤出效应，如何化解这一压力，也是一门艺术。
如何吸引或争夺制造业这个基本盘，已成为多国考虑重点，未来对供应链的争夺或将更为激烈，富士康往哪儿飞仍是未知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