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2018年成立了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何要集中研究中国这个最大竞争对手？用前国防部副部长鲍勃的话说，“这是一场我们可能会输的比赛，我们真的需要认真对待。”
钛媒体编辑丨骁柳 王糈
近几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研发、投资乃至产业应用方面进程迅速，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成绩。
投资方面不遗余力，以2017年为例，全球人工智能投融资总规模达395亿美元，其中，中国的投融资总额达到277.1亿美元，中国人工智能企业融资总额占全球融资总额的70%，31%的融资笔数发生在中国。
再从专利申请维度来看，按照专利分析机构对2016年至2018年三年间，全球人工智能（AI）相关专利申请数量的统计，民营企业前50强中，中国占了19席，美国占12席，这和上一个统计周期（2013-2015年）相比，局势已经大逆转，中国企业数和专利数均远超美国，在人工智能这一高科技领域，中国的存在感越来越高。
在中国，人工智能已经在2017年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务院在2017年7月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并明确提出，要在2030年之前抢占人工智能全球制高点。
中国以举国之力加强人工智能研发，引发了美国科技界，乃至特朗普政府的高度重视。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在2018年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AI）（下文简称“委员会”），来评估美国的人工智能竞争水平，并向国会提出建议参考，以制定全面的人工智能全球竞争策略。
该委员会目前有 15 名成员，由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担任主席，成员还包括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鲍勃·沃克（Bob Work），以及多位科技行业泰斗级人物。
钛媒体根据公开资料发现，成立一年中，该委员会动作频频。先是从2019年3月起集中调查人工智能发展现状，迄今已经举行三次全体会议。
今年7月底，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首份报告，称中国是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就在11月初，委员会再次发布报告，敦促美国政府“增加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更重要的，该委员会还向国会提出建议，“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领导地位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重点。”
或许你会有这样的疑问：该委员会的班底构成到底是怎样？他们将如何影响美国国会及特朗普的决策？美国未来到底将以何种策略加入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
近日，钛媒体驻美国特约作者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 ，下文简称“克雷格”）独家采访到了埃里克·施密特（下文简称“埃里克”）及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鲍勃·沃克（下文简称“鲍勃”），独家授权钛媒体发布中文版内容。两位委员会成员向外界透露了关于“委员会”的核心使命及最新进展。
NSCAI委员会的职责到底是什么？
2018年 NSCAI 委员会成立的背景，和中国密切相关。2017年我国政府宣称“要在2030年前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者”，这直接激发了美国研究竞争对策的决心。
埃里克·施密特在对话中明确称，NSCAI是“代表国会来研究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委员会的具体任务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任务是勘察取证。通过研究不同的报告，调研清楚“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处在一个什么水平”；
在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向国会进行“政策建议”。
埃里克透露，第一个阶段已告一段落。目前委员会的工作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在研究人工智能实际水平时，委员会目前同五大盟友国——英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行了相关交流——这其中暂时还没有中国。
委员会成员之一、前国防部副部长鲍勃在采访中表示，他们有一个清晰的重点目标——保持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防领域中的优势。“人工智能对经济繁荣的影响，也涉及到国家安全。”
划个重点：委员会正在“集中关注”国家安全问题。
埃里克坦言，人工智能领域，美国确实需要一个集体策略；但制定策略并非委员会的直接职责。鲍勃表示，“我个人认为，（委员会）并不会去搞出一个美国的人工智能国家策略。我们的定位是给国会提供建议、协助国会的政策制定和立法，尽可能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地位。”
成立一年零八个月后，2019年11月，委员会公开发布了一份《期中报告》。该报告公布了七个“共识”、“下一阶段”委员会给出政策建议的五个方向，此外还有27个初步判断结论。埃里克表示，报告中的所有内容都是委员会达成的共识。
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AI）在 2019 年 11 月发布的期中报告封面（来源：NSCAI官网）
与“最大竞对”中国，还能继续合作吗？
鲍勃和埃里克都认为，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实力很有优势。
鲍勃表示，中国的购买力平价（PPP，经济学概念，是根据各国不同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用来合理比较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钛媒体注）已经超过了美国。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有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末，中国GDP的绝对值超过美国。
“美国可能面临一个经济实力比我们强大的竞争对手。在人工智能之外，中国希望成为世界创新的领导者。”这位前国防部官员称。
为什么委员会要花这么多时间，专门来研究这个“最大竞争对手”？
鲍勃解释称，“这是一场我们可能会输的比赛，我们真的需要认真对待，并努力保持领先地位。” 委员会与美国国会的共同目标，就是要确保美国在一个重要的技术领域有“获胜的计划”。
（识别图片二维码，查看钛媒体独家专访）
而在谈到如何与中国进行人工智能技术合作问题上，鲍勃表示，“目前是有几个对话渠道的，但并不包括该委员会。委员会还没有与中国正式的接触和交流的相关计划。”
有一点是明确的：鲍勃、埃里克都反对美国国会与中国完全停止（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合作交流。
中国人才，要还是不要？
在是否要持续引进中国人才和研究人员方面，不难窥见美国学界和政界之间的矛盾心态。
就在今年11月，美国驻华大使泰里·布兰斯塔德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美国欢迎中国学生》，当然，此举并无益于缓解“美国留学签证收紧”的局面。
驻华大使话音刚落，NSCAI就在11月最新发布的报告中提到了人才引进问题。埃里克·施密特对媒体表示，“美国依赖中国技术专家，人才层面的脱钩将伤害到美国”。
中国留学生，历来为美国高科技研究贡献了大量的人才。路透社也在11月的报道中评论说，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深厚的人才、企业和技术联系，一旦斩断这些联系，美国研究人员和公司“可能会失去宝贵的市场、重要的人才库，以及中国实验室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
鲍勃在与钛媒体特约作者克雷格的对话中谈到，发展人工智能面临挑战是必然的，“除情报人员活动带来的威胁，我们还面临人工智能技术遭窃取以及中国的人工智能战略的挑战。” 在上述情况下肯定要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合作也能带来诸多好处，尤其是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埃里克认为，若和中国完全停止交流，这个代价是极其昂贵的。
（识别图片二维码，查看钛媒体独家专访）
埃里克的理由是，中国人才是美国大学里研究项目不可或缺的资源，“即便是一些东西你觉得不可信，你也可以打造可信用的系统。这不是一个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完全抵制的二元选项。”
埃里克认为，在合作还是不合作这个问题上，其实可以有一个“中间路线”。“对于美国来说，或许这是最优选。因为我们（委员会）的职责是保证美国会是赢家。”埃里克说。
鲍勃和埃里克均表示，希望美国继续吸引世界各地的创新人才，保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吸引力。
遗憾的是，就引进人才问题上，NSCAI委员会目前还没有对国会形成具体的政策建议。
相比中国的“1500亿”，美国政府会投入更多吗？
“并没有一个具体数字。” 鲍勃对钛媒体特约作者克雷格如是说。
根据中国制定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到2030年实现全球领先地位之前将累计投入1500亿美元。克雷格向埃里克和鲍勃提问了这一全球关注的问题：美国政府预期的投入可能达到多少？是否会接近中国？
显然，埃里克和鲍勃还无法明确回答。
二位受访人承认，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政府支出已经十分迫切，事实上，委员会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发展人工智能）必须花钱，全球领导力和人工智能是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
鲍勃曾努力想得到国会关于支出问题的明确数额，但是“没有任何政府职能组专攻这个领域”。埃里克仅表示，目前阶段，美国方面还没有在政府支出中定义出“属于人工智能规划范围”的事项。委员会目前在在尝试联合一些数据科学公司，“来合作制定相关事项”。
埃里克坦言，美国国会已经收到过一些相关立法建议了，例如，“每年增加100亿美元的支出”等等。不过，埃里克在该问题上稍有回避，他向提问者克雷格举了个例子——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来说，政府支出数额有多少？这个基金会“每年甚至还达不到100亿（美元）”，埃里克似乎在暗示信心不足。
埃里克表示，敦促国会去建立一个人工智能相关的基金会“是有必要的”，但是“这样的机构现在还没有。”
事实上，据钛媒体了解，今年9月，美国联邦政府首次计算并公布了各机构对AI支出的具体要求，“截至2020年9月的财年，美国政府机构要求在非国防AI研究方面支出9.735亿美元。” 而涉及美国国防部的AI支出，则属于机密范畴。
美国联邦政府曾于今年9月次计算各机构对AI支出的具体要求，“截止2020年9月要求在非国防AI方面支出9.735亿美元”；但美国国防部的AI支出则属于机密范畴（图/视觉中国）
AI创新要“远离政府”？政府该如何合理利用人工智能？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越来越多，数据获取、隐私保护浮出水面，也成为全球各国个政府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政府在各行业的人工智能应用中，如何能够保持“透明”？
鲍勃以谷歌退出 Project Maven 事件（“Project Maven 事件”始末可查看下文对话实录中注释）举例，这背后的数据滥用问题、公众信任度问题，已经被广泛视为一种危险预兆。
谷歌这一事件之后，可能导致更多私营实体的人工智能创新活动选择“远离政府”。“庆幸的是，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鲍勃表示。
在NSCAI成立前，美国国防部也成立了“国防创新委员会”，侧重制定在国家安全事务中使用AI技术的基本原则，并负责与公众的沟通，解释他们会如何“道德的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国防创新委员会”和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两大委员会的成员有所重合。因此，NSCAI同时还肩负着向国防部提交“人工智能使用原则建议”的职责。
从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AI）成立至今的进展来看，美国对于全球人工智能科技大战已经摆出应对的姿态，一场中美AI大战已经拉开帷幕。（本文独家首发钛媒体App；采访、撰文/钛媒体驻美国特约作者克雷格·史密斯；翻译/庞骁柳、Garret；编辑/王糈、葱葱）
以下为对话全文，略经钛媒体（微信ID：taimeiti）团队编辑：
克雷格（提问）：中美在许多方面都是战略竞争对手，但未来世界格局如何变化，将取决于人工智能的支配权落于谁家。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关乎一个国家在经济领域及国家安全领域的输赢。
2017年，中国对外宣称要在2030年前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者。针对中国的这一个动作，美国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去评估美国的竞争水平，并且向国会提出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地位的具体方法。政府还组建了一个15人委员会来带领这个评估项目，前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下文简称“埃里克”）以及前国防部副部长鲍勃·沃克（下文简称“鲍勃”）就在其列。
在向国会递交期中报告的前夕，我采访到了埃里克·施密特和鲍勃·沃克两位关键人士，讨论了美国面临的两个挑战，一是如何获得对人工智能存疑的私人企业的信任；二是如何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与中国保持接触。
埃里克：大家知道，一年前国会通过法案，继而成立了 NSCAI 委员会，同时委任我和鲍勃在这个15人委员会中担任团队领导的职责，让我们共同代表国会，来研究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
发展AI的重要性是有根据的。人工智能是一项新技术，并且在产业、科研以及国家安全领域都能被广泛应用。然而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并没有在这个领域实现协同发展。
克雷格（提问）：你说的没错。
埃里克：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同意这个观点。所以，我们把委员会的任务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勘察取证，通过研究不同的报告，查清楚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处在一个什么水平。而在第二阶段，我们的任务就是政策建议。目前，我们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大概有一年多了。
第二阶段要发布一份反映现状的报告，来反映委员会成员之间共识（目前报告已经发布）。我和鲍勃都觉得这个过程很有趣，因为我们报告中的所有内容都是委员会成员达成的共识，这也意味着，我们表达的是我们作为一个委员会的共同结论，而不是个人观点。
鲍勃：克雷格，你应该有看过那份报告。正如埃里克所说，我们正处于评估的最后阶段，我们试着更好地理解美国政府的情报社区、国防部、能源部还有商业部在做什么。我们的报告中有七个共识，以及我们认为可以在下一阶段引导我们向国会提出政策建议的五个方向。此外，我们还有27个初步判断结论，认为在一些领域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行动。
有些人可能会问，“你们的政策建议哪儿去了？” 请记住，这是一个期中报告，其中的内容是我们委员的共识。
埃里克：我想补充一点：我们这个委员会的性质是前所未有的。委员会的构成中，有微软研究院的领头人、还有同时代中最出色的计算机科学研究员之一、In-Q-tel的董事长以及亚马逊云现任首席执行官Andy Jassy，成员中同时还有政府的人。整个团队的组成多元且完整，这是我想指出的一点。
克雷格（提问）：事实上，大家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个委员会的职责。
你们的报告中提到“中国已经有明确的人工智能策略”。而事实上，全球很多国家已经制定了有关人工智能的国家策略。所以，委员会的工作范畴，是否包括起草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国家策略？还是说，委员会关注的只是国家安全？换句话提问：对你们而言，国家安全，是否只是一个次级任务，你们最终要制定一个范围更广的国家策略吗？
鲍勃：委员会有一个清晰的重点目标，即保持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防领域中的优势。我们收到来自国会的指示也很明确，和我们的结论是一样的，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对经济繁荣的影响也涉及到国家安全。因此，我们的报告需要服务国家安全和经济。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并不会去做一个美国的人工智能国家策略。我们会给我们的客户，也就是国会，提供建议，协助国会的政策制定和立法，尽可能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地位。
埃里克：我同意鲍勃说的。在我看来，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美国需要一个集体策略。而我们在做的报告，会集中关注国家安全，这也是我们被选出来做的事情。
克雷格（提问）：在期中报告中，你有提到你想听到更多美国人还有美国盟友的观点，我想问你们收集观点和数据的机制和渠道都有哪些呢？
鲍勃：在与美国盟友的接触过程中我们已有不错的进展。我们已经与英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有所交流，了解到了他们所持的观点和意见。除此之外，就不同国家间数据不平衡问题，我们进行了充分沟通，希望能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很多人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拥有优势，因为“中国有比我们更庞大的数据”；但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能聚合到所有民主国家的数据并达成协作，我们也是可以解决任何难题的。
我们计划与更多的国家展开交流，但目前，我们只和上述五国有所接触。
克雷格（提问）：那么是否有和中国进行对话呢？毕竟不管是基于合作或者其它目的，还是需要有一定协作的。
鲍勃：据我所知，目前是有几个对话渠道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就有和中国人交流人工智能技术的渠道。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也在和中国方面进行交流。但是，我们委员会目前还没有与中国那边有正式的接触和交流。
克雷格（提问）：了解。但是你们有这个打算吗？
鲍博：目前还没有相关的计划。
埃里克：这份报告并不是在提倡某种具体的方法。这份报告不是在说——噢，你们来看，我们应该打造一个技术体系，然后把它推销出去，并且要我们的客户承诺不去采用中国模式。这确实是一种未来可选的方法。但推崇单一模式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这份报告皆在让大家意识到：“这世界上有人和我们的价值观是不同的，而且他们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上极具竞争力。”
克雷格（提问）：委员会提到过，“学术界和私人部门，应提升其对美国人民福利不安全现状的责任感”，但在数据隐私、监控和人工智能领域，政府和私人部门的不信任感积蓄已久。二位能否谈谈，你们如何说服大众，政府在他们使用到的各种AI应用中是能够保持“透明”的？
鲍勃：谷歌退出 Project Maven 事件，被一些人视为一种危险预兆。（钛媒体注：谷歌与五角大楼签署了军事AI项目 Project Maven，谷歌帮助美国政府利用AI技术分析无人机拍摄画面，引发了大量争议。该项目合同在 2019 年4月到期后，谷歌宣布不再续约，理由是“谷歌不应该参与战争”，这也意味着谷歌将放弃每年上亿美元的收入。）
人们担心，这会导致更多私营实体的人工智能创新活动远离政府。而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国防部花了很多时间，想解释其打算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多次就“如何道德地使用人工智能”对外沟通，以及如何确保我们说的是真话。确实，你说到点子上了——与政府合作的大多数公司都很关注这两个问题。首先，希望政府在使用人工智能地计划上是透明的；其次，希望政府说“永远不会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不是空口谈兵。
鲍勃：你们想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去做计算机视觉吗？还是去做翻译？你想用人工智能做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决定人工智能的使用是否符合公司的道德和使命。
同时，企业等私营实体们希望，政府在合同等方面能更加灵活。我想说的是，如今，国防部门和政府正在努力摆脱采用旧的方式去合作。国防创新委员会具备“人工智能道德”，他们在致力于做这件事，他们与美国公民和全国各地的不同公司都有很多交流。我们要明确的一点是：我们希望在委员会成员之间达成一致建议前，了解问题的各个方面。
我们还没有安排会议，但是我们计划在明年与许多不同的团体举行公开或不公开的会议。埃里克和我已经讨论过，怎么出去和公众沟通。因此，我持谨慎乐观态度。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已经看到了转机，但你问题的前半部分是最重要的。在我们发布的《期中报告》中，我们试图向美国公众解释这场竞争的利害关系，以及为什么它对我们自己的福利和安全很重要。我们在这上面花了功夫。
克雷格（提问）：还有个问题是关于“国防创新委员会”投票批准了国防部的五大AI伦理原则（钛媒体注：今年11月，五角大楼国防创新委员会公布了“负责、公平、可追踪、可靠和可管理”五大AI原则和12条建议，用于说明未来在军事、非军事AI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道德规范）。
批评者们会说，“这只是作秀，它们太模糊，没有意义”，大家认为这是在“马文项目”失败后，努力安抚硅谷的手段。但我们知道，（国防部）提出具有一定广泛性、可应用于不同案例，但又不是空泛之谈的原则是很难的。那么，NSCAI委员会是否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
埃里克：我们已经在万圣节期间，向国防部递交了AI原则建议。阅读一下文档，你会看到，包括一些背景知识介绍了为什么道德伦理很重要。我作为国防创新委员会的主席，也很清楚，伦理道德在军队和战争中有很长的历史，受到来自宪法、战争法等约束。
国防创新委员会进行了一项为期15个月的研究，涵盖了范尽可能广的范围，咨询了很多人。这点也写在了文件里，他们定义了什么是AI，他们提及了现有的框架和价值观，同时也提出了五个应该使用的基本原则。
埃里克：如果你在商业或军事系统中使用人工智能，它们需要在人的控制之下，需要避免“无意识偏见”。因此，这时人工智能必须是可追踪的，他们必须是可靠的。否则的话，他们将助你为所欲为。我们还坚定地认为：如果系统出现问题，必须有某种能力来阻止它。所以，我认为（国防部提出的）这五大原则难以反驳。
克雷格（提问）：你们是否期望有一种新形式的国防“承包商”出现？（钛媒体注：国防承包商直接与政府合作，管理下属分包商，并负责确保在合同框架内完成工作。）换句话，会不会出现比传统的国防承包商更灵活、先进、更接近硅谷模式的新承包商呢?
埃里克：我们在国防创新委员会的公开会议上提到，政府采购过程正有所变化。政府采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将允许软件供应商的加入，正如商业领域中那样。
你说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虽然它仍在审批过程中。与国防部、国家安全部门等合作的软件供应商将有可能出现，这是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因为国家安全机构没有自己的技术，需要从别处购买。这种政府购买行为需要一个机制，我认为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它将创造更多的竞争、选择和投资。所以我回答你，答案是肯定的。
鲍勃：我想补充的是，你听过威尔·罗伯说的吗，他的目标是把美国空军“变成一家软件公司”。如果他能够成功做到的话，应该会出现一些新型的软件承包商。
克雷格（提问）：明白。
埃里克：这些软件承包商会积极响应需求，解决美国军事应用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目前这还是早期阶段。我知道这些承包商在尝试与具备创新能力的集群，进行接触并且在寻找可以利用的地方。艾伦·洛尔将宣布“其它交易授权”（OTA）的一些新改变。她表示，OTA是根据中级程序设计的，但如果我们在国防资源采购项目中将其运用在部件、软件以及人工智能堆栈中会怎么样呢？
鲍勃：那将会改变很多东西。所以就像我说的，这还是早期阶段。但是我同意埃里克的观点。我持保守但乐观的态度，我认为，这将会带出诸多我们目前还无法预知的改变，但我们能期待的就是这将是一个巨变。
在报告中，我们只提到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防部以及政府的商业行为中，以及在实际军事行动中的应用。事实上，发布这个报告，我们并不是为了美化人工智能应用的未来，但我们期待的是，和经济领域相比，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能够带来同等的巨变。
埃里克：我想补充一点，我认为上面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外交层面上的。所以，AI政策会给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带来什么影响？委员会的报告并没有在这一个领域做出建议。
在一些特定领域中，我们不想要有任何的不可控元素；当你想要这些人工智能系统能够良好地服从指示，可以预见到彼此竞争的主权国家也会达成基本共识。美国甚至还没有内部共识。
当然，（考虑外交关系）并不是我们委员会的任务，委员会更应该关注的是：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的领导地位，然后让外交人员去想“这能够给美国的外交带来什么？”
克雷格（提问）：好，了解了。刚刚是一个铺垫问题。如果我们想要促成一种国际共识的话，必须要用实力说话。以中国为例，能否具体讲讲，如何在不让中国、美国对立或者产生更深层摩擦的情况下限制双方的合作？
埃里克: 我想说，我们发布报告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若和中国完全停止交流，这个代价是极其昂贵的。
还有，我说的昂贵，并不是指钱，我是指策略层面上的。我们委员会的报告也清楚提到：美国的科研社群认为中国人才是美国大学里研究项目不可或缺的人才资源。我们在报告中也有说，“即便是一些东西你觉得不可信，你也可以打造可信用的系统”。我想说的是，这不是一个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完全抵制的二元选项，明白吗？
克雷格（提问）：明白。
埃里克：其实是有一个中间路线的，对于美国来说，或许这是最优选。我们职责是保证美国会是赢家。我们要尽我们所能，保证美国在这个领域中不输。
克雷格（提问）：是的，我同意。如果我们在美国阻禁中国研究人员或者采取其他类似行为，将会是一场灾难。
鲍勃：我觉得报告说得很清楚。除了情报人员活动带来的威胁之外，我们面临着公私领域中，人工智能技术遭窃取以及中国的人工智能战略的挑战。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必须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就如埃里克所说的，合作也能带来诸多好处，尤其是人工智能这个领域。我觉得有一些领域里面，我们是想要人工智能的运作方式能被解释而且被信赖。我想埃里克一直有说到这点。
克雷格（提问）: 是的。
鲍勃: 在这些领域中共享研究成果是对我们有利的。这也是人工智能领域中非零和竞争的一个部分。两方都想要能够信任的人工智能。所以，我们想要理解“纠缠”和“不纠缠”之间的带来的直接和间接代价。我们下一年会主要往这个方向努力。
克雷格（提问）：你们也曾提到，鼓励高级技术人才来美国。按我的理解，现在委员会只有一个中期报告，而且你们还没有形成最终给国会的建议，那么，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会提高 H1B 签证的配额呢？还是说，委员会有在考虑其它从中国或者其它国家引入人才的方式呢？
鲍勃: 关于这一点，我们目前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政策建议。
克雷格（提问）：了解。
鲍勃: 埃里克和我一直有提到，如果我们能让15个专业背景和经历不同的委员会成员达成一致判断，那就会很厉害。
我们希望美国继续吸引世界各地的创新人才，这是一种潜在欲望，我们想保持吸引力。为了做到这一点，正如埃里克一直告诉我们的，有很多不同的策略。我们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但我们打算尝试鞭策政府记住这一点。
克雷格（提问）：众所周知，中国承诺到2030年投入1500亿美元，以期在人工智能领域达到全球领先地位。能否告诉我，目前美国政府每年在人工智能开发和项目执行中的花费是多少？如果我们想要保持我们的领导地位，那么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我们（每年）需要多少额外的花费？会否也是接近中国的数额，1000亿美元吗？
鲍勃：美国政府在人工智能的花费上并没有一个具体数字。这里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在政府支出中定义我们认为属于人工智能规划范围内的内容。不过，我们已经尝试与一些数据科学公司合作来制定这项内容。
克雷格（提问）：了解。
鲍勃：我们想要表达的要点是，必须花钱。全球领导力和人工智能是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投资人工智能研究和开发。我知道埃里克对该问题有一些宏大的想法，但我们还没有得出一个具体的数字。
我不确定我们会得出一个具体的数字，然后提出“美国必须每年花这么多钱来维持这场战斗”这种建议。
埃里克：我们确实是研究了这个问题的。鲍勃曾尝试（从国会）得到这个数字，但是没有任何政府职能组专攻这个领域。我们也和你一样听说，有相关部门提出立法建议称“每年增加100亿美元的支出”，这大概就是你所说的数字吧。我举个例子来说吧，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来说，你知道的，它的支出数字甚至比这还少（每年少于100亿美元）。
埃里克举例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于1950年，每年政府支出“不足100亿美元”
克雷格（提问）：嗯。
埃里克: 我们会建议增加开支，但我不知道如何从方法论上告诉你这个数字应该是多少。中国在国家计划和增加资金方面一直非常有野心。中国已有2030年的国家计划及预算，它想要在四个不同领域当领军者。它正在非常努力地在这方面和其他一些战略领域培养国家能力。美国的答案是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但没有提出答案，因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克雷格（提问）：在你看来，从委员会的角度还是从个人的角度，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和他们的技术，哪个才是更大的威胁?
埃里克: 中国的治理模式？
克雷格（提问）：是的，但这个模式有人工智能的支持。中国推动人工智能的经济效应或其有人工智能支持的治理模式的全球政治效应。
鲍勃: 这在报告中没有提及，但通过各式各样的国家安全研究，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自身40%的战略竞争对手。曾经的苏联勉强做到了这一点。即使把二战时日本和德国加在一起，这个数字也只有40%左右。中国的购买力平价已经超过了美国。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他们有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末，GDP的绝对值超过美国。我们可能面临一个经济实力比我们强大的竞争对手。在人工智能之外，中国希望成为世界创新的领导者。
克雷格（提问）：了解。
鲍勃: 中国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创新的领导者，不仅是在人工智能方面，还包括很多不同的领域。所以，他们是密不可分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中国实现了它的经济目标，他们就将能够在技术创新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竞争对手。这就是为什么委员会花这么多时间来研究，这是一场我们可能会输的比赛。
克雷格（提问）：嗯嗯。
鲍勃: 我们没有直说，但是我们参加了这场竞赛，且中国非常想赢。因此我们真的需要认真对待，并努力保持领先地位。
埃里克: 我理解你问的那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要确保美国在一个重要的技术领域有获胜的计划。我给你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关于中国的问题。10月1日，中国说他们想在这些技术上引领世界，让我来给你们列举一下：量子通信、超级计算、航空航天、5G、移动支付、新能源汽车、高速铁路、金融技术和人工智能，这些领域囊括了许多重要的技术。我认为美国需要做出回应。这是一场竞争，重要的是我们要一起行动，并要在非常重要的领域发挥领导作用。
克雷格（提问）：好。那么委员会是否有注意量子计算技术？
埃里克：量子计算非常有趣而且很重要。当量子人工智能成为可能时，它就成为了一个基础项。有了量子人工智能，计算的完成要快得多。但它的普遍应用没有那么快，想要在一两年内实现不太可能。那将是较长一段时间之后的事了。大多数人相信它最终会发生。因此，委员会注意到这是一个相关的技术，但没有花太大篇幅提及它。
克雷格（提问）：在中期报告中提到的所有这些点中，有没有一两个是你们希望人们加以关注的，但我有漏掉的重要信息吗？
埃里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新领域。这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新世界，一个竞争激烈的新世界，我们需要齐心协力。这是个人观点。但重要的是美国要有一个与我们的价值观相一致的观点和战略。我们不是中国，不是俄罗斯，我们是美国。我们为自己感到骄傲。第二件事就是有一堆棘手的问题，不容易用非黑即白的办法解决。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与竞争对手接触，并确保美国获胜，这是我们明年的目标。
鲍勃：美国式的人工智能将不仅有益于我们的国家，而且有益于整个世界。它将专注于数据隐私、道德使用，专注于不使用人工智能来侵犯其他国家，在他们的社会中找到裂痕并催化国家分裂。从长远来看，美国人对人工智能的看法占了上风，这一点很重要。
克雷格（提问）：你从很多方面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们能否期待，最终（委员会的）报告会建议一些新的结构政策，来协调政府间资金和人工智能举措？请问埃里克，你说过，“制定国家战略是有必要的”。委员会是否可能建议某种能够体现国家战略的结构，还是说这种结构会国家级战略更窄些?
埃里克：我知道有一些立法机构正在努力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委员会还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充分的辩论，所以无法给你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相信我们会推荐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关注及战略帮助。但是应该建立一个类似的机构，比如一个基金会，或者其他类似的机构，这样的机构现在还没有。鲍勃，你怎么看?
鲍勃：白宫第一次真正推出人工智能战略，很多人会说，它没有像中国的人工智能战略那样有具体的目标。在我看来，这没关系。
我们正在基于白宫提出的人工智能战略构建更多东西，成立这个委员会，就是帮助国会来思考。可以说，我们这个委员会的主要客户是国会。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立法上采取他们认为会使我们更具竞争力的行动。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说委员会们“到底能促成什么”，还为时过早。
埃里克：我加一点，这个问题是有解决方法。如果我们建一栋楼，让一群人住进去，投入一大笔钱，他们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人工智能不是这样工作的，人工智能需要普及，它需要贯穿一切，无处不在。
所以，无论我们说什么，都会有更多的人工智能应用出现在运输部、国防部、财务部和高校里，涉及越来越多的学生、教育部门、私营实体，私营部门的参与率也将更高。正如鲍勃所说，我们强烈主张在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我们的建议都是这种性质的，它不会是一个控制一切的部门，因为这样根本行不通。
克雷格（提问）：当然。
埃里克：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非常有优势。在报告中，我们也在说中国实力很强。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他们。
克雷格（提问）：是的。我还想知道，委员会对资助创建新的数据集或开放具有隐私保护的人工智能数据有什么看法?比如，联邦学习可能会为研究人员打开来自国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TRICARE医疗系统和其他数据池的医疗健康数据。
埃里克：报告指出，我们在数据方面做的任何事情都需要保护隐私。它还指出，人工智能需要这些数据。报告没有对此提出立法立场。但我认为大家都认为我们希望有可用的数据。我们不想放弃我们的价值观，不想被侵犯隐私。你知道，诸如此类的事情。你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克雷格（提问）：是的。政府的购买力可以做很多事情。例如，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来激活太阳能行业，因此它可以用来部署可靠的人工智能系统，或公平贷款系统，或可靠的面部识别系统，或可解释的刑事司法系统。委员会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吗?建议利用政府的购买力为项目提供资金，而且为市场提供资金?
埃里克：你的反馈很棒，我们可以考虑。
克雷格（提问）：在全球透明化及信息传播速度的要求下，至少对于商业AI来说，我的观点是：政府方面应该不存在任何秘密算法，算法应该是相当自由和开放的。算法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实际上，当我们讨论监督学习时，边缘和IP可以归结为“带标签的数据”，你们认同这个观点吗？拥有最多的标记数据，在数据集中编码了最多的人类知识的，将是魏来的领导者。
埃里克：在我们的报告中有一件事被提及：标记数据。这只是现代人工智能的属性之一。有一个全新的领域叫做自监督学习，这项技术可以处理未标记的数据。其他一些不需要特定数据也能给我们带来优势。所以，每个人都在说，“哦，数据是新的石油，你需要更多的数据”，但真实情况比这更微妙。我认为，正确的答案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人需要在美国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提供非常聪明的技术解决方案。
克雷格：是的。自监督学习大有前途。虽然现在还不是很好用。但我认为，这将是委员会建议资助的一个领域。
埃里克: 为了保持竞争优势，我们将把重点放在全球人才获取和人工智能研究的资助上。
克雷格：对的。
埃里克: 美国需要以新一代人工智能协议、算法和服务的发明者的身份取胜。我们需要成为第一个进行人工智能部署的国家。这与我们的价值观一致，可使我们的经济更加强大，且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安全。
鲍勃: 我想以埃里克之前的话来作为结束。这个委员会真的很独特，我们有Andrew Moore，他是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的负责人，现在在谷歌任职，我们有In-Q-Tel的负责人，前国防部副部长埃里克，有在NASA工作的人，还有其他职员。他们为支持委员们的工作所做的工作，其性质与我们所知的任何其他委员会都大为不同。所以这实际上是在试图分析我们的建议的可辩护性。这也是我们要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