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数字货币再刷屏。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就我国区块链发展作出全新定位，强调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经过长时间创新，区块链已在金融、医疗保险、供应链、国际贸易等领域取得阶段性成绩。而数字货币作为区块链发挥去中心作用、进行价值传输的工具，在这场技术浪潮中，自然成为了各国都想争夺的先发优势与话语权。
10月28日，在首届“2019外滩金融峰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对于数字货币的研究有五六年，已趋于成熟，很可能是全球第一个推出数字货币的央行。此前Facebook（脸书）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则表示，希望美国立法人员可以快速行动，因为“其他国家并不会等我们”。
中国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谁的主权货币最有实力、最稳定、最方便、最安全，谁就会在未来全球数字经济中得到理性选择。因此，各国货币的竞争不光是地位的竞争，更取决于未来科技先进性、可靠性的竞争。“主动加快区块链、数字货币相关研究、标准制定，也是基于中国金融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不过，央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同日在外滩金融峰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央行十分重视区块链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但目前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尚无时间表。
央行数字货币如何设计
从2014年成立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专门研究小组，到2016年首次提出对外公开发行数字货币的目标，再到细化确定采取怎样的技术路线，我国央行对数字货币的研发筹划已久，目前已取得一定成效。“央行对数字货币的研究已经取得积极进展。”9月24日，央行行长易纲在答记者问时如是说。
中国版数字货币名字是“DC/EP”，即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工具。其功能属性与纸钞完全一样，只不过是数字化形态。“我们对它的定义是‘具有价值特征的数字支付工具’。”在不久前的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这样解释何为数字货币。
记者了解到，DC/EP采取的是双层运营体系。单层运营体系是人民银行直接对公众发行数字货币；而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这就属于双层运营体系。这意味着，将有一些商业机构参与到数字货币运行之中，可以充分调动市场机构积极性。
穆长春表示，采取双层运营架构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由于中国是一个复杂的经济体，采取双层的运营架构可以应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第二，为了充分发挥商业机构的资源、人才和技术优势，促进创新，竞争选优；第三，有助于化解风险，避免风险过度集中；第四，单层运营架构会导致金融脱媒。
加密资产的自然属性是去中心化。不过，在双层运营体系安排下，DC/EP却一定要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央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认为，区块链最不适合应用的领域就是货币领域。因为货币领域是最需要中心化的，而区块链恰恰是去中心化的。
穆长春表示，DC/EP坚持中心化管理模式主要基于几点原因：要保证央行在投放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加强央行的宏观审慎和货币调控职能、避免指定运营机构货币超发等。
数字货币会带来货币金融领域划时代的变革。“货币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本位，它要锚定什么，可信度维持很重要，我国是与人民币挂钩；第二，是要考虑可追溯、安全维护之间的管理。”何海峰表示。
他认为，数字货币涉及私密性，要保证个人信息不被非法利用，同时还要保证如果发生误操作能否可追溯的问题。“因此我国央行推出的数字货币，可能会有一些跟现行的货币金融制度相结合的考虑，不光是去中心制度，既有技术问题，也涉及到制度问题。”
大势所趋
此前，在Facebook称要发布Libra（天秤币）后，我国央行就对数字货币问题密集发声。
7月8日，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曾透露，国务院已正式批准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目前央行正在组织市场机构从事相应工作；8月2日，央行在2019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上表示，加快推进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研发步伐，跟踪研究国内外虚拟货币发展趋势，继续加强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8月10日，穆长春提出，央行数字货币“呼之欲出”；9月24日，易纲表示，央行计划把央行数字货币与电子支付工具结合起来。但央行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推出“没有时间表”，并称“还会有一系列的研究、测试、试点、评估和风险防范”。
在多位专家看来，法定数字货币是纸币的替身，由央行发行。包括Libra在内的一般加密数字货币本身不具有货币功能，不具有法偿性，不会冲击法定货币。
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认为，Libra与法定数字货币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并非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其愿景是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对当前的货币金融体系带来挑战和压力，在全球推进过程中会持续面临监管压力。
与Libra相比，DC/EP也是混合架构。但在这个层面，央行保持技术中性，不干预商业机构技术路线选择。穆长春强调，“商业机构向公众兑换数字货币时，采用区块链技术还是传统账户体系都可以。无论采取哪种技术路线，央行都能适应。”
中国银联董事长邵伏军认为，基于国家货币论的角度来看，数字货币发展的最大可能性是基于国家信用的央行法定数字货币。
其积极影响在于：一是，提升对货币运行监控的效率，丰富货币政策的手段。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将使货币创造、计账、流动等数据实时采集成为可能，并在数据脱敏以后，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进行深入分析，为货币的投放、为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并且为经济调控提供有益的手段；二是，有利于提升交易流程的智能化水平，大幅度简化传统金融机构间比较复杂的交易流程；三是，切实提升支付特别是跨境支付的效率，建立开放的支付环境。
审慎推出
在数字经济的转型升级过程中，数字货币已是大势所趋。
公开信息显示，除中国央行外，英国、加拿大、俄罗斯、瑞典、泰国等多国央行也在研发并计划推出法定数字货币，特别是Libra引发了各国对数字货币监管的关注。
黄奇帆称，“本人不相信Libra会成功。”他认为，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货币脱离了主权信用，发行基础无法保证，币值无法稳定，难以真正形成社会财富。对主权国家来讲，最好的践行货币国家发行权的办法是由政府和中央银行发行主权数字货币。
区块链在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方面潜力巨大。此前，有的国家正在做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货币测试，有的国家则推出了类似Libra稳定币的尝试。但严格来说，暂未有一个国家的央行明确推出法定数字货币计划。
法定数字货币的推出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目前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应该说迈出了审慎的第一步，即先替代M0(流通中的现金)。”何海峰认为，法定数字货币要保护公众隐私、在防“三反”以及交易可追溯方面做相关安排。但数字货币推出不仅要做封闭实验还要做实际测试。因为一旦放到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影响究竟会怎样，目前还不好说。”
薛洪言对记者表示，推出法定数字货币，涉及到法定数字货币的定位、技术路线的选择、具体实施和推广方案等，需要与现有金融体系融合推进，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多，要全面铺开难度较大，只能循序渐进。
黄奇帆认为，在全球央行发行主权数字货币的过程中，除了要提高便捷性、安全性之外，还要制定一种新的规则，使得数字货币能够与主权的信用相挂钩，与国家GDP、财政收入、黄金储备建立适当的比例关系，通过某种机制，遏制滥发货币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