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集结了全球4万阿里人为18岁的阿里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成人礼，在这喧嚣的背后，回荡着马云曾经那个略显苍凉却无比性情的后悔演说：
我有生以来最大的错误就是创建阿里巴巴，因为工作占据了我的所有时间……如果有来生，不会再做这样的生意……我不想谈论商业，不想工作。
这绝不是马云的矫情！这个时候的马云是无数个中国企业家。吴晓波曾在多个日日夜夜里为一些遭遇大败局的企业家而惋惜，为他们身上共同流淌的“失败基因”而奋笔疾书。然而，中国企业家的大败局不是他们亲手构建的企业帝国突然崩塌，而是常年过着丧家式生活。
中国企业家几乎是最累的一个群体。而对很多第一代创业者来说，他们的生活几乎都是工作。在很多人看来，那种生活几乎是不可思议。中国的企业家，只有企业没有家。
宗庆后：从少年到白头，依然坚守一线
眼袋、皱纹、老年斑种种迹象表明，宗庆后老了。年轻时雷厉风行，老了之后看起来和蔼可亲。出生于1945年的宗庆后，创业30年来，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年中200多天都奔波在市场一线。
工作几乎是宗庆后的全部，他上班不是朝九晚五，而是朝七晚十一，从年初一上到年三十，几十年如一日，而且他没有什么享受，简直就是为了工作而生。部下们说，他虽然在杭州生活，但是已经好几年没到西湖边去坐坐，看风景对他来说是一种奢侈。从少年到白头，宗庆后已经年过七旬，2017年娃哈哈成立30周年，而这位72岁食业老人依旧奔波在市场一线。
对此，宗庆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苦惯了。我小时候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后来做生意也吃过不少苦，钱都是自己一点一滴辛苦挣出来的，但真的不太会享受。”
钟睒睒：九死一生的农业生产之路
2007年，钟睒睒去江西赣州，看着漫山遍野的脐橙，他便以为好橙汁唾手可得。于是，他很快就决定在那里发展果园，并建厂生产橙汁。
钟睒睒不曾想到的是，因为这个仓促的决定，自己要付出十年的心血来弥补，农业远非自己想像的那么简单。坚持，还是放弃?钟睒睒选择了前者。有人说，是因为他的“轴”，不撞南墙不回头;可在他自己看来，实在是形势所迫。“钱都投下去了，工厂也建起来了，哪还有什么退路啊?”
“看起来不过是一个橙子、两瓶果汁，农夫山泉却为此走了非常多的弯路，几乎可以用九死一生来形容。”钟睒睒说。
陶华碧：人生的路没有平平淡淡的
陶华碧，贵州人，一个没上过学、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农村妇女。却凭借一罐老干妈成为国民公认的女神，并将中国品牌推向了全世界。
她丈夫早逝，剩下孤儿寡母，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女人带着孩子谋生！她从摆地摊做起，慢慢积累，每天要扛着100多斤的担子去卖米豆腐，并且为此落下了严重后遗症，直至今日，仍膏药不断。她曾被班车售票员推下车，为此她要走几十里。但是，这个不屈的女人，愣是靠着惊人毅力扛下来。
陶华碧说：“从年轻走到老，我觉得人生的路没有平平淡淡的。没有经过风吹雨打，不算企业家；经过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才算真正的企业家。有些企业家你别看他说的，要看他实际做的才是真功夫、硬工夫，拿都拿不出来是见不得太阳，是在温室里长大的。我们是见得到太阳，经过日晒雨淋、风风雨雨走过来的。”
刘永好：我们不是一夜暴富
这位60多岁的董事长，岁月似乎在他身上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记，脚步轻快、心态年轻，似乎有一颗永远不老的心。
“我们不是一夜暴富者，深知创业的艰辛与不易；我们企业的底蕴是踏实稳健的、生机绵绵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创建百年希望。一切务实、不讲排场、不图虚名，不抽烟，不酗酒、不打牌，每天开销不超过100元，吃穿随便，得体就行。”
富有但却过着简朴充实的生活，这是刘永好与许多成功者不同的地方；这是新希望多年来蓬勃发展没有倒下去的原因！
牛根生：只要努力，“屌丝”能逆袭成功
1958，牛根生生于呼和浩特。出生不久，为生活所迫，被生父母卖入养父母家。据牛根生亲自描述“因为吃不起饭，亲生父亲开价50块钱把我卖了。”由养母抚养14年。1978年参加工作，成为一名养牛工人。
90年代的牛根生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自己后来会成为载入中国金融史册的大人物。那时的他，一个41岁的“老男人”，竟然要大老远从内蒙古草原跑到北京来找工作，投出去50多份简历，连个面试的机会都得不到。就是这样的“屌丝”最后逆袭成功，创造了中国乳业奇迹。
褚时健：人生不要有太多计较，要向前走
褚时健，曾经是有名的“中国烟草大王”，把红塔集团做到了亚洲第一，世界前列的大型烟草企业。
后来，从人生的高峰跌倒了谷底，因受贿被判无期徒刑，获得保释后，75岁高龄重新创业，和妻子承包了一片2400亩的荒山，种起了橙子，以“褚橙”红遍大江南北，再一次让自己成为了传奇。
褚时健说：“社会都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是不是果王，不是我说了算。我是做事的，评价是别人的，我给自己打个80分吧。”
刘强东：京东面临倒闭危机，一夜白头
体现刘强东的“老板”气质，或许就是额前的小撮白发。2008年，第一轮融资用光后的京东面临着倒闭的危险，正值金融危机，没有人愿意掏钱给一个不知何时能盈利的企业。
那段时间，刘强东一天见五个投资人，说同样的话，得到的回答也是一样：拒绝。“对兄弟们那种愧疚、和痛苦一拥而上”
任正非：半年时间都是噩梦，常常哭醒
“我无力控制，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半夜常常哭醒”、“研发失败我就跳楼”，这是任正非在华为创业维艰期决绝说出的话。
那时他先后历经爱将背叛、母亲逝世、国内市场被港湾“抢食”、国外市场遭遇思科诉讼、核心骨干流失……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依旧深感无力。这位从小在农村吃苦长大，在部队锤炼多年，外人眼里坚强如铁的商业硬汉曾经如此艰难。
此后，在一封给华为抑郁症员工的公开信中，任正非坦诚，自己“也曾是一个严重的忧郁症、焦虑症的患者”，他的身体还得了多种疾病，因得了癌症动了两次手术……
为何这群人很脆弱？
商业评论家王育琨在著作《强者：企业家的梦想与痴醉》中，这样描述中国企业家的刚硬与脆弱：
因为那太阳般的盔甲过于耀眼，人们的目光穿透不了那耀眼的盔甲，抵达不了他们的心灵。在人们眼里，他们像那盔甲一样的坚硬，直到有一天，那坚硬的躯体轰然倒下时，人们在震惊之余，不明白为什么如此坚硬的身躯会毫无征兆地坍塌。
这似乎也可以用中国历史上流传的一句话进行解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企业家表面看上去风光无限，而一旦选择成为了一名企业家，如皇明太阳能董事长黄鸣所说，便意味着他的一生从此将与压力、竞争、劳累、焦虑结伴而行，再也不得轻松。企业家承担着身体、精神的双重压力，负重而行。
1、大多数人是工作狂，积劳成疾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用在企业家身上恰如其分。
企业家作为企业的一把手，经常面对千头万绪的企业发展问题，大多数都是工作狂，没有睡到自然醒、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工作时间长、作息不规律，即使有病也一再拖。
李开复患病前，经常和年轻人比赛熬夜，半夜回邮件；网上曾流传过王健林的一天作息表，他早上4点起床，健身45分钟，工作量约是16小时；马云一年飞行了800多个小时，平均每天2小时在飞机上度过，走访了33个国家和地区；柳传志讲到他得病时，往往病好了第二天就又立刻工作，后来变成一个常态，经常地半个月左右就要犯一次；《史蒂夫·乔布斯传》的作者艾萨克森说“乔布斯在死前一天还是在工作”……这种作息及高强度的工作在企业家中并不是少数，而如今89岁的李嘉诚、87岁的巴菲特还坚持在企业的一线工作。
王健林一天行程表
不愿意说累，似乎成为中国企业家的通病。青岛啤酒的彭作义突发心肌梗塞意外去世，大中电器的胡凯、爱立信的杨迈都死于心脏病，日本曾有12家大公司的总经理在一年内相继突然去世，而这背后更多是积劳成疾，过劳猝死。
企业家如此拼命，长期高负荷工作，身体的健康状态让人堪忧。而中高层管理人员上行下效，越来越多的人也被疾病、亚健康侵蚀，亦不容忽视。
2、背负的精神压力巨大
在郭家学想要自杀的那个下午，查出端倪的员工赶到办公室。他们说：
如果你死了，你就把所有为了梦想而追随你的同事们都害死了。你死了是要大家心死吗？你死了，父母兄弟孩子的痛苦你想过吗？那么多帮助你的朋友的感受你想过吗？你死了，几万名员工的饭碗怎么办……
这样话语无疑一字一字地敲打着郭的心，身上有如此多的期望，生命已不只是一个人的。人要好好活着，而好好地活着就是做有意义的事。
实际上，一旦一个人长期背负的期望、压力过多时，这就很容易导致抑郁症，企业家、一把手群体中并不少见。法制周报曾提到一份公开资料，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有1200多名企业家因为自己摆脱不了的心理障碍走向了自杀身亡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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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在刚开始办企业的时候，多次有过太大的惊吓，他说“差点儿吓出神经病来”，真格基金的徐小平自曝患过两次抑郁症，毛大庆在万科转型最艰难时期正值患上抑郁症。
而互联网行业最有名的抑郁症患者，就不得不提到张朝阳。张朝阳用“悲催”来形容他的2012年，他焦虑、抑郁，精神上常常处于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恐惧之中。“我什么都有，但我就是很痛苦！”他最终选择闭关一年，几乎与世隔绝。而等他重新在公众视野中露面，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中国互联网教父级的人物带领搜狐如何面对后来居上者，这也是他要面对的新课题。
企业家也许比外界想象的要承受更多，更为脆弱。何伊凡曾在去年清明节时，总结了三十五位企业家的六种死法。他发现每逢宏观环境趋冷，出口不景气，民间借贷崩盘、银行收贷、反腐高峰，都会出现集中的企业家跑路、自杀，或者遭遇暴力伤害事件。
压在企业家身上的 " 四座大山 "
中国有一群坚持奔日子的人，一群愿意做大树的人，企业家们正是这样的人。而吴晓波观察到很多人觉得做企业越来越累。
企业家很脆弱，但他们更不敢病、死不起，为何？背后其实是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这些无疑是悬在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岛君总结了四个方面。
1、处理政商关系大多要靠企业一把手
冯仑曾总结了 30 年民企的三种死法，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商摩擦。政商关系的问题是企业死亡率第一的原因。湖畔大学研究企业死亡率第一位的也是政商关系。
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存在着两种资本形态的企业，一种是国有资本，一个是民营企业，甚至还被称为非公企业，这种称呼无意间也加剧了两者的分化。在前不久《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 500 强榜单中，中国上榜公司有 115 家，80% 的中国入榜企业是地方国企或央企。民营企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在很多领域，民营企业即使做得再好，也只能扮演跑龙套的角色。而民营企业家亦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辞职下海，弃官经商的梅永红讲过他在地方政府工作期间，看到很多官员对企业家吹胡子瞪眼睛，那种高高在上的气势令人心寒。
亲、清的政商关系定调，给民企松绑，让民企看到更多希望，但也需要企业家更有智慧地维护和经营。尤其是一些在地方的大型民企，早期有公有资本参股，后来被充分授权，发展壮大至今，这其中的权力平衡并非一般人可以驾驭。
2、中国民企大多处于野蛮生长阶段，内部管理跟不上
除了华为、万科、联想、新东方等少数大型民企外，中国有超过 2000 多万个中小企业，这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在发展过程中，捉襟见肘、跌跌撞撞、死扛硬挺、野蛮生长，在奔跑中调整姿势，这是中小企业的真实写照。
中小企业在初创前期，几乎一切的导向就是生存、活下来。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合理而完善的人才梯队管理制度是极大的奢侈品。很多民企的一把手也扮演了精神领袖的角色，大权紧紧地握在自己手里，亲力亲为。这更容易导致一家企业以创始人为大，严重依赖单独的某一个人。这也加剧了一家企业的风险。
3、很多第一代创业家没有做好交班
根据 " 新财富 500 富人榜 " 的数据显示，我国 50 岁以上民营企业家占比为 67%，这意味着近七成的中国家族企业需寻找接班人。未来五到十年内，我国将有 300 万家民营企业面临接班换代的问题。
麦肯锡上海区董事总经理张海濛先生曾在岛君的采访文章《民企转型的三大动因、成败关键、老板格局…这篇讲透了》中提到：
实际上，大部分第一代的创业人现在刚开始要交班的时候，就会发现时间已经不太来得及。我认为现在很多的中国第一代创业家没有做好交班，没有对自己下一代的领导层做好安排。
选择家族的内部人接班企业，这是第一代企业家的优先选择，也是中国民企接班换代的最典型、最常见的模式。新希望的刘畅、娃哈哈的宗馥莉、碧桂园的杨惠妍是目前已成功接班的 "80 后 " 二代。而即便从小接受培养的二代也未必愿意接班，比如曹德旺的儿子曹晖。
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初创人选择职业经理人的接班模式。柳传志把联想的接力棒交给了杨元庆，王石把万科交给了郁亮等等。
第一代创业家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前，就意味着依然要奔波在企业的第一线。
4、外界舆论与资本的压力
小编曾在现场听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对自己的股东和员工说：公司股票能否持续增长，最大风险是我的身体是否出问题。
一个企业家对稳定或提高一家企业股票市值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也因此，一家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创始人或老大身体若有了异样，公关部门采取的措施多是稳定军心，守口如瓶。
而一旦一个公众人物的病情被曝光后，很容易迅速成为各大媒体争先转载的头条，也成为公众关心的话题，比如乔布斯、李开复。当乔布斯患有胰腺癌的消息在 2004 年被传出后，整个 " 苹果世界 " 陷入了一种恐慌。
一把手保持健康，不光是对自己，而且是对企业员工、投资人、资本市场的一种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