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是谁？
他是在知识付费平台“得到”上，截至现在销量第一的专栏作者，目前有42.7万人订阅了他的付费专栏，按每人收费199元计算，薛兆丰带来的营收接近8500万元，可以说是网络上最炙手可热的经济学者。
他还是知名综艺节目《奇葩说》的导师。2018年，薛兆丰参与录制《奇葩说》，在一众综艺明星中，他凭借理性又独特的言论，穿着正装一脸严肃的样子，大量圈粉，成为“网红”。
在互联网时代，薛兆丰因为经济学走红，登上综艺舞台，并获得财务自由。在此之前，这是学者和教授们所不敢想象的事情。
他为此陷入争议，未必是毫不在意，却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洽逻辑：他认为经济学应该回归到生活中去，传播者应该适应时代传播的变化，并认为自己依然是“严肃的知识分子”。
薛兆丰说，商业是最大的慈善，并由此，将自己变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
“网红经济学家”
生于1968年的薛兆丰，本科就读于深圳大学，主修专业是应用数学。
一个经常被他讲起的故事是，有一次在大学课堂上，老师说，人类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是火、车轮和中央银行，“当时我受到很大的震动，觉得火可以熟食，车轮让运输成为可能，中央银行作为一个机构，何德何能，可以与这两个发明相提并论？”好奇之下，他开始翻看经济学著作，最开始看的是萨缪尔森的经典作品《经济学》，“仔细看了两三遍，又买了英文原版看。”
他自称，当时他认为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历史都很重要，但在接触到经济学之后，发现”经济学的解释能力最犀利，科学性、逻辑性也是最强的“，薛兆丰认为，这把“剑”跟别的“剑”是不一样的。
2003年，已经35岁的他去往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学习经济学，在5年后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成为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后研究员。2010年，薛兆丰进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授课任职，教授法律经济学相关课程，同时他还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作为学者，在过去十多年，他曾发表数百篇经济评论和文章，先后出版了书籍《经济学的争议》，《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经济学通识》，以及《薛兆丰经济学讲义》。
▲图 / 视觉中国
2017年2月，薛兆丰开始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法律经济学教授的身份，在知识付费平台“得到”App上开设专栏《薛兆丰的经济学课》，目前订阅学员数量已经超过42万名。
除去知识付费市场爆发的因素之外，薛兆丰“接地气”的音频内容也是其能受到如此多关注的原因：在他的课程中，他多结合热点现象，并给出通俗易懂的经济学解读。对于许多之前未接触过经济学的人来说，这些音频成为他们了解和学习经济学的入门课程。
薛兆丰曾说过：“对一个经济学课堂来说，这是个意想不到的规模，是一个现象级的事件”。
▲图片来源于网路
2018年，受到主持人马东的邀请，薛兆丰担任了综艺节目《奇葩说》的导师。参与录制节目期间，在一众综艺明星中，他凭借理性又独特的观点和言论，以及穿着正装一脸严肃的形象，大量圈粉。
某期节目，在讨论辩题“得知前任得新欢，有个鸡飞狗跳钮可以给他俩的关系制造一点麻烦，要不要按？”时，薛兆丰选择不按。
他说：今天，世界上有70亿人，想象一下有70亿颗绿豆在一个大缸里，有两颗红豆它们是彼此一生中的唯一。把它们放进这个大缸，搅啊搅，它们会碰上吗？短暂的一生可能不会，这是偶然性。而我们的海誓山盟只不过是在差不多的时间里挑选了一个人。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是你一生中的唯一，分了手还要不断地干扰TA的生活，那你对偶然性一定有深深的误解。
在节目播出后，薛兆丰的百度搜索指数飙升至历史峰值，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912%，资讯指数同比增长1130870%，新闻头条指数在最高时达到7003。
薛兆丰成为了被大众所知晓的“网红经济学家”。
受争议的“知识网红”
受到大量关注的同时，薛兆丰也引起了诸多争议。主要争议集中在同行对他的学术能力的质疑上。
早在2013年，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张永璟曾在微博发声：“我是薛留美期间同窗，主要研究方向是他号称的研究方向之一的‘公共选择’，而他读的法与经济学课程也是我的主导师所主持，所以对他很熟悉。实事求是的说，薛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系统学习过，基本上就是在对着概念查字典，所以闹了不少笑话。我批薛，不光是因为他到处显摆，更是因为他冒充我们公共选择专业的学术牛人，在外面胡说八道。”
最开始在“得到”开专栏时，薛兆丰的专栏名称为《薛兆丰的北大经济学课》。2017年年底，北大国发院教授唐方方，对薛兆丰的学术水平提出质疑，并称他不是北大人事处登记的教授，在外面的讲课是利用2017年北大品牌进行背书，属于“误导用户”，并指出“经济学不是故事会”。虽然后来据《新京报》报道指出，北大教授分为事业编制和院聘教授，薛兆丰属于后者。
也是在那个时候，薛兆丰确定了要从北大辞职的年头。2018年3月，薛兆丰辞去北大职务，得到平台的专栏名称也随之取消了“北大”字样。
▲图 / 视觉中国
2018年，同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院的教授、经济学家汪丁丁，在个人朋友圈公开批判薛兆丰。汪丁丁称，自己不反对为收费而讲解知识，但在读完薛兆丰的书后，认为“他试图从日常口语概括经济理论，但四项概括中至少错了三项”，像是“完全没有毕业的经济系学生写的”。
汪丁丁还提到“五常教授的评论有理”——张五常也是一名知名的经济学家。薛兆丰在早年开始学习经济学时，曾自学过张五常经济学，两人还曾就一些经济学观点，在网络上有过争论。张五常的博客管理员2009年曾经转述过张五常的话称，薛兆丰不是其学生，也不是其朋友，并称薛兆丰不懂经济学。
汪丁丁认为，知识是分层次的，一流知识是圣洁的，是普通人买不到的。“一流知识难以理解，它只服从根本重要性的准确表达，而绝少服从愿意付费的大众根据市场交换原则而预期的通俗化标准。”
汪丁丁在题为《为什么付费的只能是三流知识？》一文中写道，罗胖和脱不花（得到的两位创始人）曾约他喝茶，他从那时开始关注得到的商业模式，并至今仍提供道义支持。但他也称，“我无法忍受这一商业模式的折磨，它要求我反复改变自己的表达直到商业团队认为大众能够理解。“
在汪丁丁看来，一流的知识只能免费，这是因为它只吸引少数能够理解它的人。这些人是最宝贵的，他们原本不应付费，他们投入的理解力和伴随着理解一流知识的艰辛，价值远远超过任何付费知识的市场价格。能够与金钱和权力交换的知识，必定是三流的，因为表达方式不可能继续忠于只有一流知识才可表达的那种重要性感受。
薛兆丰在“得到”专栏中回应，称《薛兆丰的经济学课》有一个意义，那就是尽力消除“知识”的神秘感。
“有这样一些学者，以为知识天然地就分为三六九等。但在我们的专栏所讲解的知识体系看来，知识的深浅轻重，是以理解现实问题为导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准绳的。没有什么知识是天生就高人一等的。”
“同样，也有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把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囫囵吞枣和故弄玄虚当做做学问的一种境界。而我相信，哪怕再深奥的知识，也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来。反过来，一种思想，如果表达得不清不楚，那别人也无法指出它的错误。那些只能用来‘端着’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在一次采访中，他称，对他来说，目前最满意的成就是，做了《薛兆丰的经济学课》。
现实主义者
为什么会是薛兆丰？薛兆丰又做对了什么？
薛兆丰认为，“知识有另外一面，能够真的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回答生活当中的问题，经济学的本源就是回到生活。”
如果纵观薛兆丰的人生，你会发现，他是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人，表达欲强烈，并持续保持个人输出，打造个人品牌。
大学毕业之后，薛兆丰一边学习经济学，一边参与互联网论坛讨论。他将科斯、阿尔钦等经济学家的文章翻译发表在论坛，写文章参与争论；他在《经济观察报》《证券时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也曾发表大量文章；在进入高校后，他还曾在网约车论战中多次发表文章。
他还擅长使用社交网络。在“得到”出现之前，罗振宇和薛兆丰就已经有过合作。2014年罗辑思维节目第二期《我们应该反垄断吗》，以薛兆丰的《商业无边界》为观点支撑。2015年，薛兆丰将《经济学通识》修订再版——这本出版于2009年的书籍，在刚开始出版时，销量很小，在罗辑思维平台推出后，售价58元的经济学类著作，4个多月时间卖出超过10万册。
他具有产品思维。在打造专栏《薛兆丰的经济学课》时，不管是出于个人意愿还是得到平台的帮助，他通过使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并结合时下最流行的热点，让平时枯燥无味的经济学被更多人能够轻松的接受。
他还擅长营销造势。2018年6月，在付费专栏内容的基础上，薛兆丰精选最有代表性的内容，形成了《薛兆丰经济学讲义》一书。新书的发布会独辟蹊径，把地点选在了北京的“网红”地标三源里菜市场。菜市场+经济学+北大教授的组合，一时间也成为了热门话题。
前易到用车创始人、顺为资本投资合伙人周航曾写过一篇名为《我们为什么干不过薛兆丰》的文章，在文章中分析称，“从学术研究来看，他或许不能算经济学大师，甚至文人相轻，有些学界还看不上他的学术研究和在互联网平台上开设的这门课，但薛老师的课程是按照商业的逻辑做事”，而“商业才是最大的公益。”
▲图 / 视觉中国
薛兆丰曾在一场发布会上提到自己对于如何传递经济学知识的看法。
他说，说起经济学，大家想到的是这样子沉闷的东西。实际上，他讲的（经济学）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我们讲的不是一个概念，讲的是一个使用的场景，在场景中让大家学会如何去应用知识，只有学会用你才会理解，只有理解你才会进步。
在《奇葩说》第5季的开场白中，马东这样介绍薛兆丰：在我心里面，薛兆丰教授，就是这个时代，应该有的知识分子的样子。
薛兆丰自己也称：“我是非常不讨好的一个人，但是还是值得， 如果我说出一些经济学的有趣的地方，让有心人看到，哪怕被人讨厌、被人骂，也值得。”
其中，薛兆丰最有名的观点莫过于《火车票价还不够高》的观点。2001年，他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文章称：“春运火车票价历来低于市场出清价格，差额向来由铁路职工和黄牛党瓜分。乘客支付的总代价不变，而全社会则蒙受净损失，损失量等于排队者所花时间和气力本来可以制造的财富和快乐……为了方便广大乘客竞争车票，也为了国有资产不至于被黄牛党瓜分，今年铁路部门本来应该参照往年的黑市价格，把票价提得更高。”
这一言论发出后，引来无数争议，批评占了多数。他还在后续文章中公布了其父亲给他的来信，信中写道：“表面上，火车票价足够高，就不会有炒票现象；而羊胎素也如是，幸好它的价格不象雪花膏，否则也会发生排长队挤伤人的事故。但细想却不然：没有羊胎素，社会不会动乱；但回家过年，百万民工可没有选择余地！”
美国United China基金（合秦资产）创办人吴向宏也曾发文反驳薛兆丰的论点，他在文章中称，“一个真正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他最应当关注的，首先是‘个人经济自由’这个最最基本的前提。在个人缺乏经济自由的情况下，单纯在交易领域盲目地实施‘市场化’，不但不会提高效率，而且更有可能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正。”
薛兆丰是一名“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自称自己是一个“不看悲剧，舍弃文艺小说”的人。有人称，他的观点有着原教旨主义的色彩，他的解释有时候也显得有点执拗和缺乏处境意识。但通过他，有更多人开始接触和入门了经济学。
或许，对于薛兆丰来说，如果把自己定义为一名“经济学学科的传播者”，可能会更准确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