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香港四大地产发展商之一的新世界发展执行副主席兼总经理郑志刚宣布，集团未来会捐出300万呎（1平方呎等于0.0929平方米）农地给社会，期望纾缓社会房屋问题，对象包括给政府兴建公屋及相关设施、社企或其他慈善团体等，以回馈社会。他强调集团未来需向不同持份者负责，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非单考虑股东。尽管郑志刚形容此举与有政党倡议以《土地收回条例》收回发展商农地无关，但在近期北京治港各个系统轮番喊话的背景下，具有不寻常的意义。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北京治港各个系统的话语发生了某种微妙改变。不同于6月到8月底，治港系统以谴责暴力为主，9月份以来治港系统在继续呼吁“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同时，密集强调多维新闻在过去多年就反复呼吁解决的深层次矛盾。
9月3日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召开记者会，发言人就香港局势提出三点意见，其中第三点明确表示：“希望大家聚焦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根本问题，献计献策，共谋解决之道。这次风波折射出香港社会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的时候。一般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常常抱怨的住房难、贫富差距大、向上流动难等社会问题，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成因复杂，需要找准症结，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次日，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刊发《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一些社会深层根源》，直指“吹开喧嚣的政治泡沫，修例风波的背后有着一些香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认为“这些经济民生方面的矛盾成因复杂、长期未能解决，积累成巨大的社会问题”，文章提到房价高涨、薪金收入停滞、上升通道狭窄等问题，“担忧向下坠落的‘中产焦虑’在香港尤为突出”。
图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香港局势记者招待会，由港澳办发言人介绍对香港局势的看法，外界从中可以了解到北京对港态度的最新动向。（新华社）
9月12日中国两大官媒《人民日报》、新华社，同时针对香港深层次矛盾发声。《人民日报》刊文《解决住房问题，香港不能再等了！》，指出：“随着香港局势发展，广大香港市民除了进一步呼吁止暴制乱，更多人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影响香港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住房，正是重中之重……香港人看重人权。但在一般人看来，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正是最基本的人权，是最基本的尊严。香港绝没有理由，一面穿着全球最有竞争力经济体等光鲜靓丽的外衣，一面却在住房上露出极为难堪的里子。”文章认为，“增加土地供应已经刻不容缓”，“地产商是时候释放最大善意”，“在住房问题上，香港已错失诸多历史契机，不能再拖延”。
新华社刊文《从解决居住难题入手破解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直截了当地表示“修例风波发展至今，折射出的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亟待解决，其中最突出、最迫切、最让人诟病的是住房问题，已到了痛定思痛、必须解决的时候了”，“居者有其屋，方能形成社会的稳定力量”，香港基层市民和青年一代“日日辛苦打拼，却难以分享到香港经济发展的红利，实在不合情理，也为社会的动荡埋下了伏笔”。
香港反修例运动的爆发和持续发酵，与香港常年未能解决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有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关联。（新华社）
密集发声的背后，说明香港反修例风波发酵至今，北京治港系统已经对香港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不再只是像以往一样，将重心放到仅是表象的港独或外因的外部势力，而是从香港施政的内在不足寻找答案。这是一个积极的改变，将可能影响到接下来香港局势演变。今次新世界发展宣布计划捐地300万呎以回馈社会和稍早前香港民建联在报刊登全版广告，促请港府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中短期土地供应，用作兴建公营房屋，以缩短公屋轮候时间，就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下。
事实上，在9月3日港澳办记者会次日，香港特首林郑同样提及深层次问题。当时林郑在宣布撤回修例后表示将“邀请社会领袖、专家和学者对社会深层次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和检讨，希望能为社会带来改变”。无独有偶，早在8月7日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在深圳举办香港局势座谈会时，据香港媒体报道，有与会人士引述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的说法表示，林郑会在10月施政报告中推“大手笔”政策，强调措施“含金量很高”，能解决多年积聚下来的民生问题。此消息的真实性虽然尚待施政报告出炉后才能知晓，但倘若属实，无疑有助于缓和紧张的局势。
香港住房问题早已是燃眉之急，是当前香港最突出最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VCG）
毕竟，对于普通人来说，经济民生问题多数时候都是排在最优先位置。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人之一生，都是希望过上美好的生活。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人类组建政府，希望政府来保障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来帮助人们逐步实现人生理想。之所以现代社会普遍以民主为核心价值，并非因为民主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而是人们希望透过民主制度让民意能够得到最大化伸张，让政府以民意为重。因此，尽管港人会继续追求民主，把民主当作精神图腾，反修例运动也早已从最初的诉求演变为要求“双普选”，但只要港府能够实实在在解决困扰港人多年的民生问题，让他们深感政府是为民着想，必然有助于增加政府公信力，缓和矛盾。
在这一点上，不妨以史为鉴。今次香港反修例情势虽然严重，但尚未达到1967年六七暴动的程度。当时香港社会矛盾、政治矛盾严重激化，左派人士为了对抗港英政府，在中国内地文革思潮影响下，策划发起了大规模暴动，严重冲击当时港英政府的管治。后来港英政府汲取教训，推行系列改革，结果反客为主，其中尤以港督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最为突出。在他担任港督的十年多（1971年至1982年）间，为了回应市民在六七暴动期间表达的不满，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有效缓和了社会矛盾，他本人更成为了港英时期最被港人认可的总督。
根据香港中联办前副主任王凤超在《香港政制发展历程》一书中的梳理分析，麦理浩以改善民生为切入口，以争取民意、民心为立足点，优先处理房屋、教育、公共交通和反腐倡廉等市民关心的四大热点问题。在住房问题上，麦理浩先是提出“十年建屋计划”，从1973年到1983年港府解决了150万居民的住房问题，后来又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为不能负担私人楼宇的中低收入家庭解决居住需要，截至1993年3月31日，受惠于此计划的人数高达52万人。在公共交通上，麦理浩开通了穿越维多利亚海峡的海底隧道，兴建地铁，从根本上改变了香港交通面貌。在教育方面，麦理浩实施九年免费及强迫教育制度，有力普及了香港中小学教育。在反腐倡廉上，他成立廉政公署，让香港逐渐成为闻名世界的廉洁城市。凡此种种，有效推动了香港社会进步，“增强港人对港英管治下的香港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此，麦理浩曾在交给伦敦的周年报告中坦承，这些举措“乃经过计算的举动，旨在令市民的注意力聚焦于香港乃他们的家，而香港政府是他们的政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麦理浩时期的港英政府，虽然是殖民政府，但能通过积极作为，化被动为主动，收获了大量人心，足以给今天提供某种启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修例运动既是挑战，又是契机。挑战是指反修例运动已将香港推向主权回归中国以来最严峻的局面。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首任特首董建华，日前发表的声明就表达出了这种忧虑。董建华指出“持续三个多月的政治风暴，已将香港推到危急边缘”，“我感到极度愤怒，非常痛心，万分忧虑”，“连串事件，不但会断送年轻人的个人前程，甚至可能赔上全港700万人的集体前途”，“假如任由违法暴力事件升级蔓延，任由少部分害群之马继续绑架香港，继续丧心病狂地制造恐慌，‘一国两制’将何去何从”。但与此同时，就像目前北京治港各个系统开始轮番强调深层次矛盾一样，今次反修例运动以严重冲击香港社会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秩序的方式，有力地警醒了世人香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亟需对症下药，细心治疗。因此，只要北京治港系统和香港社会能从反修例运动中看到过去多年积累下来的各种深层矛盾，一起努力解决问题，为香港走出困境、涅槃重生打下基础，那么反修例运动不失为香港改变的契机和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