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被誉为“玻璃大王”的中国顶级富豪将自己的领地一步步从福建小镇拓展到美国，在那里，他是绝对的国王。
文 | 李冬梅
编辑 | 张卓
摄影 |尹夕远
钛合金人
2014年12月的一天，北大经济学院，曹德旺先生的自传《心若菩提》新书发布会。
坐在由经济学家、出版社社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等组成的嘉宾中间，曹德旺面无表情。68岁的他，头发染黑得一丝不苟，衣着与前一天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并无二致，只是衬衫外系上了领带。自始至终，他背脊挺直，目视前方，下垂的唇角紧绷着，仿佛与周遭格格不入，对汪洋般的赞誉声充耳不闻。
轮到曹德旺发言时，他缓缓站起身，用一口难以辨认的带着浓重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对北大师生说：“我写这本书，是要告诉中国的中青年企业家，在中国怎么做企业。”,“我要告诉美国人，我们中国企业家不是骗子”。在回答发布会现场观众关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是‘进去了’，就是在‘进去’的路上”时，曹德旺说：“我这么多年最自豪的是没给官员送过一块月饼。”
2014年年底，曹德旺出版了他声称是自己一笔笔写的书《心若菩提》。
曹德旺又被誉为玻璃大王。作为中国制造业的代表，他在不起眼的汽车玻璃领域创造出极高的商业价值，他创立的福耀玻璃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之一。2013年的胡润中国富豪榜显示，曹已进入中国顶级富豪行列，身家达到11.4亿美元。
曹德旺广被社会所知的是一段关于“婚外情”的故事。坐在北京的昆仑饭店顶层接受《人物》第一次采访时，记者小心提起这件事情，曹德旺毫不回避，大手一摆：“对，不就是交了个女朋友吗？交了就交了，我承认了。”
在那段以自述口吻讲述的经历里，曹是性情中人，依父母之命娶了糟糠之妻，又遇到了“真的爱情”，虽然各自有了家庭，但他还是想不顾一切跟“真爱”在一起，为此他给原配写了诀别信，原配也做好了离婚的准备。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婚外情闹得轰轰烈烈。
最终决断时刻，曹德旺做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他做了一项社会调查，选了100对有代表性的夫妻，工人、医生、干部……对能搜集到的婚姻样本进行统计分析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个家庭是绝对幸福的，即使他们被外人看作是天作之合。
“世界上有绝对的幸福吗？没有。”他确信，“所以也不会有绝对幸福的家庭，绝对完美的婚姻。”既然如此，“我认为我是不需要再去考虑什么换家庭的事情了，再换，就是换1000个照样也没有用啊。”
曹德旺回归了家庭，从此成为理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这件在多年后回忆起来依然令他伤感的事成为“人生中最大的转折”。从那时起，他把全部热情投入事业，成为一个“钛合金人”。
计算狂人
曹德旺的世界由数字和计算组成——在制造业这种艰苦的行业中胜出，他仰赖精确的成本计算、质量把控和风险计算——这位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商人每天保持两个小时的阅读，商业杂志，内参报告，从那些外人看来枯燥无味的数字和表格中做出决策与预判。
就说进军美国吧，他1994年就进军美国市场了，只是近两年要在美国重新创业，拷贝一个福耀集团，他立即口算一笔账，在中国生产浮法玻璃一吨大约1700，在美国只要1300，再加上美国的能源很便宜，“电费，中国一度6毛钱，美国4.5美分，折合两毛多。天然气，（美国人）一立方气卖我0.11美元，7毛多，在中国他卖给我3.6元人民币，5倍的价格。”接着，他又花费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饶有兴致地解释背后的政策背景，从美国的劳资关系到政党关系，从财政政策到货币政策，从虚拟经济到制造业。
他的发家也是依靠对数字的敏感。80年代在得知中国的汽车玻璃被日本企业垄断，每块卖到2000块钱后，曹德旺立即筹资。去芬兰考察归来后，他念念不忘一台设备，回乡后“脑子里总是浮现出机器每40秒钟流出一片边窗玻璃，转而变成几百元钱”的画面，在融资买下那台“印钞机”的设备后，一块汽车玻璃板的成本被压低到50元，他一年就赚了2000多万。
在聊到为什么在2007年预见经济危机，时间已经接近中午12点。“我是在新闻联播上看到的一条人民币利率变动的新闻。”他疲惫的面孔立刻唤起一种兴奋。那是2007年，中国汽车工业空前发展，福耀赚得盆满钵满。曹德旺的决断在集团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对和言辞激烈的批评。2008年下半年，制造业忽然进入寒冬，“事后证明，他总是对的。当断则断。”浮法玻璃经理黄中胜告诉《人物》这是曹德旺身上很明显的一点。
福耀集团财务总监左敏尽管身为经济学博士，在曹德旺面前他还是甘拜下风，“曹德旺心中都是数。你跟他说什么，他都是数据。大到全世界的GDP产量，小到福耀的成本，他都清清楚楚。因为清楚数据，他的反应速度很快。”
左敏记得，有次曹德旺神秘兮兮地把他叫到洗手间去谈话，他以为老板要加薪，没想到，曹指着抽水箱上的两卷卫生纸说：“一个水箱上放两卷卫生纸，你这个财务总管是不是该查查我们的财务是不是出问题了？”左敏彻查公司后勤物资账目，果然发现了问题。
玻璃国王
在位于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的福耀玻璃集团总部，曹德旺曾被下属们称为“曹特勒”。
玻璃厂区全部由曹德旺设计，他常常透过顶层办公室玻璃俯瞰整个厂区，就像一位俯瞰疆土的帝王——最早一批跟随曹德旺创业的女工林红英记得，1987年，曹德旺刚将厂房从家乡高山镇搬到这里时，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开3个小时车来到工地，兴奋地巡视，那时的工地，坟场上的白骨还没清理干净。
如今，目力所及的浮法玻璃生产线，高高的烟囱24小时不间断地吐出白烟，硅砂进入熔炉，设备吐出玻璃，机械手臂们则捧起切割完整的玻璃。办公楼正前方的广场上，五彩旗幡在冷风中飞扬。美国、德国、法国、韩国……每“征服”一个国家，曹德旺便把一面国旗插在广场上。
这是曹德旺的领地，也是他的玻璃王国。“我是被逼成富豪的。”曹德旺更愿意称自己“乡镇企业家”或“农民企业家”，而不是“玻璃大王”。1993年，福耀玻璃成为福建第一家上市公司。第一天上市收盘后，曹德旺算了一笔账，发现自己真成富豪了。
曹德旺生逢其时，他加速财富扩张之时，正值中国在外贸和内需两大引擎的拉动下宏观经济展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之际，自90年代末期，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开始走向世界，制造业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政府规定“在华生产汽车零部件国产化率必须达到40%”，曹德旺享有政策红利，“运气就是我踩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地前进。”
“金钱就像大海里的鱼群”，曹德旺对记者打了个朴素的比方，“就算你是个好渔夫，打的鱼多到吃不完，都贮存起来，也会碰上天灾人祸”，如何守业？他既无政治资本，也不谙世故，即便他的哥哥曹德淦官至福建省副省长，他也从不敢动用这份关系，“否则要被人骂官商勾结了啊”。他对记者强调，清白才能捍卫住产业。
曹德旺回忆，因为一个新加坡朋友的推荐，他很早就自学了会计学，由于对数字天生敏感，他相信会计学是保护财产、管理企业、把控全局的法门。“我经得起任何人对我的任何调查和推敲。我没有任何把柄抓在任何人手上。”曹德旺自称，会计学多次保证了他在瞬息万变的政策中全身而退。
他印象最深的是80年代“农村整党整风”运动烧到了他的家乡福清县高山镇，作为镇上唯一一家民营企业的大股东，曹德旺被要求提供玻璃厂三年的账目。整个镇的人都在传曹德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要“被抓起来了”。“我又没做什么坏事，人家为什么抓我？我怕什么？”直到一位银行的朋友跑来告诉他“现在不需要有问题才抓人”，他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第二天，曹德旺带着整理得整整齐齐的账目、复印资料、合同文件和全部单据，分发给政府官员，针对贪污、破坏生产、挪用公款和毁灭证据四项“指控”从7点一口气演说到了10点。“我工作二十几年，见过无数干部，还没有一个有曹德旺这个水平，一个人坐在那里讲两三个小时竟然不用打稿，而且没办法辩驳，每一条都无懈可击。”时任县委书记陈元春对着一群干部总结说，“当然啦，也有缺点，怎么能把中指伸出来呢？他是个农民，我们要包容他。”
“一些企业家很土，不懂得做账，不懂得保护自己。”自此，曹德旺信仰会计学。在别人眼里，他是锱铢必较的铁算盘，而他明白算盘可用来保命。
捍卫领地
几天后，坐在位于福州福清大若停车场的办公室里，他再次对《人物》重复了一句话并补充说，“他们（地方官员）都怕我，这种怕是在逐步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怕，其实就是尊敬。是我用人格换来的。”
曹德旺性格强势张扬，几乎不用记者追问，主动讲起和地方政府的纠葛。
与同代企业家相较，曹德旺没有原罪感，80年代便拥有了玻璃厂全部产权。多年的奋斗也令他拥有了强大的经济资本，福耀每年为福建省贡献5亿税收，相当于一个城市农工业收入总和。
以上一切要素让曹德旺的性格有着中国企业家身上罕见的直率和张扬，他用近乎强悍的强硬捍卫着领地。“没错，企业家在中国是弱势群体。”他对记者说。他人生的关键词是抗争，几次采访几乎不需追问，他便主动讲述起斗争旧事。
有一年，与玻璃厂相邻的东张水库马上要决堤，公安局的人跑到他的公司门口挖隧道。曹德旺举着雨伞站在工厂门口，让大儿子曹晖“叫几十个工人过来”。“我跟工人讲，揍他，你揍他！”“他妈的，你说东张水库都快要决堤了，跑到我门前挖我的隧道干什么？他不就是敲诈我当初谈判的出钱没有给你付清楚吗？”曹德旺模仿当年气势汹汹的口气。
还有一次，玻璃厂区员工开的内部网吧被城管查收，他立刻打电话给福清县委书记，“我跟他讲，我们一年就几亿税给你……我的员工开的店铺，不要你的地，不交税的，是内部家属开的。你现在来了一帮人又搬我们电脑，你尽快派人，我已经警告他了，他再动的时候我要动武揍。”第二天，福清县组织各部门开会总结：那里是曹德旺的领地，不要动。
“总结得非常到位，这句话没有错。”曹德旺加快语速，“那就是曹德旺的领地。他们从此不敢怎样。”
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昔日创业伙伴和朋友都提及了曹德旺的霸道，他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原则性强，六亲不认”，财务总监左敏这样评价。
林红英和《人物》回忆起80年代的一件往事。福清举办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场国际赛事：龙舟赛，当地省体委领导提出让曹德旺拿5万块赞助费取得赛事的冠名权，后来省体委又找到了外商，通知曹不能冠名了，“颁奖礼上，曹德旺从礼仪小姐手中接过奖杯，在澳大利亚队队长准备接过奖杯的瞬间，将奖杯扔进了东张水库”。他觉得事关尊严，“我们都吓坏了，以为曹总这次惹了大麻烦，省里要处理他了。”林红英说。后来这件事上了福建省电视台新闻，她和同事们在恐惧中惶惶度日。然而随着夏天过去，曹德旺安然无恙。林红英听说，曹德旺按省里的要求写了封检讨书，检讨自己有两个错误：一是发奖杯那天不该去，二是错误地认为自己身为福耀的总经理，应该以维护公司的利益为天职。
高自尊人格
尽管曹德旺骄傲于自己的清白，但他也承认有犯错的时候。最“耻辱”的一次错误是90年代初期根据省里的安排和法国圣戈班集团合资成立玻璃厂。作为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曹德旺为了表示对法方派来的财务总监的欢迎，“送了几箱红酒给他”，结果对方开始猜疑他的动机，并向圣戈班“说他的坏话”。从此，曹德旺每年“向法国报告文件摞起来有50公分高”，却“没有一份获得批准”。3年合作福耀从赢利走向亏损，“我感到彻底绝望，过去3年，我放下自尊，每个项目与事项请示报告都用法、英、中3种文本进行，但都无下文。这时我醒悟过来，他们不想要我，在用这种手段逼我下野。”
“那段时间太难了”，曹德旺说起往事，陷入短暂的沉默，他想过把企业卖掉，比如彻底转交给法国人，自己去美国“拿点钱移民，养家糊口”，然而法国人傲慢的态度激起他的愤怒，他重新买回全部股份，收回了所有权。
这场不愉快的合作令曹德旺耿耿于怀，在还清圣戈班的股票本金后仍“时刻牵挂着这件事”。2008年，他决定把股票捐给国家。圣戈班集团总裁对他表示不理解，他解释自己“一生都非常成功，在个人的声誉方面”，“唯一的一个不成功的案例就是与你们合资”。股票捐给政府，“一是向社会宣示我们过去争吵的是事，不是我个人图财。二是作为第一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也要学会与社会共享成功。”
2001年3月，美国汽车玻璃大鳄PPG等公司（因为是PPG联合其他几家公司共同起诉的）起诉曹德旺以低于公平价值的价格在美国市场销售汽车玻璃——中国加入WTO后，以低廉成本和价格迅速占据了西方市场，同一时期，很多西方企业对中国制造提出“反倾销”诉讼。“如果不打赢官司，就等于我们从此放弃了国际市场”，曹德旺自己任命为反倾销领导小组组长，在美国找“最好的反倾销律师”。
大部分终裁结果判中国企业败诉，在美国，反倾销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些中国企业退缩了，“但福耀没有”。曹德旺把美国商务部告上了联邦巡回法庭，“后来律师跟我讲，为了拖垮我们，首先判你倾销。开着高额税单，把你拖垮，你虽然应诉了，拖几年过去，你交不起保证金就不行了。”曹德旺坚持打官司，“即使输了也是赢。要告诉全世界，他们是如何的不公平。”
黄中胜记得，那段时间“反倾销小组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吃在办公室，睡在办公室，整理的资料和数据起码有半吨，可以堆满一个房间”。2004年，美国商务部终裁结果，福耀赢了，这是中国加入WTO以来第一个反倾销胜诉的案例。
曹德旺强烈的尊严感来自他幼年的经历。64岁的高山镇老人协会会长曹代建记得，曹德旺读初一就辍学，因为教导处主任跑到家里告状，曹德旺委屈，气不过，便趁教导主任如厕时往后者头上撒了一泡尿。后来，当主任试图原谅他，他却选择了退学，“没脸再面对老师和学校了”。
高山镇至今还流传着曹德旺的父亲如何从富商变为赤贫的故事。“曹德旺的父亲从日本创业回来，成为上海永安百货的大股东，战争时期，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坐船回福建老家时，财产放在另一条货轮上，结果人回来了，船却沉了，家里变为赤贫，连饭都吃不上，那时候曹德旺才两岁。”头发斑白的福耀集团司机林师傅告诉《人物》。
由于早已不会种田，家中也没有成年劳力，曹家在高山镇备受歧视。辍学后，曹德旺每天凌晨两点起床，帮父亲倒卖烟丝水果。从高山镇到福州市，一人骑车100多公里，每趟驮30公斤，一次来回3天。“我要出去闯”，年轻时，曹德旺对母亲信誓旦旦，“我不想老了和爸爸一样。”他说，自己当时激动得有些战栗，“声音大得自己都吓了一跳”。
守旧者
2014年，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曹德旺站在自己斥资2亿美元从“通用汽车”收购的生产线旁，看着玻璃随着系列设备吞吐而出。“俄亥俄州在颤抖”，一家当地英文日报夸张地说，这是“中国人在俄亥俄史上最大规模的投资”。9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即将按曹德旺的意志建立起一座玻璃大楼，一切和福耀位于福清的总部没什么两样。
“我在美国拷贝一个福耀集团给美国人看。”曹德旺志得意满。他的领地不断扩大，最近一年，他频繁出差美国、俄罗斯、法国……“玩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两天。两天下来，我看完资料，就动心了，动情了。”
曹德旺调侃自己“七十挂帅，出征美国”，“你说我快70岁突然宣布去组建福耀国际集团，开发国际市场，很多人认为风险很大，弄不好会前功尽弃，都骂我是神经病，劝我见好就收。”
第一次意识到不再是一个生意人是2005年准备办理美国的入籍手续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唱不了美国国歌，“我不再是一个小商人，而是一个人物、一个企业家了。”他把绿卡还给美国，“如果我成为美国人，福耀就不是中国人的福耀了。”“那我就会骂名千古。”
2014年，曹德旺接管了伊利诺伊州一家玻璃工厂，完成中国制造业最大的单笔跨国收购。一次在美国钢铁工会演讲，工会的女主席说自己很喜欢曹德旺，“我跟她说你应该说爱我。”在那次演讲上，曹德旺对美国工人说，“我来自中国，你们很幸运，现在还有工人当，我以前种田的……是个非常平凡的人，我不像其他人那样从祖先继承下大笔资产，也不是那种得到中国政府很多帮助（而成功）的人。”
两个月前在接过凤凰网“2014年度全球华人经济领袖”奖杯时，曹德旺发出告诫，中国的制造业现在碰到了空前的困难。长年以来，为了拉动内需，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地产建设占据了大量劳动力，挤占了制造业劳力的市场，人力物流成本上涨，“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
他是一个思想守旧的实业家，与财富新贵相比，他对资本、互联网以及一夜暴富的故事显得忧心忡忡，也看不起“做房地产的”。“那是泡沫”，“而且，你不知道，批一个房地产项目要盖一百多个章啊！让企业家去四处求人！”
困境与迎战循环往复间，曹德旺足够成功了，但他似乎更愿意和记者坦白曾经最深的胆怯和退缩。
他曾被《弘一大法师李叔同》迷住，反复看过三遍后，决定出家，那是1990年。“李叔同39岁出家，他看透了。我44岁了，虽然生意做得不错，但每天都必须坚持工作16小时，每月出满勤，得到的不过是三餐果腹。每天晚饭一碗粥。”他用两手比划出一只小碗的形状，“太累了，太累了，有必要做那么辛苦吗？”
福州最著名的商人要出家，这件事惊动了地方政府，省领导劝他以大局为重。故事收尾于曹德旺去石竹山求签，和尚告诉他：“你有福报，但没佛缘。回去吧。”“那是我第四次在石竹山求签，也是最后一次。”曹德旺决定继续苦熬，“你不知道，制造业不是人做的。太苦了，想起来会哭。太痛苦了。”他吟起宋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大概是触动了心底不为人知的柔软，他停下来，发出深长滞重的呼吸声。
孤独的国王
从福建石竹山下的福耀玻璃集团出发，沿高速驶向高山镇，高楼林立的城市变成洋楼竞技般耸立的乡村，曹德旺的旧宅就在路的尽头，只剩一人看守空房。
尽管在自己庞大的领地上已然是个国王，但曹德旺仍然像许多成功者一样，将荣耀归于神权的加持。如今的高山镇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寺庙：崇恩寺，曹德旺捐款2亿元重建。他亲自上阵规划版图，山门、天王殿……甚至从北京龙泉寺请来了32位法师常驻。寺庙说金碧辉煌并不为过，因为所有的金色都是用24K金箔贴嵌而成，也就是说，那些金色是金本身。“如果不用真金而用金粉的话，过段时间就又要修缮了……所以最好一次做到极致。”崇恩寺负责人解释。在曹德旺眼里，纯金象征永恒，他是虔诚的佛教徒，相信财富来源于“佛祖给我的恩施，不然的话我怎么会有今天呢”。
错彩镂金的崇恩寺就像曹德旺在家乡的地位，遍体闪着荣耀的金光。“你跟曹德旺说，让他再打两百万过来。”林红英对福耀宣传经理刘堃悄声说，这些钱将用于寺庙的新一轮布施。
如今，曹德旺庇护着同乡。他的发小曹代建告诉记者，曹德旺有天过问起自己的大儿子，让他“第二天就到福耀的俄罗斯分部上班，负责建筑工程”。每年，曹德旺捐款50万给老人协会（一个高山镇的侨民们自发组成的公益组织），用于医疗、养老、教育和基础建设，“曹德旺的50万元善款在镇政府拖了两个多月才转到我们这里。”林红英说，“每次去问，他们都说领导办事认真，要慢慢审核。审核个屁！后来我忍不住告诉了曹德旺，再拖，老人都要病死了！曹德旺立刻打电话给镇长。第二天，他们就笑呵呵地说审核完了，把善款给了我们。”
自从玻璃厂从家乡迁走后，曹德旺很少回来了。重建寺庙期间，他常清晨四五点钟起床，驱车一小时赶到高山镇，看庙，看学校。这让还在被窝中酣眠的建筑工程队很尴尬：“天还没亮呢，曹总又来了。”每次出差或出国回来的第二天，曹德旺又会出现在工地上，心满意足地巡视着，犹如一头饭饱神虚的金牛在水草丰美的大地上逡巡。
曹德旺相交多年的朋友方仁钦记得，修建寺庙时，曹德旺坚持向地下深挖一米，工程队说挖了会成烂尾楼，他一定要挖，“于是就依了曹德旺，挖深后来发现这样行不通，又填平了重新做。”
曹德旺说：“我在家乡就捐助了这两个地方，其他的没有。我要告诉那些没有灵魂的人，提高你们的素质。只有素质提高了，你们才能真的强大起来。”
在曹德旺这个年纪，本该安度晚年，踱步在福清闽侯那座花了7000万建成的6000多平方米的豪宅里，每天侍弄菜园，重拾烹饪乐趣（他自称自己烧的红烧肉无人可及，说起煎牛排的经验则简直心醉神迷）。几年前，他已经从一线岗位“退休”，大儿子曹晖任福耀总裁，他惊讶地发现儿子居然花了十几亿从以色列买了5000台机器人回来。“由他去吧。我管不了那么多。他有他的道理。”
尽管2014年实体经济普遍疲弱，福耀玻璃在1至9月份营收仍然超过98亿人民币，假设一年什么也不干，曹德旺也可以得到约2亿的分红。踌躇满志进军国际市场的动力“不是为自己个人拿多少钱，而是为企业想”，更是为了国家，即便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和记者毫不避讳批评每年自己的提案形同虚设，“当然有反馈，但是坚决不执行”，但他再三强调自己是绝对的爱国主义者，“在洋人面前，特别要表现出对国家的忠诚和敬爱，他会更加敬爱你，你认为你颠三倒四讲那些废话，他会喜欢你啊？”
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曹德旺有些不满自己的提案“有反馈，但是坚决不执行”。
经历半世奔波，他信奉聚财散财，因果循环，在洋洋洒洒谈了很久他真诚奉献财富回馈社会后，他笑了，“我讲这些话你不一定相信，但是我确确实实是这样想的。”
在林红英、曹代建和方仁钦这些老朋友眼中，曹德旺的性格变平和了，他的员工左敏干脆用“可爱”形容。一年春节，曹德旺请这些老朋友去他的豪宅做客，“很多很多的古字画，他收藏。地下酒窖存了几亿元的酒。茅台，上好的葡萄酒”，林红英比划着，“看得人眼花缭乱”。“他拿出特别定制的酒给我们喝，独一无二的。”那天，大家喝掉七八瓶“特别的酒”，“那些酒他一个人一辈子也喝不完，他收藏。”
12月的一天，凌晨四五点，曹德旺出现在福州某高尔夫球场。天还没亮，球童只好撑起眼皮迎接。“他总是四五点就来了，自己带着手电筒，满地找球。”打一场球，看着朝阳从地平线上蹦出来，他开车去上班，仍然是那个最早到公司的人。
他喜欢一个人打球，不跟位置比他高的人打球，怕别人说他“巴结”和“高攀”，“整天混在官员旁边也会惹人非议”；也不跟位置低的人打球，“省了他帮我买单的钱。”——“打多少杆倒没有数，但是我都是打第一名，因为我都是一个人自己和自己比赛。”
“因此我很孤独。”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一个不算确凿的消息是，奥巴马总统将在今年接见曹德旺，2015年美国重启发展制造业的计划，曹德旺被视为来自中国的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春节前，曹德旺又安排了一次赴美出差，时间一个月，照旧独来独往，“我坐飞机都是一个人。多一个人，又浪费一张机票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