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四国”这一概念，认为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中国（China）四国（BRIC，与单词Brick相似）未来有望实现高速增长。
2009年，金砖四国国家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会晤，并约定之后每年举行一次。
2010年南非受邀参会，金砖四国由此变为金砖国家（其英文单词变为BRICS），每年一次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正式建立。
但在2010年以来的近10年间，只有中国和印度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另外三国都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经济发展多有停滞的嫌疑。
其中，南非自2013年开始，经济增速持续下行，2014年至2018年的GDP增速分别为：1.84%、1.27%、0.56%、1.31%和0.62%，呈现出明显的疲态；
而通货膨胀率（按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却一直高企，分别为6.13%、4.51%、6.59%、5.18%和4.50%。
更糟糕的是，2018年失业率维持在27%的高位，这些都表明南非经济困难重重（注：以上经济数据都来自世界银行）。
全球都在看衰南非。在外部评论者看来，南非正在沦入产权制度崩塌、种族冲突卷土重来、犯罪率飙升、艾滋病患者激增、国民对政府与司法系统的信任严重减弱的乱象之中，2019年一季度GDP出现了3.2%的负增长。
忝为金砖国家，南非为何却面临如此黯淡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前景？黄金本难褪色，南非究竟怎么了？
历史深处的幽灵在拖后腿
从十七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末，南非一直存在着种族歧视与隔离。尽管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一起终结了种族隔离制度，但这一制度驱之不尽的隐患，仍犹如痼疾一样困扰着南非社会的方方面面。
种族隔离制度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化始于1913年的“原住民土地法”。该法律设定了占当时国土面积7.8%的保留地，要求黑人迁徙至保留地中。在保留地之外，黑人不能拥有土地且不能租借他人的土地。
随后，南非白人控制的国家政权不断地将种族隔离制度化，以立法和行政手段先后颁布了几百种种族主义法律和法令，以国家垄断的合法暴力对非白种人实施极度不人道且极不平等的种族歧视。
1948年，丹尼尔·马兰领导的南非国民党（代表阿非利卡人的右翼政党，在政治上主张强硬地推行种族隔离制度）开始执政，种族隔离制度更加变本加厉。南非国民党政府将居民分为四个种族：黑人、白人、有色人种及印度人，不同种族居住在不同的区域中，根据居民的肤色来决定其政治、经济、社会等权利。
当时的南非共和国政府为此辩称：“南非共和国是一个多种族国家，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习俗皆有所不同，言语也有所差别。让各民族各居其所，并不是种族隔离，而是各自发展。”
结果，在1960年至1963年，350万非白人的南非人被驱离他们原来的家园，被迫迁入被分隔的区域中。当时南非政府计划把非白种人的居住区域从南非中独立出去，另外作为“班图斯坦”建立独立国家，在法律上将黑人列为地方分权的10个“班图斯坦”中的公民，其政治权限也缩窄至“班图斯坦”国之内，借此剥夺黑人的南非公民身份。
总而言之，种族隔离使南非的非白人遭受困难，其中非洲黑人是最大的受害者。政治上，黑人没有与白人对等的投票权，同时还缺乏影响力去改变这种不公，最终沦为国家政权合法暴力下苟且求存的族群，被迫忍受种种歧视性政治待遇。在经济生活方面，黑人的行动空间被严重压制，绝大多数人的出路是贱卖廉价劳动力，且不能享受南非白人公民拥有的公共福利，经济境遇显著劣于白人。
国际社会的干预
二战后，国际社会要求南非政府放弃种族隔离政策的呼声开始增长。1962年联合国向会员国建议不要在南非投资，翌年敦促各国不再帮助南非制造军用飞机、战车和军舰。1974年联合国宣布中止南非在联合国大会中的席位，1977年宣布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南非的体育团体也被禁止参加奥运会和大多数国际比赛。
但是南非政府不为所动。一方面选择在1961年退出英联邦，成立了南非共和国，以堵塞来自英联邦的种种压力（英国本土的议员和其他政治家频频要求南非政府解除种族隔离）；另一方面，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军事建设，两手都硬来增加对抗国际社会的资本。
其一、南非政府充分利用国内的自然资源，包括占全非洲储量87%的煤炭以及黄金、钻石、白金、铀、锰等矿产资源和农业生产条件，将廉价的黑人劳动力与白人的管理才干组合在一起，营造出持续的经济繁荣。
南非人均GDP从1961年的454美元增长至1980年的2905美元（这是现价口径，折算为2010年不变美元价为6722美元，同一口径下2018年南非人均GDP仅为7432美元，38年间增长有限），名义年均复合增长超过10%。
当然，这里的主要成果都被白人享有，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只享受到水涨船高的有限利益。比如当时最兴旺的黄金采掘业中，白人矿工与黑人矿工的工资比例差异巨大，1970年竟达到20.1：1。
其二、南非政府通过高投入建成和维系着强效的警察治安体系以及军事与情报系统。南非陆军是当时世界上机动性极高、自给能力极强的军队之一。同时，由于完备的工业体系，使得南非不但能独立制造冰箱和汽车，还生产飞机、导弹、战车，甚至有能力来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南非政府掌握的合法暴力机关有效地扑灭了国内外试图颠覆当时执政白人政权的各种行动。曼德拉被抓捕，实际上也算是强大情报军警系统的杰作。
综合看，初期的国际干预收效甚微。直至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到对南非的制裁当中，且力度越来越大之后，情况才有所改观。尤其是1985至1991年间，美国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实行“全面”制裁，才极大地增大了外部干预的压强。
国内反种族隔离的斗争
二战后，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遭到了国内各阶层的反对。
其一、南非白人社会中的温和派主张取消种族隔离制度，这些温和派多数来自于英国血统的居民，但其人数在南非白人中不占优势，所以在政治上缺乏力量。相反，占白人人口多数的南非荷裔白人是种族隔离的强硬派，在二战后取得了执政权，一步步将种族隔离政策推向极致。
其二、有色人种通过各种运动来争取平等权利，其中非暴力斗争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影响力最大。由于南非政府漠视非国大的诉求，非暴力的抗争无果，部分激进分子开始转入地下武装斗争。也就是在这时候，未来的圣人曼德拉于1961年创建了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 这一组织拟通过破坏活动、游击战、恐怖活动和公开革命四种暴力手段来达到其政治目标。
曼德拉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这样说：“很多人都认为，与一个只会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野蛮镇压的政府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来谈判是毫无结果的。我认为，现在确实到了我们要反思我们斗争方式的力度到底够不够的时刻。”
既然罢工等和平方式不能引起执政者的回应和对话，那么就让支持种族隔离的白人流血，感到痛或恐惧。这种思想顺利成章，自然而然在反种族隔离组织中壮大，甚至不排斥恐怖活动。
到了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南非黑人的抗争越来越激烈。面对威胁，1985年7月南非政府宣布在36个黑人居住区实行紧急状态，1986年6月，南非政府宣布将紧急状态扩大到全国，到1987年又将全国紧急状态延长两年。
南非政府面对内忧外患，逐步力不从心。恰在此时，一贯强硬的总统博塔因病辞职，南非国民党内温和派德克勒克接任。德克勒克权衡局势后，在与党内强硬分子的对话时指出：“我们当然还能执政五到十年，但那是毁灭之路。和谈的时刻已经到来。”
随后，德克勒克便宣布允许在全国各地举行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和平集会，开启了种族隔离制度解除的和平大门。
圣人曼德拉的救赎
曼德拉在1961年创建“民族之矛”计划暴力斗争之后，很快就于1962年8月遭到南非政府的逮捕，政府以“煽动”罪和“非法越境”罪判处曼德拉5年监禁。随后又在服刑期间，遭到阴谋颠覆政府的指控，曼德拉由此经历了长达27年的“监狱生涯”。
一位伟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一颗心宽容（纪伯伦）。尽管失去自由长达27年之久，饱受牢狱之苦，曼德拉却认为，“当我离开囚室走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如果我不能将痛苦和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
他对自己的私人遭遇选择了宽恕，在监狱大门口转身拥抱曾虐待过他的白人看守；他对政治主张则选择了民族大和解（牢狱之中的深思促其放弃了暴力斗争的政治主张），竭力弥合过去种族对立造成的种种裂痕、仇恨和矛盾。
1990年2月11日，获释的曼德拉前往索韦托足球场发表了“出狱演说”。曼德拉讲到：“我为反对白人统治而斗争，也为反对黑人统治而斗争”，然后开始为实现“人人和睦相处，机会均等”而奋斗。
当时南非的局势高度紧张，可谓千钧一发。虽然白人总统德克勒克首倡和解，终止了对非国大、泛非大会等反种族隔离组织的禁令，恢复新闻自由，但这些措施并不能马上填平此前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沟壑。双方的对立剑拔弩张，极右翼的白人试图以武力捍卫种族隔离制度，而黑人则等待他们的领袖曼德拉一声令下，将长期压迫自己的白人当作敌人予以肉体毁灭。内战一触即发。
这时候，曼德拉显现了超凡的政治领导力，站出来力挽狂澜。他对黑人兄弟说“不是用矛把白人赶到大海里，而是把矛扔到海里去”；他劝白人“不可黑白相斗，斗则两败俱伤”。曼德拉以至诚和大智慧感天动地，穷尽口舌之后，黑白双方尽皆信服，罢手言和。
1991年12月20日，南非举行首次“民主南非大会”，包括国民党和非国大在内的17个政党组织签署了“意向宣言”，承诺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和隔离制度的新南非，并明确了南非新宪法的指导原则：尽力弥合过去造成的社会对立，实现国家的民主转型。
1994年4月，非国大在南非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中获胜。5月9日，曼德拉成为南非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同时非国大、国民党、因卡塔自由党组成民族团结政府。这标志着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所有肤色的公民得以拥抱平等与自由，新南非由此诞生。
曼德拉的声誉与日俱增，在国内被尊为“国父”，在国际上被誉为“圣人”。国人或有不解，曼德拉私德并非尽善尽美，且治国水平有限（主要是指其领导新南非的国家发展表现不如种族隔离时代的旧南非），何以能成为“圣人”？
其实把牢底坐穿，抗争到底的曼德拉，或许只能算一个斗士或英雄；但能在政治上尽力弥合种族对立历史造就的伤痕和矛盾，消除仇恨和敌意，自然堪称“圣人”。凝聚最大共识，领导不同种族人民实现大和解共建新世界，难道不是人世间至美的公德吗？
同样值得赞美的是白人总统德克勒克。他有两大不易：作为权力在握者，能主动妥协，放下国家专政暴力的屠刀，允许黑人和反对党运用政治手段追求种族平等，此为第一个“大不易”。作为白人，能主动打碎种族隔阂的坚冰，顶住党派的压力，甘受“叛徒”的骂名，顺应种族平等与和解的大势，此为第二个“大不易”。
在二十世纪，注定是甘地、曼德拉、德克勒克等伟人的世纪。打打杀杀抹平政治对立面（如斯大林肉体毁灭反对派）容易，而宽容与和解难呀，于和解之上再同心建设新世界更难。
历史的幽灵
曼德拉和德克勒克缔造了新南非。然而，历史并没有在此处止步。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如何清算历史就摆在议事日程上。广大黑人要求获得补偿和优待，以弥补过去的“种族隔离”的伤害成为了迫切的现实愿望。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受制于南非民众的心智模式，政治上的补偿行动矫枉过正，损害甚至破坏了社会良序的基础，带来了新的裂痕。
这不仅阻碍社会进步，拖累经济发展，还促发了种种社会新矛盾。
新南非的挑战
黑人优待政策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1994年之后，南非种族趋于平等，黑人在政治上取得了和人口比率相对称的权力，但在经济上仍处于弱势。
1995年南非官方统计显示，50%最穷者占据财富总量的6%，而10%最富裕者却占据财富总量的50%，而最富裕者多为白人，白人家庭平均收入4倍于黑人。
非国大提出“黑人经济振兴”（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BEE政策），即通过在经济政策上给予黑人以优先扶持，确保黑人经济地位的切实提高，以求改变南非种族性贫富差距。1996年， S217宪法修正案通过，规定“政府采购政策可以适当向某个特殊群体倾斜”，BEE政策开始法律化。2003年，南非一会表决通过了《黑人经济振兴法案》。
具体而言，黑人的优待政策包括但不限于：
凡在约翰内斯堡证交所上市的公司，黑人必须占有25%以上的股份。
黑人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政府在采购、招投标等等方面的优惠和扶植政策就越多。
就业、民生等方方面面，政府都有强制性规定对黑人给予优待。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黑人的超国民待遇通过立法程序不断强化，出现了明显的体制性“逆向种族主义”。为了平息众怒，南非立法（议会）和行政（政府）部门陆续推出政策，把法律上的黑人范围予以扩大，所有拥有南非国籍的非洲裔、印度裔和其它有色人种（包括华裔）都算“黑人”，并强调“广义上的黑人”还包括一切妇女、工人、青年、残疾人和农村人口等。
如此一来，白人受到了广泛的歧视。深感不公的白人因此选择逃离南非，1994年以后，超过100万白人离开南非，白人人口比例从21%减少到不足9%。不能否认的是，白人正是南非高端人才的主要来源，是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他们的移民出走让南非成为了“跛脚鸭”，在人才最贵的21世纪处于国家竞争的下风。同时选择出走南非的还有部分受教育程度高、或富裕的有色人种。这都损害了南非的长期国家竞争力。
长此以往，黑人的种种优待措施助长了黑人骄奢淫逸的风气，抑制了白人勤奋奋斗的动力，即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微观基础受到损坏，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被阻断。
民主政体的缺陷被放大
在南非，民主以简单多数作为基础。这导致人口占多数的黑人可以通过立法机构选择各种优待黑人的法律，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就是多数人的暴政。过去少数白人歧视黑人的做法是错的，现在多数黑人歧视少数白人的做法同样是错的。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凌驾于少数人的合法权益之上。
仅仅因为历史上白人群体曾歧视过黑人就要求牺牲白人的利益来补偿黑人是不合正义和情理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两个分别从其他国家移民进入南非的黑人和白人，祖辈和自己都没有任何历史纠葛，那为何要黑人得益而白人受损？现实不能简单地继承历史的因果，否则就很容易陷入到无穷无尽的历史清算之中。
《辛德勒名单》里有个信念鼓舞人心：救一个人，就是救全世界。反过来，难道为了救全世界，就可害一人？这是一个不容易作答的问题，其中隐含着深刻的价值和道德冲突，值得我们去深思。
另外，民主政体对工会过度赋权（一方面，因为工会在反种族隔离制度中著有功绩，所以在政治上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强大的工会是决定议会和总统选举的关键，讨好工会成为政客的不二选择，最终导致南非工会畸形强盛），造成罢工频繁，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例如，2012年，各工会组织为提高会员工资水平，举行了遍及各行业的大规模罢工活动，重创了相关产业。
法治的软弱与腐败的盛行
2017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南非的法治指数下滑至-0.01，在全球排名第89位，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南非统计局也承认，一般犯罪率在2016/17和2017/18年度有所增加，1400万成年人受到影响（总人口为5180万，这意味着近三分之一的南非人遭到犯罪行为的困扰）。而且随着犯罪率的上升，民众的恐惧感上升，对司法系统的信任下降。
与此同时，南非政府也对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缺乏对策。根据世界银行编制的腐败控制指数来看，南非的数据一路恶化，未见改善。清廉指数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2018年南非在全球排名第73位，仍处于下降通道中。 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就是公务员系统中利用政府优待黑人企业和扶植国有企业的政策而从中渔利的人大有人在。
南非的前总统祖玛就多次陷身于腐败丑闻。2018年3月6日，南非国家总检察长肖恩·亚伯拉罕斯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以包括欺诈和腐败等16项罪名起诉前总统雅各布·祖玛。
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全球190个经济体的商业监管法规和产权保护分析与评估中，南非的营商环境排名从2017年的第74位下降为第82位，尤其是在开办企业、电力供应、跨境贸易以及执行合同等方面的排名均在110名之后。其中开业程序和耗费时间甚至远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水平。
腐败横行和法治不举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南非的收入不平等情况也在持续恶化，因为腐败会造成收入分配的巨大不公。根据OECD编制的指数，2015年南非的收入不平等指数高达0.62（不平等非常严重），冠绝样本国家。这殊非国家之福也。
雪上加霜的土地政策
为解决近四个世纪以来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导致的黑人民众流离失所的问题，帮助广大南非民众公平地享有使用土地的权利，从而刺激南非民众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南非议会通过议案，修宪之后允许政府无偿征收土地。
允许土地强征相当于变相鼓励普通民众随意侵占土地，引发各种社会治安问题。近两年来，南非豪登省、西开普省多地均发生了非法强占和抢夺土地事件，在某些地方甚至演化为暴力冲突。此外，强行征收土地导致南非土地价值暴跌，让原来拥有土地的个人和企业遭受损失。事实上，南非因土地问题，引发了社会与经济的严重混乱。
这是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根据南非土地审计报告显示，南非全国个人农业用地中，72%为白人所有，非裔、有色人种、印度裔只分别拥有4%、15%、5%的土地，这种不平衡状态与历史上殖民和种族隔离时期的歧视政策直接相关（但这种关联性无法准确地甄别和量化处置），对这种现状修正有其必要性；另一方面，既有的产权是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一旦政府强制无偿征收土地进行再分配，将动摇市场经济的长期激励机制，负面危害极其深远。
显然，南非种族之间的经济和解也迫在眉睫。
展望
纵观历史，人类社会改良社会和经济机制的进化能力无以伦比。而且，现代文明体系对于国家而言，基本上免除了如玛雅等古文明突然灭绝和消亡的风险。所以，彩虹之国的未来必然是乐观的。
在制度学派看来，一次博弈的结果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但在重复博弈中，博弈的双方会优先选择合作共赢策略。在一次博弈的条件下，可能（仅仅是可能，而并不是绝对的）导出《三体》黑暗森林的结果，但在重复多轮博弈中，黑暗森林法则大概率不能成立。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合作共生是更好的解。否则，当代的国家多元化、种族多元化都不可能存在。
对于新南非的各种族，必能走出历史的阴霾，构造出种族多元化的和谐发展之路，哪怕这个过程如何令人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