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B News《澳华财经在线》8月9日讯 前段时间，媒体上关于“澳洲最庞大的家庭”的报道火了。在昆州东南部的Toowoomba，一位全职工作的父亲和50岁的妻子共生育了16个儿女。妻子是家庭主妇，养育了16个年龄从5岁到29岁的孩子，3个孩子已结婚离家独立生活，13个孩子仍与父母同住。
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和能力拥有这样的超级家庭。虽然澳洲从来没有过人口控制政策，但少子甚至无子家庭越来越多。
墨尔本大学研究员Brendan Churchill 说：“爸爸、妈妈和两个孩子的典型家庭的形象仍然渗透在我们对澳洲家庭的定义和理解当中……然而，这种概念化掩盖了澳洲家庭的真实本质，近几十年来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化。”
家庭“变迁”
2004年，澳洲生育率创下历史最低点时，当时的联邦财长Peter Costello呼吁每个家庭生三个孩子，“一个为妈妈，一个为爸爸，一个为国家”。他还推出了生育补助金以鼓励家庭生育，但这一激励措施和小生育高峰都未能持续下去。
根据2016年人口普查数据，澳洲有超过600万个家庭，比2011年人口普查中的500万个家庭出现了大幅增加。
然而，在这600万个家庭中，最常见的家庭形式是没有孩子的夫妇家庭（37.76％），其次是有15岁以下子女的夫妇家庭（30.64％）。
来源：The conversation
多年来，澳洲的各种经济社会指标都起伏变化，但从上世纪60年代起，澳洲的生育率却走成了一条先疾后缓的下行曲线。
来源：ABS
据去年底澳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澳洲的生育率为每名妇女1.74个婴儿，远低于弥补死亡人数所需的生育率。
在过去30年中，澳洲35至39岁女性的生育率增加了一倍多，而40至44岁女性的生育率增加了两倍。
2017年澳洲妈妈的中位年龄为31.3岁，爸爸的中位年龄为33.3岁。澳统计局人口统计主管Anthony Grubb认为，年轻妈妈的生育率长期下降，以及年长妈妈的生育率持续提高，反映了人口向晚育的转变。
“迫不得已”的选择
澳洲人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吗？
恰恰相反。根据澳大利亚家庭、收入和劳动力动态调查中收集的最新数据，澳洲人希望有更多的孩子。
根据15年来的数据分析，该研究报告称，到40岁时，澳洲男性和女性期望拥有的孩子比实际拥有的孩子多1.5个。与以前相比，女性生育孩子的年龄更晚，只有30％的男性和女性报告说在35岁时拥有想要的孩子的数量。
墨尔本大学社会学高级研究员Leah Ruppanner谈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洲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女性的一生中平均只有不到两个孩子。但生育率对政府来说很重要。老人和孩子都需要福利，需要一支强大的中年劳动力来支撑这些福利。如果没有两个孩子最终通过税收和直接照顾来支持两个年迈的父母，政府就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福利人口的经济需求和护理需求。
她告诫说，大多数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生育率下降表明，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生育的孩子会减少。如果没有对生育问题进行充分的规划和准备，澳大利亚将落在后面。
韩国历史上的生育率较低。作为回应，政府为女性提供了生孩子的钱。事实证明，这种策略无效，韩国的生育率仍然是每名妇女生育1.24个孩子。
韩国女性认为长时间工作和儿童保育不足是限制家庭规模的主要原因。但政府提供的支持不足以满足这些要求。
日本的人口危机更令人吃惊。预计到2065年，其人口将减少三分之一，严重威胁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未来。
如果没有足够的生育或引入移民，生育率低迷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未来造成严重破坏。澳洲是否能找到这个难题的解法？
历史上，澳洲政府对移民的政策比日本更为开放，澳洲的移民体系增加了劳动年龄人口的支出以支持经济。然而，政府正在收紧移民政策，在这种趋势下，生育率下降可能会产生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澳洲以高福利著称，但这种福利对参与工作的家庭的支持也是有限的，而职场规范则强调长时间工作。当孩子在学龄前时，澳洲的妈妈们常常由全职工作转为兼职工作。据统计，澳洲女性的兼职就业率位居世界前列。
澳洲的职场也未能满足现代家庭的需求。很少有公司或单位会为工作的父母减少工作时间或做灵活的工作安排。澳洲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是世界上工作时长最长的国家之一，这样的要求往往与抚养孩子并不兼容。
另外，澳洲的儿童保育成本较高，父母休假也难以应付经济挑战。普通工薪家庭只有两种选择：减少生育数量或缩短工作时间。
澳洲的母亲似乎同时做了这两个选择。
“焦虑养育”
今天，澳洲父母们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比20世纪70年代多，但大多数父母都表示他们没有给孩子足够的时间。这导致了“焦虑的养育”的兴起，“好”父母的规范强调无条件和无条件地将时间、金钱和精力投入到孩子身上。换句话说，养育子女应当倾情付出。
从社会环境看，澳洲虽然保持了26年GDP持续增长的经济“神话”，但近年来经济、就业、贫富差距方面的挑战并未减少。在安全感降低的社会里，人们形成了一种竞争氛围，导致父母必须用资源和投入来确保下一代能维持现有的阶层生活。具体操作上，就是对补习班、兴趣班、家教、私校及孩子学习活动的持续关注。这一切消耗的物力和人力都难以计量，最终导致大部分家庭只能选择控制生育数量。如果不做这样的投入，下一代很可能遭遇阶层下滑，最后的结果就是不仅为自己也为孩子带来痛苦。
这样的“竞争意识”，在澳洲的华人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迄今为止，悉尼排名前十的精英中学的亚裔（主要是华人和印度人）比例都在85%以上。
在这特有的精英中学现象背后，是各种针对精英考试而举办的补习班遍布全城，俨然成为一个配备齐整的产业链。通常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华人孩子就要参加各补习学校，各种模拟考试，靠题海战术挤进精英中学的门槛。
这种行为的本质是“竞争”，而非一个有确定目标的“任务”。即使国家再降低基础教育的成本，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竞争的本质依然会逼迫父母们不断对标同阶层的其他人，自发的投入更多资源。
但对孩子和工作的时间高要求导致工作与家庭冲突的增加。有些人甚至将工作和家庭描述为“贪婪的”。虽然人们一直都知道工作和家庭需求不相容，但是直到真正有了孩子，人们才会完全理解养育孩子带来的时间紧张。因此，毫无疑问，人们高估了他们期望拥有的孩子数量。
孩子给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丰富和欢乐，但在现代社会，孩子和工作的要求是矛盾的。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政策来支持父母，包括那些工作的父母，那么期望和实际之间的差距将会保持并可能继续增长。
总结澳洲家庭的少子化原因，福利支持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社会文化的变化、经济结构和就业的改变、教育，以及社会整体风险性升高，也是生育率低的根本原因。所幸的是，澳洲是一个移民国家。但随着移民问题愈加政治化和复杂化，诚如华盛顿大学的默里教授所说："我们很快就会过渡到各个社会努力应对人口下降产生问题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