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变得更加活跃，因为它意识到自己作为“搭便车者“的时代即将结束。
乌尔里希·门泽尔(Ulrich Menzel)
是德国布劳恩茨威格工业大学政治学荣誉退休教授。2015年，他出版了《世界秩序》(Die Ordnung der Welt, The order of The world)，这是一本1200页的关于世界强国的研究报告，已经被认为是一本杰出著作。
这篇文章显示了欧洲学者眼中的世界秩序变迁和中美关系（文章已做必要增减，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感兴趣的小伙伴欢迎在留言区加入讨论~
历史上，世界领导权从英国过渡到美国的过程是和平的，且其基本构成——政治制度和规范——具有连续性。而世界领导权从美国向中国的过渡将是冲突性的，同时伴随着规范的范式的转变。
1941年2月17日，亨利·卢斯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论文《美国世纪》。
他认为在20世纪美国为其在所有领域的国际领导力奠定了基础，并呼吁美国政府尽快结束孤立主义，承担国际领导位置，并尽快参与到打败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中。
然而，80年后的今天，美国正在陷入新的孤立主义。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十九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宣布在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100周年，中国将成为全球领导者之一。
然后，中国将重新拿回它在封建时代一直保持的地区领导地位，这种领导力直到19世纪中期因为“不平等条约”和列强通过强迫性的贸易开放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才失去。
习近平认为，“中国世纪”（指中国将在世界发挥更大作用的时代）将在30年后开始，但前提是中国可以顺利地完成和平崛起。其实，这个时间可能会更早，因为曾经许多涉及中国的预言已经提前实现。
领导权需要经历一个上升阶段和过渡过程，这种过渡可能是渐进的、合作式的，也可能是突然的、暴力的。
逃避领导权斗争的孤立主义？
美国的崛起发生在它与当时的殖民国家——大英帝国展开的解放战争，和一场争夺西班牙帝国资源的美西战争（1898年）之间。
实际上，美国早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就已经向世界证明它在经济上已经超过其“母国”英国。同时，与西班牙的战争也表明美国正在成为一个军事大国。
中国的崛起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只是被日本的侵略和其内战所打断，当然也有反殖民战争的因素。
当1978年邓小平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发展就获得了无限动力；直到2015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绝大部分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完成。
如果人们认为美国曾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领先大国，中国也将“取代”美国，那么二者的第一个相似之处就变得清晰了。
在20世纪，英国的实际挑战者是德国，而美国的实际挑战者是苏联，但这两个“挑战者”对当时世界领导者的挑战都失败了——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失败，而苏联最后没能赢得冷战胜利。
最终，美国成为了当时最好的国家，而现在轮到了中国。它们各自的孤立主义使两者能够逃避全面领导权斗争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关于英国衰落的第一次辩论始于19世纪90年代，因为当时的德国工业水平开始超越大英帝国。关于美国衰落的第一次辩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发现自己面临着来自日本的激烈竞争。
尽管1917年的“战争收入法案”和1941年的“租借法案”为英国提供了它自己无法筹集的战争资本，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领导权还是逐渐向美国过渡。
这些历史的共同点是，每个国家的崛起都伴随着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中立政策。
在19世纪，美国摆脱了欧洲内部战争，并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因为它认为自己必须通过政治和经济的独立而将自己与“母国”分开。
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1791年）提出“通过增加制造业来实现美国实现自给自足”；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同样也曾提出“独立并信任我们自己的力量”的口号。
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1974）形成了它的“门罗主义”副本，这是一个针对两个当时强盛的超级大国、也呼吁发展中国家承担世界领导地位的理论。
自乔治·华盛顿总统的告别演说以来，美国孤立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之间发生的频繁辩论在中国也有映射，即“黄色”（陆权论者）和“蓝色”（海权论者）的派别之间的争论，同时这种争论在中国由来已久。
中国政策的中立性也是美国能够省去昂贵军事装备的原因。在美国实行中立性政策时期，美国军队主要由美式骑兵组成，其主要任务只是确保西部边境的扩张。而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任务仍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采取的是防御性的军事理论。
中国人民解放军
相似中的不同
那么两国间有什么区别呢？
美国南部各州拥有自己的种植园，按照传统的国际原材料与制成品规则分工经营。殖民时期的中国虽然是半殖民地，但国际分工经营模式在中国只得到了初步发展。中国的国家规模意味着它始终具有一种自然的国内经济导向，这是美国所不能比拟的。
第二个区别是生产要素禀赋。自从向西扩张以来，美国拥有大量肥沃的土地，但可以使用它的劳动力人口太少，最终导致移民现象发生频繁而农业机械化只发展到初步水平。
中国有众多劳动力人口，但是土地规模无法与劳动力规模相匹配，导致中国需要在稻田中进行密集的水稻种植——这依赖露台中的手工劳动和田地灌溉，就像在小花园里劳作。另一个结果是是许多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地区，并在当地构成规模可观的少数民族。
美国
中国
在美国，经济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原则是在领地战争结束后，高质量劳动力以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的形式转移到东北工业区——“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旨在提高制造效率。
在中国，重点是提高土地生产率，同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势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有选择的孤立主义
1823年的门罗主义证明，美国的孤立主义并不完全是国家性格的结果。美国人确实希望远离欧洲冲突，但仍然认为西半球应该只属于美国人。
在向西扩张期间，欧洲大国通过购买土地、战争、协议和合同被驱逐出北美地区，这一过程被天定命运论和拓荒神话所合法化；甚至还有人认为欧洲人应该退出南美地区。
中国的孤立主义也是有选择性的。人们只需要联想到明朝初期郑和舰队在中国南部海域和印度洋的的探险便可证明。
“糖岛”曾是欧洲列强的“宝岛”，位于加勒比海。西班牙舰队在那里聚集，从墨西哥和秘鲁运送白银到塞维利亚，并保护本国商船免受海盗的袭击。
南海是中国船只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群岛之间航行、通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的安全水域，中国人在沿线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唐人街和跨国家族企业。
这些企业往往集中在贸易和金融领域，因为当地其他的经济领域往往对它们不开放。
第二个相似之处："搭便车者”？
先进工业化时代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美国东北部的经济突破发生在南北战争之后保护高关税的时期，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南方各州的自由贸易利益与北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冲突的时期，后者希望保护它的新兴产业免遭欧洲竞争，并且为不断增长的美国中西部市场提供供给。
1917年以前，美国军费开支也很少，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5%。那时，美国的外交部门也处于类似状况，因为美国或多或少是一名“搭便车”的国家。
大英帝国保护那些能够确保全球经济稳定和军事安全的公共资产，因为它是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并且有必要的资源去承担这项责任。
自从实行自由贸易以来，包括英格兰银行和伦敦银行等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来保证的黄金标准成为大英帝国具有的另一项资产。
即使在美国农业和工业在新化学和电子行业的激烈竞争引发的长期萧条（1873-1896）期间，当美国实施高度保护主义的麦金利关税（1890年）时，英国也坚持了自由贸易，它放弃了农业，这为其衰退埋下了伏笔。
大英帝国的船队为英国坚持海洋自由原则并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干预提供可能，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美国（尤其在亚洲）的利益。
中国在1949年之后采取了类似的策略。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受到激进的孤立主义的保护。
然而，不同之处在于它缺乏卡内基(Carnegie)、洛克菲勒(Rockefellers)和福特(Ford)等一代资本家的引领，并坚持了其悠久的官僚传统。
中国晚些时候的“开放”并没有改变其发展中国家的官僚模式。市场经济要素是工具化的，以合资企业形式的外国资本是受欢迎的，因为它确保了技术的转让。
这些企业的控制权掌握在中方合作伙伴手中，而最终控制权——不仅是国有企业——都掌握在党委书记手中。
中国的“开放”受到美国人的欢迎，毕竟美国对中国拥有无限市场的神话深信不疑，同时他们还抱有利用中国人对抗苏联的幻想。
另一个相似之处是，美国最初容忍中国作为“搭便车者”，正如英国在自己建立并维护的自由的全球经济体系里容忍美国作为“搭便车者”。这表现在中国利用自由主义进行自己的出口贸易，但同时限制进口市场。中国的油轮和集装箱船利用了美国所保证的海洋自由，但其本身却对全球安全并没有贡献。
在1968年中苏冲突最严重的时候，中国甚至接到了一个信号，即它受到美国核保护伞的保护。当时中国的军费仅占其国内产品的0.5％左右。
从孤立走向扩张：
西奥多·罗斯福的两次扩张政策
只有在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期间，美国才能升级其海军，并采取与欧洲大国一样的帝国主义政策。
一旦其大陆扩张到达了北美西海岸，新的边界便延伸到太平洋另一边的亚洲海岸，占据夏威夷、中途岛、威克岛、关岛和其他岛屿——在亚洲和“新世界”之间构建一系列连接了“美国水域”的停靠点。
当欧洲人将中国分割开来时，美国国务卿约翰•海(John Hay)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反应是，希望与欧洲各国相比最具竞争力的美国能在中国市场占据上风。
然而事实证明，这扇美国标榜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敞开的门”并没有成为后来阻止美国参与到镇压义和团运动的障碍。
美国的第二次扩张是在加勒比地区，为了清除欧洲人在此地区的势力。古巴、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波多黎各、维尔京群岛以及地峡上的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被占领、兼并或控制。
在美国干预哥伦比亚(导致巴拿马省与该国分离)之后，真正的战利品是美国租下巴拿马运河区99年，而曾经的法国和英国买下了运河区，并将当地人驱逐出境。
由此，巴拿马运河成为美洲大陆东西海岸之间的一条内河航道。
中国的新领导角色
中国现在正在尝试扮演新的世界领导角色。在其经济腾飞后的四十年中，中国经济将保持10%增长速度，它不再满足于出口和外国投资，而开始发展军事水平。
中国的主要发展轨迹一如既往地向南倾斜。南海作为中国的领海，其岛屿被改造成机场，中国在缅甸的觉保(Kyaukpyu)、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Hambantota)和巴基斯坦的瓜达尔(Gwadar)建设了新的港口。
中国还在建设面临海平面上升威胁的马累岛，在吉布提建立了首个海军基地，全部或部分购买了比雷埃夫斯和威尼斯的港口。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建造一支航母舰队，使其能够确保通往波斯湾和红海的海上航线安全。他们未来将串联巴基斯坦、中亚地区、伊朗和土耳其，直到欧洲。同时，中国大力保护该地区的中国投资。
中国变得愈加更加活跃，因为它意识到它作为“搭便车者”的时代即将结束。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继续破坏自由世界秩序的稳定，美国不再愿意保护国际安全。
然而，中国的发展并没有伴随任何所谓“传教”活动，没有“黄种人的负担”“迫使”中国人将他们的文明观念强加于更广阔的世界中。
正如中国拒绝容忍外部对其内政的干涉一样，它既不干涉亚洲和非洲伙伴的内政，也不坚持其基础设施项目的人道主义条件，这使得中国的投资对对全世界的领导者都具有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