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保持着经济稳定增长的东南亚地区，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谋求全球化发展的选择。
这既是企业自身寻求转型升级、往成本洼地进发的结果，也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往来密切、经贸互动增多的具体表现。
如今的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地，正重现着过往中国经济快速腾飞的起步一幕。
那些往东南亚考察、投资的企业，都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和考虑？
01
热门之地
6月底，李亦结束了对缅甸工厂的考察，他此行是希望和当地的中国人合作生产商品。
这位在广州开设帆布包工厂的老板，在两年前便有上述想法。当时，其工厂的产品九成面向出口，他担心国际间的贸易摩擦会影响其生意。
最终这种担忧成了现实，在2019年的5月5日，特朗普宣布即将在原来50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对另外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之前对这部分商品只加征10%的关税）。
曾经的猜测和怀疑都成为现实。李亦所生产的帆布包也被列入加税对象。“很少有人顶得住这么高的关税。”他说。
而实际上，国际形势的变化并非主因。人力成本的升高，成为眼下国内低端制造业继续发展的障碍。
李亦也很清楚，像自己所处的行业进行外迁、转型是趋势，只是贸易战的到来将这个期限提前了，“外迁不了就死掉”。
在缅甸的工业区负责招商的谢小尚则表示，在去年整个园区已经招满租了，迁来的企业变得“非常多”。之前当地以成衣行业为主，从去年8月份开始，分别有手袋、背包、五金和灯饰等行业的企业入驻。
缅甸仰光，工人在衬衫生产线上
他还介绍说，缅甸现在对外国投资者持欢迎的态度，在仰光范围内设厂的外国投资者可以享受3年免税的优惠，更偏远的地方会相应把期限延长到5年、7年。
王时在柬埔寨负责中国手袋工厂的项目引进，一年的时间里他有半数的日子都居住在当地。看好柬埔寨，是因为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能为企业带来机遇，带来更开阔的国际环境。
他提到，近年来在柬注册的公司变多，以至于厂房的租金从每平方米1.3美元的水平上升到2美元，有的甚至达到3美元了。
王时关心时事新闻，早在3年前，他就曾提出往外搬迁企业的想法，因为手袋工厂对劳动力的依赖度很高。他认为，现阶段国内工厂的工人年纪偏大，主要以70后、80后为主，“可能再做10年便要‘退居二线’了”。
与之相反，柬埔寨的年轻人比例高得多。“我们去考察时，会发现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年轻人很多。”
目前，柬埔寨登记人口有1600万，王时考察后发现，实际会超出这个人数不少，因为很多人没有登记，实际人数会在2000万左右。其中，15~30岁的年轻人能占到2/3。柬埔寨的劳动人口增长率在东南亚领先，加上低廉的人力成本，在招商引资方面别具优势。
柬埔寨沙缴府，过境的柬埔寨劳务人员
同时，很低甚至为零的关税水平，也成为吸引投资者的因素。比如李亦所生产的帆布包，如果能转到缅甸生产，能享受到美方零关税的优惠。
众多东南亚国家都在关税上享有很大的优势，其中有和日本、澳大利亚等签署了自贸协定的国家，比如加入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越南和马来西亚；也有像缅甸、柬埔寨等国家，受惠于美国的普惠制待遇（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享受零关税或者很低关税的优惠。
因为中国和东盟国家有着“山水相连”的合作区位优势，双方有一定的经贸互补性，在当前东南亚国家享有关税红利和中国经济形势愈加开放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意愿变得更强。
随着外来力量的加入，东南亚国家的定位也愈加明晰。譬如，较早改革的越南获得了更大的拓展空间，有望成为新的全球电子产业中心。
早在2017年，越南的手机出口额已经达到450亿美元，全球有1/10的智能手机都是“越南制造”。2018年，三星电子在越南的销售额为74万亿韩元（657亿美元），相当于这个东南亚国家GDP的26.8%。
其他国家也因地制宜地选择发展战略。像柬埔寨在往“手袋王国”的目标发展，王时称，当地政府打算用5—10年的时间，将手袋打造为支柱产业。当地现已聚集了大量的同类企业。
在这个可以大展拳脚的时机面前，没有国家希望置身事外。路透社报道，今年1月印尼副总统卡拉在雅加达参加一场经济展望活动时表示：“如果越南因投资从中国转向其他地方而繁荣，我们为什么不行？”
02
当下，机遇！
就当下而言，部分东南亚国家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成本洼地”，尤其是在人力成本上。
李亦在考察后了解到，如今在缅甸工厂，普通工人一天只需要人民币30元的工资。当地严格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实际上工厂通常工作10小时，两小时的加班费需要另算。这样的话，一个月也就是1000元的工资水平。
同时，在缅甸招到的工人都是在工厂附近居住的。当地社会的发展，还没到像中国出现大量跨省务工人员流动的阶段，因此不需要相应地包食宿，这是另一处节省成本的地方。
缅甸巴甘一间工厂，闲暇时间里下棋的工人们
不过李亦知道，如此低的人力成本，需要考虑的是两个方面的“风险”。
首先，当地的产业工人熟练程度不及国内的工人，出错率可能增高，这意味着生产效率的降低；其次，仍然无法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原材料，这部分需要从国内采购和运来。
他认为，这种生产的路径，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盛行的“三来一补”的贸易形式非常相近。
王时则介绍说，像他所了解的柬埔寨工厂，基本都是这样的模式：在中国接订单，只将东南亚作为生产基地。不过，当地的产业链也逐渐形成，比如一些纸箱、胶带和吊牌，已经可以在本地完成采购了。
柬埔寨金边经济特区，坐在工厂穿梭拖车上的工人
李亦坦言，之所以选择在东南亚找寻“合作”伙伴，而非直接建厂，是因为从90年代开工厂至今，自己已经年纪大了，也开始对“做工厂”感觉疲惫，希望能和缅甸当地中国人开设的工厂合作，自己一方承担原材料、物流、出口等流程环节，只把生产环节交给当地工厂。
而这意味着在成本降低和增加之间，找到平衡和盈利的点。
因此，他需要把这笔账算清楚：“第一是单不能太小，第二（客户的）产品不能太复杂，第三交货期相对比较长，能覆盖到运费。在这些前提下，我们才会考虑接。”
另外，额外的成本还包括，他需要从国内派出管理人员前去监督，保证沟通顺畅和产品质量。
除此以外，缅甸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仍然落后，国内只有一条高速公路通行，仰光以外的很多区域都还没有完全发展。在与农田和工厂相隔的地带，就有不少打工的缅甸当地人直接在上面搭棚居住。
以公路路况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滞后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也有出现。王时偶尔会抱怨因公路建设缓慢而堵车的问题。
像从金边到西哈努克港长39公里的主干道，有时候需要走上四五个小时，因为“前面全是车，走不动”。也就是说，日后从港口上岸的原材料要运到金边，也会因此受影响。
缅甸基础设施仍然落后，图为缅甸内比都，一列火车中途停站，小贩上前兜售食物
电力建设同样非常落后。在缅甸运营工业区的谢小尚介绍说，停电是在缅国工厂经常会出现的情况，雨旱季天气都有可能导致电力短缺。
前者是因为缺水的情况，导致无法完成发电；后者是因雷雨天气容易触及老化的线路，供电部门会及时关闭电源保证安全。所以，“工厂里一定会配备发电机”。
这种“空白”是挑战也是机遇。东南亚地区持续旺盛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带来了巨大的能源、交通等领域的投资建设市场。
在这些方面，中国对外合作的步伐亦快步向前。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曾列举数据：“截至2017年5月底，中国企业累计在东盟国家签订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合同额达到2962.7亿美元，累计完成合同额2040亿美元。”
每年到东南亚旅游的人数都在不断增长，但这不意味着到来的企业就一帆风顺，他们还需要适应当地的人文风俗、法律习惯。这是又一笔潜藏的“隐形成本”。
像柬埔寨女性人口的数量会高于男性，还保留有许多“母系社会”的习俗。这带来了在对待女员工时需要格外注意的问题，比如不能随便摸她们的肩膀。
而国内曾经在早期发展中实施的严苛管理模式，在东南亚不再行得通。例如在缅甸，民众的宗教信仰普遍为佛教，而且他们的自尊心会比较强，一名中国人和一名当地人组合的“本地化管理”模式会成为趋势。
此外，八小时的工作制是写在法律上的规定，这和国内的情况也很不一样。近年来见诸报端的中资企业工人在东南亚出现纠纷、罢工的情况偶有发生，很多摩擦就是在文化沟通和制度理解的差异上产生的。
03
发展路径
对东南亚地区有深度观察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在不断地刷新对这片土地的认知。一定程度上，这折射了这片区域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周前，李锋铭完成了对越南的考察。但在越南之旅结束后，他便放弃了在此建厂的想法。
李亦也提到，他在两年前已经去过越南，但是最终把目光放在缅甸和柬埔寨，是因为他了解到越南因为经济发展历史更长，各项成本已经加速上升，“很快就会碰到天花板”。
李锋铭了解到，越南已经出现了“用工荒”，新工厂很难不通过涨工资的方式聘请到足够数量的工人，而在他们的生产效率只及国内六到七成的情况下，成本几近无差。
同时，就连铁皮构造的厂房，租金都需要至少3美元/平方米，通常情况下是四五美元的水平，他认为这已经是比深圳还高的价格。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产品被列入美方加征关税清单”的企业，都受到同等强度的冲击。
在佛山生产房车、铝船等户外车辆的李锋铭，需要的是技术比较高的工人，他认为现时在越南还很难找到一定数量的技工。而且即使关税增加了，他的绝大部分美国客户也都承担了涨价后的成本，因为他们觉得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到同等价格和质量的商品，所以愿意以涨价的方式抵消贸易战所带来的关税影响。
因此，李锋铭颇为认同中国官方的说法，“其实大部分关税还是由美国企业承担的”。
业内人士认为，在东南亚投资设厂的最大难题，不在于初期投入建设的资金，而在于是否有订单，“客户是否愿意跟着你走”。
数据显示，较早受到跨国企业和中国企业青睐的越南，发展势头强劲。2018年，越南接受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9.1%，达到191亿美元。这是越南连续第六年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速创历史新高。
在今年一季度，越南吸引外资总额达108亿美元，同比增长86.2%，其中来自中国的资金占了一半。
这既是趋势，也容易带来相应的“关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一季度越南对美国出口增长40.2%。甚至有媒体推测，如果今年全年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增长维持这种速度，可能会超越意法英印，成为美国最大进口来源国之一。
这种“受欢迎”的趋势显然引起了美国的注意。
7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商业电视台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称“越南几乎是最严重的（贸易）滥用者”，并表示正在考虑对越南货物加征关税。
紧接着，美商务部宣布，对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生产的钢材于越南进行最终加工，然后从该国出口到美国的部分钢铁产品，征收最多456%的关税。
美国商务部认为，其中有产品在出口美国前一度运到越南进行简单加工的这种行为，相当于旨在逃避高关税的迂回出口。
越南外交部在7月4日回应道，为避免受到美国方面征收高关税的波及，越南厂商应该多使用和加工越南所产的原材料。
作为嗅觉敏锐的企业家，李锋铭察觉到了美越两国未来政策上有可能出现的不明朗，而且他在走访中得知，越南政府对于“原产国证明”的审批流程变得严格：如今需要申报工艺—哪一部分是在当地完成的、产品的性质有无发生变化，不再只是“简单组装、喷漆就能获批”。
“如果只是想逃避关税，越南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他在记录行程的社交平台Facebook上写道。
在这场触及企业发展本质的贸易变迁中，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东南亚国家在做一道又一道问答题。
对那些急于摆脱落后现状的国家来说，如何在与大国的合作和竞争中谋取自身发展，同时避免被卷入复杂的矛盾冲突？
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李光耀对此的认知从不过时：当大象打架，草会被践踏；当大象亲热，草同样遭殃。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