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型复杂系统是如何诞生、建造、运行并自我生长。
文 | 张珺
编辑 | 宋玮
10年，外卖系统已锻造成全球最宏伟的“人机游戏体”之一。它横亘2000座城池，数百万人超长待机等待任务；其颗粒度极其细微，每位玩家都需钻进城市毛细血管，熟稔每一处街道、每一个单元楼，甚至隐藏在黑暗楼栋的信息，才能步步通关——通关意味着更密集的订单和更丰厚的酬劳。
游戏缔造者是美团、饿了么这样的平台企业，多数人不知道，他们与这些玩家不存在雇佣关系。拉开幕布，平台方仅仅凭借一架神秘调度机器，驱动数以百万人每天上10小时卖力工作。他们要做的是制定完美规则，小心翼翼摆平各方利益。
过去几年，我们记录过外卖平台枪林弹雨的厮杀、资本过境的喧嚣与张狂，也记录过成功者的通行证、失败者的悔恨录。而这一次，我们将目光转向这个价值千亿系统中各司其职的人的故事。
在外卖江湖里，除了肉眼可见的百万骑手大军，还有酷似山大王的站长、维护秩序的稽查员、敢怒不敢言的中间商人、时刻俯瞰你的“秘密战警”、拓荒的规则搭建者、坐在战壕发号施令的将军……《财经》记者采访了链条上下的每一个角色——他们是商业帝国隐于幕后的人，他们之间彼此陌生，贫富和阶层不相当，但命运在同一个系统里交汇。
望京之王
纹龙（化名），36岁，光头，穿白色体恤，下巴挂黑色口罩，一双金黄色帆布鞋在阳光下更显耀眼。他是望京的一位站长，此刻插着腰巡视正在开晨会的124名骑手方阵。他是这124人的领导、“大哥”。早会结束后，纹龙独自走回位于东亚望京中心的站点，他对沿途两公里所经写字楼内外构造如数家珍，样子像极了一个巡视自己地盘的“山大王”。
站点大门全天敞开，门口贴着加粗大字海报——“我们不谈资历，只谈钱。”这个30平米的屋子里，贴满了各种管理规范，其中一整面墙上是百余张骑手的健康证。纹龙娴熟地拖出座椅，双击电脑上《大话西游》游戏图标。
过去六年，这名站长正好踏上中国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大浪潮。他从顺义索尼电子厂送货工人做起，每天开叉车，把手机组装物料运到流水线。干了三年，工厂忽然宣布搬去泰国。听说外卖员月薪是工厂的近两倍，他决定试试。半年后纹龙跻身“单王”，薪资上万。他从屏幕扭过头，对记者炫耀自己“零超时”的战绩。去年他晋升站长。
另一位望京站长闲时过来坐坐。他穿黑色运动衣，带一副黑框眼镜，推辆Mercedes-Benz白色自行车神气地走进屋子。他谈起了前段时间有老骑手离开，带走某站点50个骑手。虽然没发生在自己的地盘，但想来气愤不已。“我的商圈要是带走50个人，一个月我要损失多少钱，我怎么也要弄他。”他越说越气，“看我抽他大嘴巴子。”
中午，骑手孔德震（化名）拎着车钥匙风风火火跑进站点。这是一个长相憨厚的老实人，来自山东。他年初刚在北京周边盘了家驴肉火烧店，上线饿了么，不料饿了么今年打击没有营业牌照的小商小贩，生意失败，他又想回到老本行。
“我现在不调单了，你知道吗？”纹龙随口提了一句。
坐在对面的孔德震表现出惊讶：“别的站都给调。”
“调单涉及虚假。昨天有个人被我干掉了，他跟我还是老乡呢。”说着，纹龙猛烈点击一阵鼠标。
“调单”是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灰色地带，目的是“定向”（确定方向）。根据平台派单逻辑，只要第一单通往不错的方向，同方向订单会接踵而至，这将是一趟丰收之旅，反之则不然。骑手们喜欢不允许上楼的学校宿舍、写字楼，不仅单多，还能节省时间；讨厌无休止等电梯的写字楼、医院，一单可能耗费15分钟不止；也不喜欢老小区，四层及以下普遍是业主，五六层外来租户多，后者更热衷点外卖，这让他们不得不气喘吁吁来回爬楼。
每位骑手单日只有两次调单机会，想要更多，还得恳求站长。站长有权帮骑手修改订单。“就是以前留下来的恶习。”纹龙说。他现在不愿意再调了：“平台能监控到系统里任何小骚动，这个涉及虚假，平台早晚会查，它查你你就‘死’了。”
这两年“配合作战”在外卖江湖中流行。以午高峰为例，五位骑手组队，选定一个好方向，垄断此方向订单。他们兵分三波，一人首先接单，系统会将同一方向订单发给他，他接到订单转给其他队员。五人成功定向后，共同开启接单模式，订单随即滚滚来。他们将订单优先喂饱两人，每人背七八单出发，送完后，下一组再出发，形成循环。这样一人能多跑10单，按9.5元/单薪酬计算，每人一中午多挣95元，一个月算下来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互相转单依赖站长调单）
“这种行为肯定要进行打击。”某平台技术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说，他优化的是自己的效率，不利于整体最优——站点墙壁上贴着一张发黄的A4纸，上面有员工制度，其中一条是：禁止搞个人主义，要有团队精神。
一直到下午3点，孔德震都在纹龙对面的座椅上坐立不安，拿计算器翻来覆去算。“要不你来给我当助理吧。”纹龙提议。在外卖江湖，武职比文职吃香，站长都没有骑手挣得多，更别说助理。纹龙手下的位置已经空缺很久，他说：“一个月5600块钱，星级特别好的时候会有点补助。”“5600够我吃的吗？”孔德震想也没想，一口回绝，“一个月再怎么样也能跑个1000多单吧。”（这意味着他至少能挣9500元以上。）
沉默片刻后，孔德震突然站起来，走到纹龙跟前：“给我调单吧，就我们几个，现在平台不是没统一去管这件事吗？”他刻意压低了声音。“谁也不行。你可以不入我这，但是这个口子我是不会开的，放心吧。”纹龙很强硬。最终，孔灰溜溜离开站点，嚷嚷要去考察下店铺租金，看是不是重新折腾个小饭馆。
“江湖大哥”也有心软的时候。一个骑手给他发语音扯了个逻辑混乱的理由想要调单。“我知道你在骗我。”纹龙大声对着手机嚷道，但还是帮忙改了。“下不为例。”他又说。
在望京，单一家外卖平台有6个站点，6名站长分属6个加盟商，他们在线管理与实际办公面积不相当的员工数——700多人承担方圆5公里、299栋楼宇的配送，每日近2万单雀跃在这片区域上空。将镜头拉升，从望京向整个中国看去，外卖平台以微观的区块构建城市甚至国家宏大的即时运力整体。
权力的阶梯
站长们看似在方圆5公里内手握权力，但在外卖王国，他们都处于整个“游戏体”最末端。从他们的视角向上望去，那是一个长长的链条：骑手-站长-加盟商-（外卖平台）-渠道经理-区域经理-大区经理-总监-事业部总经理-事业群总裁-CEO。
站长们习惯称平台总部的人为“大老板”——渠道经理是“老板”，区域经理、大区经理是“大老板”，再往上是根本接触不到的“大大大大大老板”。（图：外卖系统权力链条图）
早会时，组长把训话的整个过程都用手机拍摄下来。“拍仔细一点。”纹龙不时在一旁提醒。他们每天必须做的工作之一，是把这些视频上传到平台专门的App上。
站长一旦到站点，就进入了摄像头的监视区。头顶上方两个白色摄像头目不转睛打量屋内一举一动。他们忠于背后更大的Boss，以超越人类的诚实记录一切，好让Boss实时调取。
作为稽查员的“质控”会不定时查访站点。记者这天碰到一位神情严肃的女质控，她四处查看，不放过墙上贴的每一张宣传页。她止步在房子里屋角落里的灭火器旁，拿手机对着细微的指针连拍了几张照片，告诉纹龙说，这个指针没有对准绿色，已经偏了。“你罚就对了。”纹龙有些嘴硬。据说，第二天一早能上网查到系统是否下达处分。
也许是为了防止质控收受贿赂，平台对质控采用轮岗制，他们一般不会在一个片区呆太久。
在外卖江湖，似乎这样的警示时时可见：永远不要相信一个人；绝不把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最忠心耿耿的永远是机器。
以上所有监控都会反映到商人的腰包上——骑手健康证少一张罚200块，物料少一张罚100块，一个差评罚50块……这些扣罚都计入加盟商，也会影响加盟商的星级评定，星级再影响收入。有些加盟商会把部分惩罚分摊给站长，比如纹龙承担其中的30%。
对平台来说，即时配送大体分两类——“专送”和“众包”，前者有站点管理，后者是骑手直接自己上线平台，不归加盟商和站长管。美团和饿了么的专送骑手都多于众包骑手。而对于专送来说，平台像“大脑”，线下成百上千加盟商像“爪子”，平台通过把控加盟商实现对骑手大军的调度。
江湖中，加盟商的代号是“商”。“哪怕是一个渠道经理，人家让你‘死’，你就一点活路都没有。”一次纹龙帮加盟商老板开城市会，平台对一个商直接发火道，你能不能做，能做就做，不能做明天开始你就撤出北京。“就是人家一句话的事，这个商就没有了。”
平台对加盟商的利益分配讲究技巧。它先是把全国以每3公里作为网格切割，保证一个网格够养活一个商和一支队伍，否则不断会爆发“边境冲突”。然后平台把这些网格分散地分给加盟商，一方面降低他们的风险，一方面不至于让他们势力过大。一般平台会把例如望京、国贸、青年路这种令人头疼的商圈，搭配着顺义等容易赚钱的商圈，一起分给某个商。
在一家茶馆，一位商老板把弄着紫檀木手串。他20年前一脚踏进物流行业，最早给麦当劳做配送，他形容自己“血液里流的不是血，是番茄酱”。物流行业是一个小江湖，男性为主，学历普遍不光鲜，“都是苦出来的”，如今即时配送加盟商七成以上是以前落地配的人。这位老板觉得，现在骑手越来越难管，特别是出现众包后，专送骑手一怒之下就跳去众包，加盟商常年闹人荒。“供应商老板是最受夹板气的，风险他来背，骑手一言不合就罢工。”（图：中国物流行业发展十年）
“他们肯定很多抱怨，but，他们要赚钱。”一位代表平台方大老板的人士思索良久，在光线忽明忽暗、人声鼎沸的餐厅里告诉记者，利益分配关键在于——“让有恒产者有恒心”。“就像种田，没有任何一个机制能监管你到底有多用心，只能用利益分配来驱动你。”说完，他满意地把身子靠向三角形高高的红色椅背，双手搭在扶手上，深感这句话道出了精髓。
在权力的阶梯上，还有一些极为隐蔽的角色。刘正义（化名）是某即时配送平台的安全人士——这么说也许不够性感，他们更有身份认同感的说法是“被招安了的黑客”。他的工作是维持平台的公平与正义，比如利用技术手段打击“外挂”。
“技术防御只是本职工作，把人抓到（提交司法）才是锦上添花。”他说，一般做外挂的都是个人作坊，通过QQ群、淘宝打入骑手群体售卖，目的是帮骑手对抗平台规则在“僧多肉少时”抢到更多订单。“我们可以算出一笔天价损失，之前抓了一个团伙定损九位数以上，不是让他们赔，就是坐牢。”
系统上空，刘正义们始终如“秘密战警”般守卫秩序，也如“秘密战警”般抓取“叛变者”。一次，后台热力图察觉某骑手密集前往敌军站点，回来后又大量接触其余骑手，他们紧急联系了该区域站长，站长及时跟进劝留，最后没有一名骑手“投敌”。
王国不是一天建成
2015年的春天，美团CEO王兴在一个弥漫着装修气息的狭小会议室里，接待了一位客人。那时美团高级副总裁、到家事业群总裁王莆中还在百度外卖。他对王兴说，要赢得外卖一仗必须猛建物流，这需要很多钱。王兴思考了一会，问，需要多少？王莆中在白板上认真地演算了一遍，说今年就要10个亿，而且还只是今年——那时美团估值才不过数十亿美金，主赛道团购面临劲敌，现金流并不充裕。王兴给出了一个很坚定的回答：“融资是CEO的责任。”
（美团高级副总裁、到家事业群总裁王莆中）
“我们都没想过未来会出现一个叫‘骑手’的东西。”一位饿了么早期大区经理感叹。这个群体在中国可追溯到肯德基、麦当劳、棒约翰等洋快餐入华，他们搭建了最早的餐饮物流。
一个叫赵剑锋的人最早发现外卖和物流的关联。赵剑锋，连续创业者，他个头不高，笑声爽朗。在把一家公司送上市后，2009年赵创立外卖公司“点我吧”，利用商场摸爬滚打的经验，做了一个看上去正确的决定——建物流，疯狂做盈利。
但他的公司2013年就发不出工资，而早一年起步的大学生团队饿了么，没有物流包袱反而让资本大鳄更觉性感，已经拿完三轮融资。“我们很悲剧，我们搞得定物流。”赵剑锋说。（“点我吧”已转型即时配送平台“点我达”）
同样在这一年，王兴判断团购市场格局已定，命美团二把手王慧文扫描新的机会。王慧文专程前往上海找了一趟饿了么创始成员——张旭豪和康嘉。康嘉曾对《财经》记者回忆，在位于上海新天地的星巴克，王慧文问：“你们融资要不要我们再投点？”但等王回到北京，三个月后2013年10月美团就自己上线了外卖。（王慧文回应称，其实是先问他们愿不愿意卖，然后问他们融资的话估值是多少。）
此时王慧文还在招兵买马。他物色的第一个人是在餐饮云企业雅座担任副总的王莆中，但王莆中此时无心去美团，而是跳槽到百度，直到一年多后的2015年4月才进美团。接下来，美团配送总经理魏巍、美团配送CTO孙致钊、美团配送首席战略官杨斐等人陆续被招至王慧文麾下。
极早期的时候，线下江湖草莽丛生。在移动支付未兴起的年代，线下管理全靠人肉，一位外卖相关创业者回忆说，当时有位站长卷走了200块钱，第三天凌晨一点，他得知此人现身杭州郊区一处网吧，便立马带两名副手杀了过去。一人把站长抓出来，命令他解皮带，拖鞋，拉他上一辆黑色商务车。这位创业者一言不发，示意司机往钱塘江方向开。20岁的年轻人瑟瑟发抖表示要还钱。
而这时几家外卖平台都意识到搭建配送系统，由机器的力量解决线下灰色地带是当务之急。2015年中，孙致钊刚到美团就接到这个命令，这时整个平台日单量才一两万，骑手也只有几千人。他没有想到的是，系统的组建过程步步坎坷。
他遇到的第一个困惑是，全球范围内看去无人可借鉴。上一个大型调度平台是网约车，但和滴滴、Uber相比，他们只有司机和乘客两方，而外卖有用户、商户、骑手三方，同时一个外卖员最多背12单，变量相互叠加成蝴蝶效应，计算难度指数级增加。
这年底，当“机器之手”第一次伸向线下，孙等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挠。他们在北京回龙观试运营，不料突然下雪，订单暴涨。“上了之后配送员就崩溃了。”孙致钊回忆，当时bad case特别多，可能配送员已经出了餐厅，系统又令他回来背一单——后来为了避免再出现不了解线下的情况，算法工程师入职会要求去送餐。
而此时更大的挑战来自内心的惶恐。孙致钊出差去了趟成都，在站点看到一位派单员正手握豪华机械键盘，面对两个硕大显示屏用极敏捷、近似游戏大拿微操的手法飞速派单。整个屋子回荡着噼里啪啦键盘敲击声。还有一个月，配送系统就要全国大规模上线了，而孙致钊对自己做的事产生了怀疑——技术系统究竟能不能强于一名优秀的派单员？
2016年4月，团队向王慧文做了一次汇报，得到的反馈是，坚决上线、加快推进。机器变革带来权力切换——初期骑手派单依靠站长，主导权在线下，容易滋生腐败和灰色区域，派单系统的推行意味着平台将权力收拢到自己手中。
外卖系统的管理链路相对较长。美团外卖业务发展部总经理杨文杰将其比作“钟表”，越简单的表比如石英、电子表虽然容易失灵，但往往走时最准，而链路每多一个环节，走时就会变差。所以对于规则的设计者来说，要具备把问题简单化的能力。
在美团挖人、搭架构、征战时，百度外卖和饿了么都意识到配送势在必行，这让2015年成为即时配送的元年。百度外卖是三家中起步最早的，而饿了么初期仅支持“品牌馆”（高端商户）。
“搞得跟特种兵似的。”上述饿了么早期大区经理称，一次他在上海朋友家小住，连着叫几天饿了么，每次打开门，配送员都铿锵有力自我介绍，并关切道——饭要快点吃，今天心情如何，有没有垃圾。最后一天朋友已经不耐烦：“好，我早点吃，我心情很好，我没有垃圾。”饿了么还让配送员给用户送花、送糖，甚至扮成圣诞老人。
经历了初期的兵荒马乱之后，几家外卖平台走向一条相似道路，他们把全国城市分为三部分——在北上广深杭五个一线城市展开自营，意在定标准；其余城市采用加盟，由加盟商承担运力，便于快速跑马圈地；而在偏远的县级城市采用代理制，由代理商提供商务拓展、运力等闭环服务。三个支点，长得最粗壮的是加盟。（图：外卖配送结构图）
《财经》记者了解到，去年美团悄悄做了一次变革，以2018年4月为标志，他们将配送直营全部加盟商化。它甩掉了最后的包袱，让自己轻盈起来。
战壕里的将军
作为中国移动互联网时代受资本热捧的一颗明星，外卖江湖从未远离过战火，战火也仍将绵延下去。战壕里充斥着将军的喊打喊杀之声。
前文提及“众包”模式的崛起，其实是源自一场偷袭。美团和饿了么早在2015年底就推出众包，目的是利用社会闲散运力补足午高峰和晚高峰两个波峰需求，但一直不温不火。（众包模式下，没有站长和加盟商，骑手直接上线平台，骑手的组织关系外包给人力资源公司）
直到2016年三季度，众包配送平台达达破釜沉舟，推出外卖App“派乐趣”，试图从线下反攻线上。这让几家外卖平台腹背受敌，立马展开围剿之势。美团下达命令大力发展众包。
此战役在美团内部命名“中途岛战役”，寓意二战中转折之战。但这对研发来说是一场噩梦。那时美团众包单量从开始的日均2万单，一个星期涨到10万，两个星期涨到20万，系统能力没跟上，宕机了。孙致钊记得，连续半个月他和同事们都是三四点回家。
达达在第二年上半年就因资金链断裂偃旗息鼓，而外卖平台的厮杀才刚刚开始。这时的局势是，饿了么以上海、百度外卖以北京为根据地，美团虽然是市场第二，但地位不稳。
2016年春节，美团提出“春蕾计划”，矛头对准第三名百度外卖。百度外卖提供返乡报销，美团给骑手提供春节返岗车票报销——前者强调福利，后者刺激骑手年后返城务工。同时，美团调用数千万资金给骑手、站长、加盟商设置拉新奖，并选择全国40个城市春节不打烊。这些小战术让美团在春节回来后吃了一波运力红利。
在市场前两名稳固后，美团和饿了么迎来全面交锋。2017年春节，拿完阿里融资的饿了么气焰正盛，他们喊出“冬季战役”，想在这个冬天彻底摧毁美团运力系统。春节前，饿了么高价挖骑手、挖站长，市场份额提升了三四个点，扳回一城。正当他们喝酒庆功时，美团判断春节更大的红利在低线城市，于是推出“春节不打烊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份额打至原点。这时美团外卖已经位居市场第一。
作为美团配送总经理，魏巍经历了完整的火拼经过。“我们是能在战壕里喝着雨水、吃压缩饼干的队伍，我们等着它犯错误。”为了表示强调，他把这句话对《财经》记者说了两遍。
线下时不时会有些“江湖计谋”。一位饿了么运营人士说，美团和饿了么对骑手都有补贴，双方会利用自己的核心骑手打听对方策略，城市经理之间也会相互打探。饿了么的人问美团：“你们加补贴吗？”美团城市经理回：“不加了，不加了，没钱了。”结果对方一回去就上了，饿了么生气地问：“你们不是没钱吗？”对方回答：“哦，我们拨钱了，花不掉就是完不成任务。”
美团入局打车、滴滴入局外卖，可能是这些年外卖战事中最非比寻常的一次插曲。
2018年3月，魏巍第一次去无锡，刚下飞机，满大街很多是成片成片的滴滴骑手。“完蛋了，这个城市被攻陷了。”他心想。戏剧性的是，从北京飞无锡的航班每天屈指可数，无锡当地知名酒店也就几家。一次，大区经理提醒他，滴滴的高管也住在这个酒店，他悄悄向前台打听，果真如此。这导致高管们在飞机上、在酒店里不敢大声交谈，生怕被竞争对手听了去。不过，这场战斗才刚开始摩拳擦掌，不久便以美团上市、滴滴出安全事故草草收尾。
进入2019，面对饿了么在大理掀起补贴狂潮，他认为，滴滴美团一战至少说明，在今天这个时间点，纯靠烧钱烧不出忠诚度和护城河。
如今，这场系统内的王国之争，上半集已经剧终。其中，百度外卖最早退出江湖，辗转卖身饿了么而后又并给阿里巴巴；饿了么在资金链吃紧的情况下，以95亿美金被阿里收购，创始团队出局，阿里派成熟经理人昆阳接手，合并口碑成立本地生活服务公司；而昙花一现的滴滴外卖团队也已解散。历时9年，两大外卖王国形成，美团和阿里本地生活合计坐拥约800亿美金市值。
对于美团对阿里的背水一战，交战双方在采访中都闭口不谈，生怕泄露机密。《财经》记者了解到，2019年初美团到家事业群在青岛的1500人年会上，王莆中在台上说：“总是有兄弟问，和阿里这场仗要打多久？我现在告诉你们，永远不会结束。我已经做好了阿里最近三到五年花100亿美元打我们的准备。”台下一片欢呼和哄笑。他接着说：“反正我比逍遥子（阿里巴巴CEO）小很多，也比昆阳（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CEO）小不少，我有耐心，耗得起。”
“他那么在意我们花多少钱？我们其实不那么在意。”昆阳在2019年6月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回应。
江湖儿女
不管是蹲战壕的将军、还是稽查员、“战警”、“山大王”，他们大多是系统的设计者和秩序维护者。而在外卖江湖里，数百万骑手大军才组成了真正的丛林，他们是最江湖的江湖中人。
大规模骑手群体的诞生有时代背景。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原主任李铁告诉《财经》记者，骑手群体代表当前城市化高速发展与创新经济结合的一种新型就业模式，产生背景基于我国粗放型的城市发展阶段，城市路网密度较低，交通拥堵，导致购物和出行的不方便。而互联网经济诱发了城市商业模式的改变。淘宝、京东、美团等大量的新经济模式，通过外卖改变了传统的定点的商业购销方式，因此骑手群体应运而生。
王军和他老婆都是众包骑手，他们神色腼腆而有些紧张。王军中途去专送试了试，受不了团队刻板的管理又折回来——做众包最大的好处是自由。本来做房屋中介的老婆，懒得动脑筋和处理人际关系，也选择了这份贩卖体力但简单开心的工作。
王军告诉记者，骑手一般都有两台手机，无限流量，一台用来接单，一台用来打游戏、刷剧。骑手最爱玩的游戏是《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为了迎合他们的爱好，平台们不约而同把骑手等级设计成游戏世界的样子，等级分成——普通、青铜、白银、黄金、钻石、星耀。
骑手们的薪酬根据时节而定，万物复苏之际反而是效益最差的时候。每年过完年从3至5月是淡季，旺季伴随整个炎热的夏季，而后9、10月回到淡季，直到中国大地从北向南被严寒席卷，旺季便又回来了。
对于极端天气，他们总是又爱又恨。夏天、冬天是最繁忙的时候，订单多到接不过来，除非把系统关了，否则没时间吃饭。夸张的时候，连关系统的时间都没有。刮风下雨就要考验毅力了，有人马上躲回家，赚钱欲望强烈的人则会第一时间冲出家门。这时平台有雨补，每单能多挣五毛到两块不等，下雪每单能补贴三五块。
这是一片讲究纯粹兄弟义气的江湖。一家即时配送平台线下培训经理说，他特别喜欢和骑手厮混在一起。“我走在片区的时候，腰杆儿挺得特别直，感觉后边一帮兄弟。”一次，对手想把某区域运力切过去，他接到消息后，立即在骑手群发了条消息，通知集合地点。他一去现场，那里已经出现六七十号骑摩托车的兄弟，把商家团团围住了。他买了两筐橘子给骑手们。
没单的时候，骑手们会在商家门口聚集。他们互相递烟，聊跑单，聊方向，聊客户。糟心事也是他们常有的话题。这个群体中，已婚比未婚比例高，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偶尔被客户凶一句，沉不住气马上就吵起来。身经百战的老骑手都会安慰新人：“这种人太多了，别搭理他嘛。”
当然也会有冲突爆发的时候。任晓翠是一位女骑手，平时要带两个女儿，照顾孩子之余跑众包。一次雨天晚上10点，她接到一个4公里的订单，跟着导航但怎么也找不到北门，只能给对方打电话。小伙子一上来就凶她：“你不知道你送什么外卖啊？”然后把电话挂了。等她送到的时候，小伙子说：“我不要了，我已经投诉你了。”她瞬间火冒三丈，在电话里吼了起来，对方冲下来推了她一把。任晓翠一怒之下报了警，警察最后让两人互相给对方道歉。
她还遇到过罢工。骑手罢工是为了规则和平台谈判，任晓翠没有参与，但是朋友提醒她千万别出来。“他们很坏的，把你的轮胎电机都弄坏，或者把餐拿走，就为了让你也不跑。”她说。
点我达CMO杨璐有时被骑手的朴实无华打动，她对记者回忆过一个场景。一次他们做短片，问骑手们最想感谢谁。一位骑手告诉她，有次手机没电，在路上拦路人借手机打了20分钟电话，对方一直耐心地站在旁边等着他，当他把手机还给那人的刹那，他说，“他特别想下跪”。
什么是江湖？是脑海充满着宏伟理想，却还是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
什么是江湖儿女？是虽然被撞得头破血流，但脑海中还是充满着宏伟理想。
某种意义上，无论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外卖员、战壕里拼杀的员工，还是制定规则、探索游戏边界的创业者，他们都是江湖中人。他们共同谱写了一曲属于当代中国的江湖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