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船在海上漂了7天后，一批从深圳工厂拆卸下来的机械制造设备，终于到达越南胡志明市。这批设备的主人老蔡，在深圳开了12年工厂。在今年，很多类似老蔡这样的工厂主，像候鸟一样，和工厂设备一起南漂。
这种南迁现象，从2010年就逐渐开始逐年增多。老蔡本想邀请原来的合伙股东——一个开了20年工厂的朋友，一起来越南，但对方说什么也不做了，“做工厂太苦了，去海外更苦”。
老蔡只是中国人在越南淘金的一个缩影。
混杂的越南，分裂的市场
2019年6月25日，深圳市政府提交市人大的《深圳市2018年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特别指出，企业外迁风险不容忽视：
“目前，深圳制造业企业受扩张需要、综合营商成本上升、其他城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等因素影响外迁，存在部分外迁引发整体外迁，龙头企业外迁导致供应链跟随外迁的风险，进而危及深圳产业链的完整性。去年，深圳有91家规上工业企业（标准是主营业务年收入2000万以上）出现外迁情况，约占规上工业企业总数的1.1%，累计在深工业总产值599.7亿元，占当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95%。”
除了内地城市，其中一个主要的外迁目的地，就是包括越南在内的海外。
开放的政策、便宜的土地（地价正快速攀升）、充分且廉价的年轻劳动力储备，足够长的海岸线，强大的运输能力，优惠的关税，这些优越条件正令越南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淘金乐园，工厂主们嗅着金钱的气息纷至沓来。海路从蛇口到岘港，陆路从深圳到友谊关，900公里，再到河内，200公里，密密麻麻挤满了运输的货车。顺利时，通过这条“制造生命线”，中国的工厂主们用24小时即可抵达。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越南这个国家熟悉而陌生。
很多人对越南的印象，还停留在《投奔怒海》《青木瓜之味》等老电影里。事实上，这个国家正在成为全球继中国之后的下一个最热淘金地。
自从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越南“以华为师”。越南国民生产总值飞速增长，根据国际货币组织发布的2018年各国GDP，越南排名第47位，GDP总值达到2414.34亿美元，经济总量已超过了新西兰和葡萄牙。1990年～2015年，15年间，越南的GDP增幅为全球第二，高达2075%。
但这个飞速发展的新大陆却让淘金者们又爱又恨，爱的是它确实给了很多淘金的机会，但想赚到钱，没那么容易。有人用三个词来形容当下的越南：
浪漫，是冒险者的淘金乐园；
傲慢，很多官员和管理者高高在上；
散漫，越南人天性爱自由和偏懒惰。
混杂，是当下越南的关键词。这个国家正在成为一个错综混杂的综合体，在同一座城市，既有2019年中国北上广深的高楼大厦，也掺杂着类似90年代中国小城镇的贫穷场景。这个国家最低工资标准刚超过1000元，但一线城市房价，超过6万元/平方米，与上海看齐。越南外汇管制宽松，各种资本热钱疯狂进入，但这样一个金钱涌动的国家，连网银都没有，都是人工去银行办理转账。
在外来投资名单里，既有价值150亿美金的三星制造基地，也有来自中国的30人制造线圈配套小厂。它的制造经济像90年代的中国一样正在起飞，但同时互联网经济也像2010年的中国一样一触即发。
越南政府也出台了针对外商的优惠政策，包括“两免四减半”税收优惠，即前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其后 四年减半征收。如果是高科技行业，优惠力度还会更大。
一半是机会，一半是陷阱
在中国内地工厂主来之前，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的企业已经纷纷入驻。其中仅台商已超过3000家。
越南各地，正在形成不同的产业带，吸引相应的企业落地。
北疆、海洋、海防等地，主要是电子企业；兴安、胡志明等地，分布着生产家具、成衣、鞋等生活用品生产厂家。其中，中国的华孚时尚、天虹纺织、鲁泰和百隆东方等大型纺织企业不断扩大产能。在河内、北宁，富士康和三星两个制造业巨头就在这投下巨资，仅仅三星一家的投资和产值，就占了越南GDP的28%。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与三星相关的，包括手机面板线装等一些工厂和供应商，有上百家工厂。
韩国把越南当成了自己的后花园，韩国制造商所在的城市附近，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韩国城，招牌都是韩文。很多越南人都会使用简单的英语、中文或者韩文交流。
相对于来越南发展较早的韩国企业来说，中国企业的越南之旅，经历了由组装到原产的过程。
早先，为了规避出口到欧美的关税，很多中国工厂的大型机械设备，在中国完成铸造，然后以散装的形式运到越南，打孔组装，拿到原产地证明，再出口到欧美等国家，获得关税上的优惠。但现在这种做法已经行不通了。
“必须在本地生产。”根据最新的美国进口对越南产品的定义，在越南本地生产的部分要达到65%，出口美国等地的零关税已经成了企业南迁的最重要原因。
吸引中国企业前来越南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但当中国企业主到越南后，发现这是一个甜蜜的陷阱。越南人口接近一亿，劳动力丰富，水平却普遍偏低，招工并不容易。
根据越南国家工资委员会给出的方案，2019年越南最低工资将继续上调5.3%，至1235元（418万越南盾，以下没有特别说明的，均为折算人民币元计算），但越南工厂员工的实际平均工资已经上涨到大约为2200元至2400元人民币。
同样的工种，在深圳基本工资在4000元人民币左右，加班之后可以到5000元～7000元。对比之下，成本确实有所减少。但在越南，不同地区，每年政府还要求5%～20%的增幅。同时需要提供中餐或餐补，加班需要有晚餐和加班费。
但即便如此，也不容易招到人。很多越南人不愿背井离乡，更多倾向在家乡20公里附近找工作，每天骑摩托车上下班，这样的好处是不用给员工提供住宿，但人员流动性大大降低。
很多越南工厂为了解决招工难的问题，一个办法是用大巴把乡村的工人接来上班。另一个办法，就是把一个大工厂按车间等拆成很多小工厂，搬去乡村生产，然后统一运到总部组装，这导致制造成本大大增加。
让他们始料不及的还有罢工，这是原来在国内极少遇到的问题。相关资料显示，2006年～2014年，越南累计爆发5000多次罢工，平均每天1.7次。
一位台湾工厂的高管告诉我，之前在内地那种高压式的管理，在越南只会造成工人的集体抗议和停工，所以完全行不通。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越南官方很注意环保、注重员工权益保护，鼓励工人建立工会，争取员工权益，也支持罢工。越南《劳动法》规定：每天最长工作时间为8小时，连上加班时间不超过12小时。平时加班1.5倍工资，夜间及周末加班是2倍工资。法定节假日是3倍。试用期1个月～3个月，试用期过后辞退工人需要支付赔偿。
除了劳动力成本和文化风气的差异，租金和地价等硬性支出也不是省油的灯。
随着海量制造企业和炒作资金的进入，越南本地原本低廉的厂房租金、地价也在不断攀升。
一般中国工厂在越南会自建厂房，使用期限50年。建造成本每平米800元～1000元人民币，周期约6个月。如果时间赶不及，就会租厂房过渡。但现在和国内比起来，租厂房的成本并无明显优势。以深圳石岩的工厂为例，每平米每月租金30元人民币，到了越南，每平米每月租金20元人民币，包含管理费，但好在是按实际面积来计算，并没有像国内那样有公摊面积。
目前越南对于外资投资的最低要求是：投资额50万美元起（约合人民币350万元），如果在政府规划的工业区买地皮建厂，则额度可以减少。很多“机智”的中国人会找越南当地人身份注册，这样本地人1周～2周就可以办完。但也有潜在风险，当工厂赚到钱后，本来是挂名的股东，可能垂涎利益分配，从而会引发一些法律纠纷。
至于传说中管理不规范，人浮于事的越南官员，遇到的人几乎都说，一般都是找有资源的掮客解决，或者直接花钱加快速度。
“我们已经习惯了，比如进出口关税是10%，在3月后可以办理后可以办理出口退税，但是会被海关或中介扣掉2%～3% 。”
疯狂的资本和互联网创业
南下淘金的不仅是制造业，还有中国资本和互联网企业。
从2016年1月的675点，到2018年初的2000点，越南股指用两年时间实现了上涨196%的壮举；2017年7月，手持重金的中国人重仓越南股市。原本在越南开厂的台湾人、欧美资本，也纷纷进入越南股市。疯狂的追捧，在2018年1月22日冲垮了胡志明证交所的交易系统。
也正是因此，“私募教父”赵丹阳一直竭力推荐越南股。“大家想要赚大钱，应该去越南抄抄底。”他的两支基金仅在2017年，在越南股市回报高达40%和45% ，累计回报超1700%。
除了股市，中国人和海外投资者关注的还有房市。
2015年，越南出台新《住房法》，允许外国人购房，房价开始暴涨。2018年房市海外投资者占比为77%，其中中国人高达47%。根据CBRE提供的数据，2018年胡志明市豪华住宅，均价上涨至3.7万人民币/平方米。市中心的核心地段已经突破6万元/平方米。仅仅三年前，这个地段的单价刚刚过万而已。要知道越南实际平均工资换算过来才2000多元人民币。
而和房价一样火热的，是越南互联网，而这其中，中国人扮演了主要角色。
越南信息传媒部统计显示，互联网用户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0%，社交媒体用户约为5300万。越南目前最大的互联网运营商包括Viettel、VNPT、FPT、SCTV四家公司。四家公司对于境外互联网，管理机制各不相同，有的可以访问，有的禁止访问。越南通过智能手机实现的互联网普及率从十年前的12％增加到44％。根据2017年全球Facebook使用人数的统计，越南排名第7，约6400万用户。
越南智能手机市场目前由三星、苹果和OPPO三分天下，市场占有率超过90%。让人惊奇的是，越南这么小的一个国家，竟然有自己的手机操作系统，安全公司BKAV旗下的BPhone，目前每年销售量2万台，售价人民币2800元左右。
越南除了制度喜欢模仿中国之外，在现代互联网领域也是如此。例如腾讯QQ，越南人以本地鸭子为LOGO，模仿腾讯企鹅，开发了一个聊天工具叫Zing Chat。等到现在中国微信壮大后，越南人又模仿微信，开发了本土“越南微信”Zalo。连越南公司，有些也会取和中国公司一模一样的名字。越南当地就有一家叫阿里巴巴的房地产公司，其实和杭州阿里没有任何关系，就是本地人成立的公司。
中国互联网进军海外的大致玩法是：巨头大举投资或者收购，中小型公司合资或者直接推项目。热闹的越南市场，自然少不了腾讯阿里的身影。越南电商市场自2013年开始高速增长，在线销售额从2013年的22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6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20%。
2017年初，京东与越南本土科技公司VNG共同投资了越南电商Tiki.vn。而VNG主要股东之一就是腾讯。而阿里自然不甘落后， 2017年，阿里再次向以越南市场为主的电商平台Lazada，投资10亿美元，持股83%。迄今为止，整体投资超过40亿美金。也就是这一年，越南总理阮春福与马云会面，希望阿里帮助越南培养更多电商人才。
而YY等直播公司也没有掉队。越南最火的直播公司Bigo Live背后的大老板，其实是欢聚时代，CEO李学凌掌控着YY直播、虎牙直播，他也是Bigo Live的CEO。这款产品已经成为了欢聚时代出海的关键项目。
近两年火爆的数字货币和区块链，越南也没有落下。2016年，越南政府计划最终为该国打造“一个针对虚拟财产、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的综合法律框架”。虽然2017年政策发生变化，越南禁止使用数字货币作为付款方式，但整体政策比较温和。
2019年，在胡志明等地，上千人的大型区块链会议已经成为常态，中国人成了其中最主要的参与者之一。中国的火币和OKEx交易所，在越南有专门的运营团队，都可以用越南盾交易，而币安在越南的交易用户超过15%。根据胡志明市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仅仅是2017年11月到12月中旬一个月时间，就有超过5000台挖矿机器从中国运抵越南。在越南，矿机可作为生产设备进行银行抵押，也可以把矿机的显卡拆成零件售卖。
2016年9月，越南人Andy认识了在中国深圳做矿机的合作伙伴，凭借着自己在越南当地的资源和关系，一方面卖从事矿机买卖，一方面自己开矿场自己挖矿，“最高峰一天可以赚10万美金”。而他的同学月薪不过3000元。1993年出生的他，从事挖矿一年之后，就有了市中心区的豪宅、两辆法拉利，还有一个超过50人的团队。
但是，疯狂逐利的资本炒作，急于求成的群体和心态，在各个领域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不管是房地产，还是股市和互联网，皆是如此。
虚高的房价，正在引发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吸引来接盘的绝大多数是海外投资者，自住的居少，本地人更多是自建房。很多人担心，越南会重现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的房价大崩溃。
而数字货币的泡沫破裂波及上百万人。2018年，越南加密货币公司Modern Tech卷钱跑路，涉及金额约合人民币40多亿元，3万多投资人血本无归。当时改事件被称作是“全球范围内最大的ICO骗局”。
火爆发展的制造业，看上去风生水起，但背后过度依赖和受制于美国关税等因素，始终是定时炸弹。2019年6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突然开始抨击越南，暗示可能给越南增加关税。这给越南的前景又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
长期关注海外创业的阿熊是个博主，他在河内的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个国家太双面。在河内，既有媲美深圳深南大道的范雄大道，但在这个城市，更多小街道依然泥泞不堪，骑摩托车走路都很困难。
一面是阳光大道，一面是是泥泞小路，这也许就是整个越南现在最真实的写照。
（感谢提供访谈和资源的蔡先生、李先生、林先生、岑小姐等诸多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