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高材生到上海滩改革精英，从央行副行长到证监会主席，一路风光的他，突然仕途“熔断”。
|作者:杨学义
“是吗？刘士余站我边上？”在江苏连云港灌云县四队中学的传达室，年过七旬的马伦新拿着该校50周年校庆时的纪念册走到门外，戴上老花镜，在阳光下端详。这本纪念册贴满历届毕业生合照，合照下都写着老师、同学的名字，《环球人物》记者在79届高二（5）班的毕业照中找到了刘士余。曾是该班体育老师的马伦新就站在刘士余旁边，而他之前竟对此毫无印象。他一边端详，一边感叹：“你看他，在这里面个头最小，看上去最不起眼，后来却最有出息……可惜了……”
5月19日深夜，一则消息刷了屏：“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同志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这是刘士余更广为人知的身份。他主动投案的这一天，距离他1月26日正式卸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仅过去114天。在《环球人物》记者走访江苏南京、连云港期间，证券从业人士以及刘士余的同乡纷纷扼腕惊诧：“毫无征兆，太突然了！”
肯帮助同学的“学霸”
“刘士余啊，老家在兴四村，我带你去！”5月22日，在灌云县四队镇的长途客运站大门前，开着电动三轮车的老大爷热情地对记者说。记者上了他的车，花了20多分钟到了偏僻的兴四村。“我们这个镇上，就没有不知道他的！刘士余考上清华大学，是那一年最大的新闻。从那时起，他的名字就传遍了四队镇。”老大爷说。
记者随后的探访经历印证了老大爷的话。无论是旅店的前台、小吃店的老板，还是公交车司机，都异口同声地说出了“刘士余老家在兴四村”这句话。刘士余，是灌云县最大的名人。
“这不快高考了吗？每年这个时候刘士余就会被拿出来励志。”灌云县四队中学传达室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2008年学校举办50周年校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校友齐聚一堂，唯独少了刘士余，“当时非常不巧，他公务缠身，没能来成”。刘士余写了一封信，并托人在校庆大会上宣读，而宣读他这封信是那场大会最重要的环节。在校庆纪念册的“桃李芬芳”一栏，记录了50年来的著名校友。刘士余位于第一页，当时他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后面其他的知名校友，最高职位是在江苏省内。
四队中学如此重视刘士余，不只是因为他职位最高，还因为他是该校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当时大多数老师是上山下乡的知青，文化水平和教学水平在全县都是拔尖的。”马伦新告诉记者，他的老同事们现在绝大多数不在灌云县了，而是回到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留下的一些水平高的当地老师，后来也被抽调到县重点中学去了，“现在的四队中学，生源质量和升学率都不算太好”。
在灌云县四队中学50周年校庆纪念册中，有一张刘士余年少时的照片。杨学义/摄
刘士余在1979年参加高考，当时的高中是两年制，他是1977年开始上高中。也就是在那一年，全国恢复高考，刘士余这一批高中生是怀着上大学的强烈渴望走进学校的。到1980年，国家政策就允许知识青年回故乡、回城市了，四队中学的这些老师们纷纷离开。“刘士余考上清华大学，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马伦新说，后来四队中学再也没有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了。
马伦新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关注过刘士余。“我是体育老师，喜欢的学生都是爱打球、爱长跑、爱摔跤的，刘士余身子单薄，也不爱运动。”但是马伦新知道他的一个强项——物理，“他在高考时，物理成绩只丢了2分。”刘士余的这个强项，连兴四村种地的农民们都知道。刘士余后来在清华大学本科就读于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
刘士余是一个“学霸”，在同学们眼中，他与一般的“学霸”有着明显的不同，因为他乐于帮助同学们一同进步。在四队镇一家卫生所，记者见到了刘士余的一名高中同学。“那个时候，全班上晚自习，没有老师在教室里，同学们遇到难题，只能去问学习最好的刘士余。”这名同学说，刘士余总是耐心地解答同学们的问题，直到教会为止。那时全班同学都住在学校宿舍，教室晚上9点就熄灯了，“我们大多数人在晚上8点多就回宿舍了，而他从来没在熄灯前回去过”。
刘士余的自制力给同学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刘士余2016年上任证监会主席之初，有媒体曾到四队中学走访，当时的高中校长是刘士余在四队中学的学弟。他回忆，刘士余的物理老师陈文达是自己当年的班主任。陈文达用刘士余刻苦学习的例子激励过他们，“说刘士余上完晚自习后，由于熄灯了无法看书，便点起煤油灯继续学习。有一次半夜遇到不会的问题，刘士余就去敲陈文达的门讨教。有时看到陈老师手头有农活还主动包下，只为了让老师腾出时间为他讲解”。
刘士余主动投案后，他的高中同学微信群内竟是一片死寂。“大家肯定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没人愿意谈。”刘士余的高中同学对记者说，虽然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刘士余，但他一直是全班同学的骄傲，“我是刘士余的同学”曾是大家跟外人聊天时的一个谈资。“那时说起他，总觉得脸上有光。但现在，我发自内心地惋惜、伤心……”他边说边摇头。
记者在兴四村村民的指引下，找到了刘士余家的老宅子。这是一栋二层小楼，小楼后方是村中的一条马路，右侧紧邻着一条小河，其余两侧则被麦田围住。小楼并不起眼，村中很多二层小楼都比这栋小楼气派。一旁的邻居悄悄告诉记者，这里住着刘士余的老母亲和大姐。村民回忆，早年间，刘士余的父亲还在世，刘士余经常将父母接到北京住，但这老两口不喜欢城里的生活，住上几天就回到村里。
灌云县四队镇兴四村是刘士余的老家，村里的住宅被麦田包围、被树木掩映。杨学义/摄
“他老母亲80多岁了，身体不好，我猜应该是知道了儿子的事情，最近每天早晨都去卫生所输液。”一名忙于耕作的老大娘告诉记者，刘士余的姐姐是一名非常勤劳的农村妇女，不光种自家地，还承包了其他村民的几亩地，“每天天不亮，她就会去田里干活，从来没见她出来比我们晚过”。这位老大娘问过刘士余的大姐，有这么一个当大官的弟弟，为何还要种地呢？他的大姐回答，自己喜欢种地，而且也只会种地。朴实、低调、勤劳，是刘士余的家人留给兴四村村民的印象。
刘士余本人也会在春节、中秋节等重要节日回到村里，带着自己的夫人和女儿到田间走一走，用家乡话和村里人拉家常，“他跟我聊了不少次，一般都问我身体情况、家里收入、家人都在干什么，在我们面前一点官架子都没有。”老大娘说。
这种亲近感随着刘士余的主动投案戛然而止了。家乡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刘士余家则关起大门来，几乎不和其他乡邻交流，大家也不太好主动询问，更不知道一旦遇到他老母亲和姐姐该说些什么才好。
亲历住房体制改革
1984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正处在不断创新、锐意改革的时期。已经从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毕业的刘士余，成为改革浪潮中清华经管学院的第一批学生。
简历显示，1987年，获得硕士学位的刘士余来到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在上海期间，刘士余参与并见证了上海正在推动的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住房体制改革。当时，住房体制改革方案讨论稿曾在上海市主要媒体上全文公布，有80%的上海市民参与讨论。后来，他从上海调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上海的经历让刘士余开始形成对住房改革的理论认识。1991年9月，刘士余在《财经研究》上发表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一文。文中详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住房建设的发展和住房制度的演变，并分析了当时住房制度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向住房商品化过渡的六大对策：改革工资分配制度、改革住房建设的计划管理体制、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住房建设投资体制、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培养与开放多层次的房地产市场。
积累了上海和国家两段经济体制改革部门的经验后，刘士余进入中国建设银行工作，继续对住房金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1994年6月，刘士余在《经济学家》上发表《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与住房金融的发展》一文，在作者简介中，他的身份是建设银行总行房地产信贷部科研人员。这篇文章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量化出我国城镇住房惊人的福利规模和增长速度，同时通过对比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住房政策及其演变走向，提出了具体建议：政府由直接参与住房建设和分配，转换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间接调控；将住房列入社会保障范围；建立可调控的住房金融体系。这些建议在后来的住房制度改革实践中，很多得到了实施。
据公开简历显示，刘士余在1996年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了18年的央行生涯。此后，他相继出版了一些金融学著作和教材，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相关法规释义》《中央银行新法规手册》《金融稳定监测与管理》《银行危机与金融安全网的设计》等。这些经历，让他成为专家型领导干部。
2004年，是刘士余央行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他担任央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他此后长期主管金融稳定工作，对包括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在内的危机进行综合治理。2006年，刘士余担任央行副行长，同时也担任银行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业内人士称，在央行期间，他参与推动了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建立，扩大了我国直接融资市场的大规模发展。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一样，成为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4年10月，刘士余调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
证监会主席任上的一紧一松
在2016年1月16日召开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时任证监会主席肖钢在讲话中坦诚地说，股市的异常波动充分反映了我国股市不成熟，不成熟的交易者、不完备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不适应的监管制度等，也充分暴露了证监会监管有漏洞、监管不适应、监管不得力等问题。就在这次会议召开不久前的1月8日，证监会刚刚同意暂停实施指数熔断机制。
所谓熔断机制，是指股指波动幅度到达规定的界限时，证券交易所为控制风险采取的暂停交易措施。2015年6月，中国股市出现异常波动， A股沪市仅用了两个月便从5178点下跌至2850点，下跌幅度高达约45%，熔断机制开始酝酿出台。但从后来的两次实际熔断的情况来看，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起到了一定的“助跌效应”，因此熔断机制在2016年1月8日被迅速叫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6年2月，刘士余正式调任证监会主席。这被外界普遍看作是临危受命。也正因如此，刘士余在上任之初就开始大力整肃市场，打击股市乱象，给人留下“强监管”的印象。解决新股发行堰塞湖、严格退市新规、加强上市公司一线监管、优化并购重组等措施，得到了大多数证券从业者的认同。
不过，他的“强监管”也被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用力过猛。从2016年到2018年，证监会作出处罚的案件分别为183件、224件、310件，罚没款金额分别为42.83亿元、74.79亿元、106.41亿元。仅仅从数据上就能看出，刘士余任内的处罚力度在持续加大。
在此期间，刘士余频频语出惊人。2016年底，刘士余发表了著名的“妖精论”：“我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2017年，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刘士余再次语出惊人：“资本市场不允许大鳄呼风唤雨，对散户扒皮吸血，要有计划地把一批资本大鳄逮回来。”
不少业内人士分析，由于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过多，一线监管过于严格，导致正常交易都没有钱赚，这扼杀了资本市场的活力。从2016年3月1日到2019年1月25日，刘士余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沪指从2688.38点下跌至2601.72点，跌幅3.21%。
与之相反，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大开闸，是刘士余在任内给人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将近3年的时间里，证监会审批新股共711只，退市7家公司。
涉案原因有待公布
在南京，《环球人物》记者在同当地一些银行和证券从业者交谈时，发现他们普遍关注到一个现象：在刘士余任职证监会主席期间，江苏企业IPO的速度明显加快，2016年IPO的速度还排在广东和浙江之后，到了2018年就超越了广东和浙江，成为当年A股IPO上市数量第一的省份。这或许是身为江苏籍的刘士余涉案的原因之一。
在刘士余任内，证监会审批的新股中，江苏的新股116只，在全国范围内的占比变化最大。如果进一步细分，江苏多家金融机构的扎堆上市，更加引人关注。其中，江苏银行、常熟银行、苏农银行、江阴银行、张家港行、无锡银行、紫金银行，均在刘士余任内上市。截至目前，A股共有32家上市银行，来自江苏的有8家，在所有省市中占比最高。在刘士余主动投案后，有不少媒体向这些江苏的银行求证和刘士余的关联，大多数银行均回复称，未受到刘士余的任何照顾。
2019年5月20日，南京股民在某证券营业部关注行情。
关于刘士余涉案的另一种说法，是他和南京银行素有“债市一姐”之称的戴娟被带走调查一事有关。今年2月19日，南京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总经理戴娟被曝失联，次日南京银行发布公告称，戴娟同另外两名公司管理人员因个人原因，不能正常履职。此后，南京银行又以“戴娟等人并非上市公司高管，目前还达不到信息披露的标准”为由，拒绝披露深层原因。据媒体披露，戴娟于2月15日被南京市纪委带走协助调查。
据悉，戴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方兴未艾的中国债市，是首批银行间市场的债券交易者，无论从资历还是从知名度上来看，均可称得上南京银行的“债市一姐”。值得注意的是，刘士余在央行任职期间，是建立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主要参与推动者之一。业内人士称，刘士余与戴娟关系密切，戴娟被带走后，可能说出了一些刘士余的涉案线索。
另一条同刘士余关系密切的线索则涉及5月主动投案的另一名高官——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业内人士称，秦光荣之子秦岭曾任华融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以及华融国际行政总裁。有消息称，在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因涉嫌违纪被查半年后，2018年11月，秦岭也被有关部门留置调查。
业内人士说，秦岭在2011年2月至2015年10月曾任中国农业银行全资附属机构农银国际行政总裁，这段经历和曾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的刘士余有一年的交集。而刘士余和赖小民的交集就更多了，两人都曾在中国人民银行任职多年，其中1998年至2002年间，二人均任职央行监督二司副司长，有4年的共事经历。
刘士余究竟涉及什么案情，还有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业内人士认为，任职证监会时没有经历过指数熔断机制的刘士余，却在离开金融系统后，经历了自身的仕途“熔断”，这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的是，刘士余卸任证监会主席后，任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这被外界视为从证监会主席这个“火山口”退下来后“平安落地”的标志。刘士余在5月13日还出席过接见外宾的活动，6天后就主动投案去了。
情理之中的是，今年1月11日至13日举行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提出紧盯重大工程、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部门和行业的监督，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同时近两年来，反腐败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艾文礼、王铁、秦光荣等中管干部先后主动投案。
官方对刘士余的通报，还将其称为“同志”；“涉嫌违纪违法”的表述中，也没有“严重”二字；他是“主动投案”，而不是“被查”；他是“配合”审查调查，而不是“接受”审查调查。当记者将这些措辞解释给刘士余的老乡们听时，一名刘士余童年的发小、家住兴四村的老大爷说：“主动投案好啊，希望他还能回来，还能认识我，这里还是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