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局中的英国:经济疲软 负担沉重 种族分歧加剧

5月25日,英国爆出大新闻:首相特雷莎·梅宣布将于6月7日辞职。英国再次招来世人注目,全球震动。

这其中的隐情和秘闻,估计只有伦敦贝克街221b的那位大侦探才能探查清楚全部的真相。脱欧迷局之下,这个李嘉诚倾注全力投入的国家,究竟会如何呢?







脱欧迷雾

1973年1月,英国加入欧共体。1993年11月1日,欧共体演进为欧盟。与德法两国相比,英国对欧盟始终若离若即。

最初,英国并不介入欧洲一体化,之后开始参与并逐步争取影响力扩大。但对于“欧洲政治联盟”始终抱着深深的戒心。

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一直对欧洲说“不”。撒切尔夫人曾是当时欧盟(或欧洲共同体)成员国政府首脑里著名的“Mrs. No”。到了90年代,梅杰政府延迟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批准,拒不加入欧元区。1997年以布莱尔为首的工党政府上台,英欧关系才有所改观。

2005年12月,卡梅伦当选保守党新一代领导人。在欧洲问题上,卡梅伦的政策主题是“欧洲改革”,从其理念和政治实践看,彰显了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精神,保持了英国政治家对欧盟“超国家”发展的固有警觉。但有所不同的是,卡梅伦坚持“英国留在改革后的欧盟”的立场,有很强的“改良主义”色彩。

2013年,卡梅伦做出在2017年底之前就英国是否退出欧盟举行全民公投的许诺。2015年,他当选首相后要求欧盟进一步改革并取得实效,否则英国将考虑退出欧盟。他对欧盟的改革建议包括:

其一、欧盟应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原则,确保欧元区成员国与非欧元区成员国的利益在统一市场内能被一视同仁。

其二、应强化欧盟的竞争力。

其三、欧盟应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原则,允许英国不参与“欧洲政治联盟”,不要把英国“拉进”任何形式的欧罗巴合众国,而且还要扩大欧盟成员议会的权力。

其四、不能滥用人员自由流动的原则,允许英国在数量上控制来自其他欧盟成员国的移民。

2016年2月欧盟峰会后,卡梅伦确定宣布英国于2016年6月23日就“英国是否退出欧盟”举行全民公投,最后结果“退欧派”胜出,卡梅伦首相也辞职了。




所以,英国脱欧,由来已久。而且,可以确信,脱欧不可逆转。








疑欧情节

第一、地理因素。

英国世居海岛,而“欧洲”是穿越英吉利海峡才能去往的大陆。这种地理上的区隔使得英国一直游离于欧洲之外。



第二、心理因素。

英国自傲于“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和文明。光荣革命之后,英国从一个岛国成为现代史上的第一个“超级大国”(1922年,大英帝国控制着世界上约4.6亿的人口,相当于当时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大英帝国全球占有的殖民地面积相当于地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领导世界200多年。

往日全球霸主的辉煌历史使英国人形成了“世界大国”的自我认知。因此,多数英国人不热衷于欧洲建设,不相信英国作为一个全球角色的命运要与欧洲一体化设想的成功捆绑在一起。

日不落帝国虽已是昨日黄花,但英伦绅士和女士们仍拥有含而不露的心理情节,一种不可言喻的优越感:想着与欧盟里卢森堡之类的成员国一样平起平坐,绝对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第三、情感因素。

直到今天,英国人中还普遍流传着这样一种感情:大不列颠所遭遇的大部分苦难都来自欧洲,而美国才是更忠诚可靠的盟友,因为在英国困难的时刻,美国从不吝于给予帮助。这从歌颂英国二战期间光荣对抗纳粹的纪录片中可见一斑。因而在感情上,英国人缺乏与欧洲大陆其他人民休戚与共的共鸣。


第四、思想因素。

英国始终认为,过于强大的国家机器会危害人类的自由,所以对欧洲大陆的强权总有一种戒备心理。当自己的生活要受到隔着海峡的巨大国家群体支配时,英国人就十分恐惧。丘吉尔1953年在议会下院发言时表示,“英国和欧洲的关系是由介词‘和’(with)而非‘之一’(of)表达的——我们和他们,但我们不是他们的一部分”。2016年2月12日,卡梅伦在德国汉堡演讲时坦言,“我们带有岛国的特点,独立、直率、对捍卫主权以及良好服务我们数百年的国家机构充满激情”。









政治保守主义

英国是保守主义的发源地,更是最强力的践行者之一。在英国保守主义者看来,欧洲一体化的建设过于宏大和激进,这与纳粹等建设美丽新世界的“政治工程”有某种相似之处,因此,英国对此持有高度不信任态度。1961年,时任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一本政治宣传册里指出,对于欧洲联盟,“英国更青睐一种基于经验上的渐进式合作,而不是纵身跃入黑暗中”。

欧盟如何建设,最后又导向哪里?英国人看不清,所以绝不愿意无保留地去参与其中。英国人对欧盟促进贸易等实际事务更感兴趣,而对欧盟的政治理想并不感冒。历任英国首相都对欧盟的政治理想缺少回应。卡梅伦更是在脱欧公投之前明确且强烈地要求欧盟允许英国不参与“欧洲政治联盟”,不要把英国“拉进”任何形式的欧罗巴合众国。





脱欧前景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脱欧对英国毫无好处,尤其短期将承受经济上的严重的负面冲击。比如据国泰君安宏观团队深度研究,他们测算认为,无协议脱欧会致使英国GDP可能负增长达到2.92个百分点。因此就有人认为英国的脱欧或许会出现逆转。

这大大低估了英国人的决心。脱欧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及其政府都不愿意GDP发生负增长,但并不意味着无法承受。今日的脱欧,本质上更像是英国对传统的回归,不可逆转。

在英国民调机构YouGov5月13日发布的欧洲议会选举民调数据中,上个月成立、主张与欧盟一刀两断的“脱欧党”,在选举前的民意支持率已大幅领先其他政党,以34%的支持率名列榜首,已上升至排在第二位的工党(16%)的两倍,后者的支持率较4月底的民调下跌了5个百分点,而前首相特雷莎·梅领导的执政党保守党的支持率已跌至第五位,仅为10%,排在支持留欧的自由民主党(15%)和绿党(11%)之后,仅领先于4月成立的另一主张留欧党派改变英国党(5%)。







脱欧进程不可逆转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英国留在欧盟最大的利益在于欧洲市场一体化。现在美国正在通过贸易战与欧盟、日韩等构造零关税、零补贴和零壁垒的新国际贸易秩序,英国在欧盟市场一体化的利益也可以在这个新圈子来实现,继续留在欧盟的意义减弱。

退出欧盟后,英国仍有能力在其关切的国际事务中保持现有的影响力,透过欧盟发声的意义不大。尤其脱欧后,反而可以增强英国的独立性。

脱欧后,英国可以在经济政策上充分发挥主权国家的独立性,而不再受制于欧盟的法规的限定。

脱欧后,在英国的欧盟公民及在欧盟的英国公民的居住权将在一夜之间消失,转而受当地移民法律的约束。这符合众多英国原住民的诉求,也有助于缓解英国当下移民问题引起的社会摩擦。

对于欧盟的若干政治和社会理想,多数英国人不以为然。脱欧后可以不受制于欧盟的若干政治正确规范的束缚,英国人反而会如释重负。

因此,即便短期或中期内,英国可能会承受负面冲击,甚至很可能是很严重的负面冲击。但从长期看,英国更乐于享受脱离欧盟圈子的自由空气,尤其是英国有自己引以为傲的政治和社会治理传统,脱欧后,这种传统将无拘无束地发挥作用。





脱欧迷局下的经济形势









疲弱的经济增长形势

次贷危机发生后,叠加欧债危机的影响,英国经济在2008至2012年间陷入衰退与低迷,2013年逐步迈上脆弱复苏之路,2014年4季度GDP增速见顶后,英国经济又落至低速增长区间。




2018年英国GDP增长率为1.4%,与2017年1.8%的增长率相比,增长乏力的态势更加明显。2019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为1.8%,与预期持平,前值1.4%。

从季度环比数据来看,增长态势相对疲弱。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认为,由于英国和其他欧盟国家企业,在临近此前设定的英国脱欧截止日期前,大量“囤货”,带动今年第一季度英国GDP环比增长0.5%。不过,英格兰银行预计经济增速在第二季度将回落至0.2%。




但通胀数据还算理想,2019年英国4月CPI同比增长2.1%,预期2.2%,前值1.9%,基本可以确认摆脱了通缩的风险。







待改善的国际收支

2018年,英国的贸易赤字为697.31亿美元,在G7国家中,绝对额仅低于美国(7828.83亿美元)。其经常项目赤字在GDP中的占比在G7国家中是最高的,2018年达到了4.42%的水平,其次是加拿大的2.79%,再次是美国的2.58%。好在英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比较强劲,2018年的FDI为498.72亿元,平衡了国际收支。但长期看,贸易赤字仍将困扰英国经济。





低失业率下的薪资增长恢复



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的3个月中,英国失业率为3.9%。这是1975年以来该国失业率首次低于4%,远低于法国的8.8%和意大利的10.5%。

同时,英国工资水平出现了强劲的上升,含奖金在内的平均每周获利较上年同期增长3.3%,为截至2008年7月的第三季以来最大增幅,平均周薪达到495英镑(约4000元人民币),创下2011年以来最高水平。

但经济学家警告道,劳动力市场的景气或许不能持续,因为当下的薪资上涨更多的是脱欧预期下,民众和厂商增加备货引起的短期需求上升造就的(英国净进口的规模很大,一旦无协议硬脱欧,贸易可能受阻,所以民众和厂商在努力增加存货)。这种状况是难以持续的,所以薪资的增长或许也是难以持续的。







有待控制的宏观杠杆率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截至2018年6月末,英国的宏观杠杆率高达280.1%,其中政府债务杠杆率为109.7%,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率为86.3%(这里的杠杆率是居民总债务/GDP,前面提到的杠杆率还是居民总债务/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两个指标都暗示着英国的债务水平仍高于OECD的平均水平。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杠杆率则相对健康,仅为84.1%。




所幸的是,英国银行系统处于过去十年最健康的时期。2017年银行体系的不良率仅为0.73%,远低于2011年峰值时的3.96%;2016年监管资本对风险资产的充足率高达20.8%,差不多是过去20年的最高水平。充足的监管资本,使得英国的银行系统基本面远比欧洲其他国家更加强劲。加上,英国直接融资体系高度发达,金融市场对风险定价和分散的效率很高,这些都为宏观经济提供了充足的风险缓释空间。也就是说,经济面临中期的深度衰退也不会引起银行系统的过度动荡,相反,稳健的银行系统则有助于经济保持稳定或是从衰退中更好地恢复。






自由而不轻松的英国人民








G7中最高的劳动参与率

英国居,大不易。为了应付高昂的居住成本和儿童照护费用,英国人参加工作来养家糊口的意愿非常高。2017年英国劳动参与率为78.5%,居G7之冠。而同年OECD的平均值72.1%。




高于平均水平的每周工作小时

劳动参与率反映的是参与劳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每周工作小时数则反映了工作强度,2019年一季度英国人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长为37.5小时,这高于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显示出了英国人的辛勤程度高于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


从一年的总工作时长来看,英国人在G20中并不勤奋,2018年英国人全年的总工作时长为1538小时,同比德国人是1356小时,法国人是1526小时,美国人则是1780小时。

德国人的效率真是惊人,更少的工作时长,更高的工作效率,所以德国人的平均小时工资是最高的,达到35美元/小时,为下表六国之最。英国的平均小时工资为28美元/小时,处于中等水平。



这里要插播赞美一下咱们勤劳的中国人,现有各种媒体报道,中国人的工作时间在世界上最长,达到每年2200小时甚至更多,每周工作时间达50个小时,比世界平均时间每周36小时高38%,不仅远超高收入国家(OECD成员国的平均数不过为1746小时),也远超多数发展中国家(墨西哥人的每年工作时间达到2258小时,不过效率似乎不敢恭维)。据中央电视台、国家统计局等联合发起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结果显示,除去工作和睡觉,2017年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为2.27小时,较三年前(2.55小时)有所减少。

相比而言,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国民每天平均休闲时间约为5小时,为中国人的两倍以上。“工作太忙,没有时间休”是主要原因,占比达45.6%,次之的原因是“单位无带薪休假制度”,占比为20.0%,而“竞争压力太大,担心失业”这个理由占到12.8%。






缓慢增长的可支配收入

随着GDP增速的放缓,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也非常缓慢,2016年增速为0.1%,2017年则是负增长0.2%至32039美元/人,低于德国的38966美元/人。



居民可支配收入疲弱,自然妨害了英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使得居民的杠杆率拐头向上提高至2017年148.9%(居民债务/居民可支配收入),而德国是93%,美国是109%,法国是120%。

英国居民部门的去杠杆压力很大,其杠杆率在2007年见顶165.2%后,一路下滑至2015年的141.2%的低点后,2016年开始又拐头向上,成为英国经济的隐患。谁能知道,高杠杆会在何时变得脆弱和难以持续,进而演化为经济衰退,又或者是居民陷入债务陷阱,消费由此而长期低迷为经济增长蒙上阴影。





英国社会福利体系






制度演进简史



英国战后的社会福利体系主要是根据《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启发构建。1948年,英国执政的工党推出“抵制收入能力中断和被破坏的社会保险计划”,该计划强制缴费,而在约定的保险事件发生,强制投保的公民将获得定额的待遇给付作为回报。借此,工党政府试图实现自由与计划经济、民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社会发展新模式。

“大政府”模式下的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伤害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到了20世纪70年代左右,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弊端显现,屡次深度衰退侵蚀着英国经济和社会的生机(英国病)。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修正,其社会和经济改革议程的核心是承诺“缩减政府职能”。她发起了一场激进的、由自由市场驱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包括高调的私有化举措,一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以及降低税率和公共支出的整体水平。随后的梅杰政府继承和发展这些政策。

学者们认为,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期间,英国从“福利国家”转变为不再重视社会权利的“竞争国家”,提高全球市场经济竞争力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

但是关于“福利”政策的争论自始至终没有停止,英国朝野对此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阵营:

认为“福利”制度的弊大于利,因为向“不值得帮助的穷人”提供财务支持将会削弱他们工作的激励,进而这一阵营主张抑制社会权利,削减福利;

认为贫困和弱势的产生,更多的是结构性原因造成的,而非懒惰等主观原因,所以这一阵营强调社会正义优先于工作激励,主张对贫困和弱势的群体提供福利帮助。


这两个阵营的博弈,促进了布莱尔政府推行“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就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肯定自由市场的价值,强调解除管制、地方分权(非核心化)和低税赋等政策。在福利政策上,布莱尔政府要求失业者有义务积极寻找工作,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条件性”稳步增强,处罚也变得愈发普遍。同时,也通过二次分配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特别是聚焦于有子女家庭的税收抵免,因为布莱尔政府做出了减少并最终消除儿童相对贫困的激进承诺。

布莱尔时期的英国经济表现强劲,GDP增长超越了许多邻国。失业率下降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未曾见的5%的低值;同时通胀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首次较长时期保持在3%左右。不平等虽然没有实质性减少,但是不平等的扩大至少止住了,以儿童为重点的干预的确也显著减少了儿童相对贫困。

与法国相比,英国对“竞争国家”有更多的共识,新自由主义居于上风,强调个人的自立和自觉,实施有限福利。英国面向工作年龄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演化为由缴费型、家计调查型、普遍福利和私人补充性保障组成的大杂烩。“条件性”则用来保持和增强工作激励,以求避免法国发生的那种主动失业。






全民医疗服务

全民医疗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简称NHS)是英国政府向英国公民提供的(almost)免费医疗服务。NHS的资金来源是税收,还有非常小的一部分——1%左右来源于向病人收取部分处方药的处方费(prescription charges),注意,牙科治疗与视力保健不在NHS,因为免费的午餐谁都想要,就会造成资源的滥用,对此,经济学“公地的悲哀”模型就有精妙的解释。



NHS实行两级医疗保健制度:

第一级为基础医疗保健(Community-based Primary Healthcare),主要由社区诊所的家庭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GP)和护士构成。

第二级为医院服务(Hospital-based Specialist Service),由专科医生负责重病和手术治疗,包括接诊由家庭医生(GP)处转来的病人、处理重大突发事故及急诊病人。英国公民和满足条件的外国居留者都能免费享有这一医疗服务。

NHS的好处不言而喻,其中最大好处就是极大地满足了英伦人民对“人人享有平等的医疗,不管贫富和身份”的平等价值观。其次的好处是极大地改善了英国人的健康水平,世界卫生组织每年出版的《世界卫生报告》,英国医疗卫生系统总成就排名长期位列全球前十,健康绩效超过美国。





但问题也同样突出,免费的东西总是供不应求,导致医疗需求难以得到及时的响应和满足。据英国卫报报道:2017年冬天有超过10万名病人不得不在救护车上等待至少30分钟。设想一下,濒危的病人及其家属在这样的等待中承受的是何等的焦虑。这印证了哈耶克的洞见,社会福利必不可少,深受公众的期待,但是一经政府垄断提供之后,就会失去活力,陷入某种僵局。这类好的社会理想和目标,我们现在还缺乏好的办法和路径去达成。

英国对NHS的改革主要是两条进路:一是政府促进全科医生相互竞争,给居民更大的自由选择空间;二是增加私营医疗服务机构的竞争,鼓励民众自愿向私营保险公司购买医疗保险,并到私营医院看病,享受个性化的特殊医疗服务。




其他








穆斯林移民与身份认同



2016年英国穆斯林协会(Muslim Council of Britain)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5年底,在英国生活的穆斯林人口近280万人,与10年前相比增长近一倍。而且,穆斯林当下依然是英国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宗教群体。

英国穆斯林协会表示,超过一半的英国穆斯林是在国外出生的,不过他们对英国有较强的认同感。调查显示,73%的英国穆斯林认为他们唯一的国家认同就是英国,只有6%的英国穆斯林不会说英语。

当然,引起英国和国际社会忧虑的是少数极端的穆斯林对宗教的执着,成为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他们对异教徒持有的极端态度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安全问题的源头。

英国主流民意认为:宗教之间、种族之间的和谐、容忍与节制的共存需要时间,需要磨难,需要代价。因为相信人类文明向着更好方向而去的人们,对穆斯林信教者仍保持着宽容和期待。全球当下的穆斯林恐慌,本身就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难题。





国家竞争力

英国仍是全球创新的最重要源泉国之一,尤其是在基础科学上,英国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2018年英国在“自然指数”中全球排名第四,即在化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生命科学及物理科学4大核心学科领域的高质量论文产出水平上居全球第四位。另据OECD数据,2017年每千人雇员中英国有9.04人从事研究工作,高于OECD成员国的平均数8.29人,也高于美国的8.93人。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发布了《全球竞争力报告2018》中,英国的全球竞争力排名第八,尤其在运行良好的市场、顶级创新生态系统和商业活力等三个维度中表现突出。






全球化的前路


脱欧是全球化的另一种探索。只要全球化的进程不会长时间中断,那么留欧还是脱欧,对于英国都不是那么重要。从某个角度讲,留欧的风险要大一些。在欧洲大陆,民族国家林立的地方创建超主权的政治经济联盟固然是一场伟大的实践,但仍很可能是一场激进的实践,与英国的精神内核相冲突。英国传统中,分散与自由更值得信任,松散的联盟更易保持活力,而紧密的民族联盟则有脆弱性,比如欧元的维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

脱开政治,英国或许能更自由坦荡地融入全球化历程。现在,美国正在试图建立零关税、零补贴和零壁垒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结语

脱欧的迷局之下,很多人由此认为英国的前途黯淡难明。但事实上,脱欧与否,都是一个短期因素。英国自光荣革命起,就是全球化的领导者,其优势在于制度的进化和演进。

作为全球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策源地,英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着源源不绝的思想燃料。只要人类还在自由思考,那么所有的发展问题都不会是不可克服的难题。所以,长期看,英国这个善于思考和实践的国家,依然将是未来全球中最重要的支柱国家之一。

这或许是巴菲特、李嘉诚等大投资家看好英国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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