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是4298亿美元，货物进口1539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2735亿美元。
但美国商务部统计显示，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出口1304亿美元，货物进口5056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为3752亿美元。
为什么中国海关总署统计的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与美国商务部统计的货物贸易逆差，相差了1017亿美元？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许宪春近日在上海财经大学演讲时解释，这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的对美国货物出口数据，和美国统计的从中国的货物进口数据之间的差异，这一数据的差额（758亿美元）占了整个中美贸易差额的76%。
其中有几大因素，比如计价方式、转口贸易、贸易加成、旅行项目中包含货物等。
现行贸易总值统计方法扭曲了真相
从计价方式看，许宪春说，中国货物出口统计采用的是离岸价（FOB），美国货物进口统计采用的是船边交货价（FAS）和到岸价（CIF）两种价格。这就意味着，美国按照到岸价计算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价值中，包含了从中国口岸到美国口岸所发生的国际运费、保费等，而中国按照离岸价格计算对美国的出口，并不包括这些费用。
另外，转口贸易中会发生两种加价行为。
一种通常针对加工贸易货物，这些货物在离开中国关境后被中间商购买，然后以更高价格转卖给美国买家，于是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价格出现加成，但这个加成中国没有得到。
另一种是经过中国香港转运到美国的加价行为。这是因为货物在香港被进一步简单加工后产生了增加值，或由于逐利而抬价。美国依旧把这部分视为中国内地对美出口的一部分，而且统计加工后货物的进口总值。这部分增加值或抬价推升了统计差异，但这部分中国内地也没有得到。
关于旅行项目包含货物，许宪春说，中国很多旅行者在国外购买大量产品，已经是货物进口很大一部分，也就是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中的旅行项目包括了大量货物，但这部分实际上被计入了服务贸易进口，没有计入货物贸易进口。
其中主要包含两大类内容：第一大类是旅行，包括旅游、留学、医疗等；第二大类是运输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等生产性服务业。
中国的服务贸易长期是逆差，对美国也是长期逆差，但是这个逆差大部分来自旅行项目的逆差，“如果把这部分服务贸易的逆差转到货物贸易，就会冲减相当一部分货物贸易顺差。”许宪春认为，这部分本应计入货物贸易进口却被计入了服务贸易进口，导致了中国货物进口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加大了中国对外，尤其是对美的货物贸易顺差。
另外，许宪春说，仅考虑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是不全面的，近年来中国对外服务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其中对美服务贸易逆差快速增长。
据中方统计，2006~2016年，中国来自美国的服务进口额由144亿美元扩大到869亿美元，增长了5倍。2016年，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逆差高达557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23%，占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总额的22%。所以仅考虑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而忽视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顺差是不妥当的。
许宪春说，分析贸易情况，可以从两个角度看，一是贸易总值，二是贸易增加值角度。
目前海关统计都是按照贸易总值统计，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个产品往往是全世界很多国家共同参与制造，比如货值几百美元的iPhone手机，虽然从中国出口，全部按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计算，但实际上中国获得的附加价值不到10美元。
“按总值来计算，往往会夸大双边国家之间的贸易差，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差。”许宪春说，贸易总值统计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的不适用性导致了“统计假象”，扭曲了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状况。
比如，“两头在外”的模式，在统计上就会表现为对原材料来源国家（地区）如日本、韩国等的贸易逆差，对制成品去向国家（地区）如美国等的贸易顺差。
世界贸易前总干事拉米就认为，现行的贸易总值统计方法扭曲了贸易的实际情况，他提倡改革贸易统计方法，推进全球价值链研究，以贸易增加值统计弥补传统贸易统计体系的缺陷，合理还原事实真相。
贸易逆差背后的利益顺差
许宪春说，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顺差记录在中国，但贸易背后的利益顺差多在美国，总体上多方均实现了互利共盈。
根据商务部委托中国全球价值链课题组所做的《2010-2016年中美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如果2017年有关参数保持不变，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每1000美元货物所拉动的中国国内增加值为646美元，中国从美国进口每1000美元所拉动的美国增加值为814美元。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向美国出口1000美元货物中，有354美元用于购买位于产业链上游国家（地区）的原材料或服务，646美元形成中国居民的工资、企业的利润和政府的税收等项目。这一数值在美国则为814美元，远高于中国。所以，同样的出口额中，美国居民、企业和政府实际获得的利益更大。
许宪春说，从投入产出表来推算，出口对中国和对美国的增加值拉动是不一样的。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货物拉动的中国国内增加值为2776亿美元，中国从美国进口货物拉动的美国国内增加值为1253亿美元。
所以基于贸易增加值统计的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仅为1523亿美元，比基于贸易总值统计的中美货物贸易顺差2758亿美元降低了44.77%。
“这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贸易总值情况下很多是由其他国家产生的，中国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利益，所以基于贸易增加值统计更加客观。”许宪春说。
另外，统计数据也显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贡献者”并不只是中国本土企业，还包括广大的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在华的美资企业贡献了相当一部分。
从2007~2013年，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差额的贡献都在50%以上，也就意味着外企占到了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半壁江山。尤其是2011年，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对外货物贸易顺差的贡献达到84.29%，近几年有所回落，2016年这一数值到了28.64%。
“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的跨国生产、经营、销售行为导致的。”不仅如此，许宪春说，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还获得了丰厚利润，增加了美国的国民总收入和国民财富。
许宪春说，对美出口货物的价值，一部分是中国本土企业附加的价值，一部分是外商投资企业附加的价值。
外商投资企业附加的价值再分解，一部分是外商投资企业所产生的工资和税金，这应该是留在中国国内的，另一部分是企业利润，其中有一部分是汇给母公司变成投资收益，还有一部分利润留下来，变成对华再投资。
“这部分变成美国在中国金融资产的增加，进入美国对中国资本金融帐户里面，增加美国的金融资产，也就是增加美国的国民财富。”
因此，许宪春认为，分析中美双边贸易关系不能只关注货物贸易差额，却忽视货物贸易背后对应的跨国企业获利和资产负债变化。忽视这一点就会低估货物贸易对双边经济的互利关系，也会低估美国企业从中美互惠贸易中的得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