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政府5月10日开始对中国2000亿元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后，北京时间5月13日晚间，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宣布，对已加征关税的600亿美元清单的部分美国商品，分别加征25%、20%或10%的关税。此前加征5%关税的税目商品，将继续加征5%关税。
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在最新一轮谈判无果之后，矛盾似乎正在走向升级。主动重燃战火的特朗普政府称，美国的理由是中国存在“反悔”行为，美国媒体更称“中国想改变与美国贸易协议草案的几乎所有内容。”但是中国外交部5月14日反驳称，是华盛顿方面在谈判过程中一再试图改变谈判条件。双方隔空指责又不约而同避开协议内容细节的做法，让外界无法一窥其中真相。中国是否存在“反悔”的可能？其背后的理由又是什么？
集体领导与协商制度
首先，从中共的权力架构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目前是7名，包括海外熟知的集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和世人眼里的“宰相”国务院总理。
这几位政治局常委享受同等的正国家级待遇，每个人分管不同领域的工作。比如中共十九届七位政治局常委包括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管党务和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王沪宁、作为“党鞭”的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和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
2017年10月25日，刚刚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采访十九大的中外记者见面（图源：Reuters）
中共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核心，其他六常委各有分工、和而不同的政治组合架构已经确定（图源：新华社）
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形成习近平“谋势”、李克强“做活”的政治格局（图源：Reuters）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中共最高决策层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三（图源：新华社）
2018年4月，刚当选全国政协主席不久的汪洋，出席中财委的首次会议，这被认为是其前任俞正声未有的政治待遇（图源：Reuters）
现代化进程与挑战中，中国需要一个具有权威的政治核心，这是30年以来王沪宁未曾改变的政治观点（图源：新华社）
赵乐际（左）领导中纪委反腐大体延续了王岐山（右）任期的节奏，同时也有新的特点（图源：AFP）
韩正目前是中共国务院及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图源：新华社）
长期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通常被视为中国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在组织原则上践行民主集中制。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共吸取历史教训，积极推进政治局常委会的“集体领导制”。
在此制度下，即便身为最高领导人的中共总书记，也要与其他中共政治局常委集体协商，在多数同意后共同做出最后决策。在中共十八大之前的十年，这种状况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其他常委权力日益坐大，中共高层政治形成了所谓 “九龙治水”的分权结构。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当时曾经将此称之为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由此可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巨大影响力。中共十八大之后，虽然形成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强势中央，但是集体协商制度并没有改变。
在如此权力架构之下，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负责中国国内包含实体经济和金融在内的国家宏观经济决策。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 发改委）负责整个中国实体经济的政策传达和指引，中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简称 金稳委）将统筹金融监管框架改革，协调各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分工与具体的监管工作。
习近平和刘鹤的角色
近期中美贸易战谈判情势急转直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5月9日至10日带队访美谈判几乎是无果而终。美国政府不停通过政客或媒体释放 “中国要为谈判失败负责”的舆论，美国的指责依据是“中国在反悔”，不过缺乏基本的事实根据，比如中国反悔了什么？
看起来唯一貌似有具体指向的路透社称，中国将美国150页的协议内容做了大量更改，随之有港媒言之凿凿地报道，中方谈判团队呈交的包含了更多承诺的协议提案被最高层否决，习近平说“我会对所有可能的结果负责”。 因为新提案里中方的让步程度不够，这才导致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
从前文中共的权力架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虽然习近平是中共的领导核心，但是并不可能如外界臆测的那般“权力任性”，仅仅凭借个人喜好去更改所谓中美贸易战的所谓协议文书内容。其一是因为中共领导层的集体协商制度仍然存在。其二是按照中共一贯擅长的“长线规划”战略，中南海高层也不可能如美国所称的那般“出尔反尔”。当然，博弈与沟通过程中，中美不同意见一定存在。哪怕是两个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在双方签字之前均有权力对文本内容提出修改意见，更何况中美两个大国这么复杂的贸易关系？
当然，在中美贸易战谈判的过程中，作为中国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态度至关重要不必否认。就如刘鹤与美方的多次谈判中，如果某次带有“习近平特使”头衔赴美就会被认为该次谈判至关重要。
因为当刘鹤以“特使”头衔出席谈判，相当于他获得了授权，所代表的不仅是中国政府，也代表了习近平，甚到可能代表习近平签署一些文件。从这个角度看，在中美贸易谈判拉锯战过程中，某种程度上刘鹤只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乃至整个中共决策高层的前台代表。或也正是如此，所谓中方大量改动文本、习近平要对中美贸易谈判失败负责直说才能得以存在并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