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上世纪的“二战”和“冷战”期间，美利坚大陆上悄悄地展开了一系列精心布局：
波音公司的B-17、B-29 轰炸机生产线，从西雅图本部陆续分散到了华盛顿州的埃弗雷特二厂、加州洛杉矶的英格尔伍德工厂以及堪萨斯州的威奇托等地；
通用汽车在底特律、密歇根等工业地带之外，生产线挺进了南部和西部阳光地带；
NASA（美国航天管理局）把喷气推进实验室放在了加州，宇航员训练和任务控制中心放在得州，肯尼迪航天中心放在佛州，航空航天部件研发与制造中心则放在了华盛顿州、俄亥俄州……
这些种种动作，被称为“关键产业备份”。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产业、经济和人口格局的演变，西部和南部地区彻底崛起，成为著名的“阳光地带”（the Sunbelt），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政经版图。
如今，历史再次上演了惊人相似的一幕。
翻开今年7月发布的的三中全会《决定》，映入眼帘，最未雨绸缪的一句话就是——“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
简短却至关重要，关乎大国命运。
事实上，这几年在我们的“大后方”，早已动作频频，重庆、四川、贵州等省份，相继被委以重任：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飞速崛起，成都成为京沪之后第三个拥有“双国际机场”的城市；
川渝地区高举“产业备份”的大旗，培育的产业合作示范园区，数量突飞猛进；
贵州“六大产业基地”工业总产值，实现“大跃进”；
就连关中、中原、长株潭等地区也瞄准国家战略基地的目标，不甘落后……
回望百年历史，这是中国的第三次“产业备份潮”。每一次“备份”都是历史的大转折时刻，带来城市格局的大洗牌。
这一次大国的“关键产业备份”潮，又将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
1
国家急了，一步紧似一步，应对大变局的决心非常明显。
就在节前，高层文件明确指出，要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
这又是一声明确的集结号，节后消息传开，四川、重庆股票迎来一波涨势。
尤其是今天，“四川概念”引爆市场，只要名字带个“川”字，如四川长虹、四川金顶、四川路桥、四川九洲，全都强势涨停。为什么？正是这一战略布局的冲击波。
事实上，如果把视野放宽，站在历史的角度上看，就会发现这已经是中国第三波产业备份潮了。
第一波产业备份潮，是在抗战时期。大批民族工业和国内顶尖高校搬迁至西南地区，保留了工业和教育的火种，其中大部分的厂矿也迁到了四川。
那时候的四川，就是中国最后的民族工业基地，至关重要，最高峰时供应了六成以上的民族军火工业。
第二波产业备份潮，发生在20世纪60～80年代，它的名字让很多人记忆犹新——“三线建设”。
在中西部13个省区，开展了一场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旨在加强国防备战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
来源：《中国共产党100年地图集》
那可是一场浩浩荡荡的大迁移：
50万技工家庭，400万建设大军，或拖家带口、或别家舍业，从北京、上海、哈尔滨等中心城市出发，将大批当时属于顶尖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科研院所带到中西部。
中国也由此“复刻”了第二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这十几年的时间，以攀枝花市为代表的四川再次脱颖而出，建成了300多个大中型企业，覆盖了全国160个主要工业行业中的95％。
如今，四川是全国为数不多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31个制造业大类的省份。
也正得益于三线建设，四川绵阳，一个三线城市，却能吊打一众科技强省：核医疗、西部硅谷、中国科技城、核武心脏......竟是它的“硬核招牌”。
可见，“产业备份”带来的泼天富贵，不可小觑。
2
如今，为何“产业备份”刻不容缓，再次被提升到大国重要的议事日程之上？
最主要的原因，显然也是形势变化的现实需要。
在疫情刚刚过去的时候，就举行了一次高层级别的会议，中央财经委的第7次会议，出现了“产业备份”这个词。目的，正是为了保障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
“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
此后，这句话又在高层重要讲话中，反复出现。
来源：求是网
疫情的直接冲击，是对中国产业链的一次考验，也带来了全新的问题：
当一座城市“静止”时，如何才能不对其他地区的生产造成冲击？
不管在武汉，还是在上海，停工停产都对产业链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汽车工业。上海“静止”时，超过8万亿的中国汽车产业陷入停滞，一条条汽车流水线被迫停下来。车企大佬们奔走呐喊——上海再不复工，中国所有整车厂都要停工停产了。
疫情可能造成产业链停摆，那么地震、洪涝呢？
“应对危机，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成为一个逐渐清晰的目标。
2022年1月，“产业备份”再次出现，在《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文件上。
这份文件明确提出：“支持布局建设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关键设备等产业备份基地。”
来源：中国政府网
而最近的三中全会《决定》再提“产业备份”，不仅是规格更高，而且加上了“关键”二字，可见重视。
眼下，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冷战与热战......此起彼伏，全球各种“黑天鹅”乱飞、“灰犀牛”横冲直撞。
而多数涉及核心技术的企业及产业链，均扎根在沿海地区。有一点风吹草动，对整个中国的产业链来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不能再等了！
不过，产业备份并非简单地把所有产业“复制粘贴”，从沿海搬向内陆，其主要指的是“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关键设备”。
具体而言，这些零部件、材料和设备可能包含：
高端芯片、先进材料、工业母机、工业软件、高端光刻机、高性能光刻胶......
举个例子：在飞行领域，中国教练机的生产有洪都和贵飞两家公司；超大型水轮机组的制造，有哈尔滨电气集团和东方电气集团两家公司；航母甲板用特钢的生产，有鞍钢和宝武钢两家公司。
但是，生产超一流压缩机的沈鼓集团，却是国内罕见的没有“备份”的企业。2009年，沈鼓集团为天津石化项目开发出的第一台国产百万吨级裂解气压缩机，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够自主研发顶级压缩机的国家。
像这样的企业，就应该考虑“备份”了。
3
某种程度上来说，第三波产业备份潮，堪称是新一轮“三线建设”。哪些省份将被委以重任？
答案，绕不开川渝。四川和重庆，简直是大国天然的战略腹地：
天然气等多种能源丰富；
粮食、油料等农产品供应充足；
交通物流发展水平高；
较高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智能制造水平......
一个是西部经济总量最大和人口最多的省份，一个是内陆地区唯一直辖市，组成的成渝“双城组合”，承担着大国战略腹地的重任，其战略重要性与日俱增：
2020年发布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提到，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成为国家重要产业链备份基地，唱好“双城记”；
《四川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中，“四川省地处长江上游、西南内陆，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是支撑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地区。”
2023年的《重庆市先进制造业发展“渝西跨越计划”（2023—2027年）》聚焦于建设国家重要产业备份基地和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包括但不限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先进材料等；
事实上，川渝地区早已紧锣密鼓，抓紧这一波“产业备份”的红利：
2023年10月，川渝地区已培育出35个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光是2024上半年，四川德阳新签约的项目中，来自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项目签约金额分别占比49%、11%。
这也印证了高层强调的那句话：新时期、新时代还是有一个大后方的概念的。
除了川渝之外，还有哪些城市，能迎来发展的历史机遇？
第一个，是贵州。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支持布局建设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关键设备等产业备份基地。”
可见，贵州这次也肩负了产业备份的历史重任。
第二个，很可能是西安。毕竟，陕西省的军工规模全国第一，而西安作为省会，又集聚了全省一半以上的军工企业，从业人员20余万人。整座城市的国防科技实力仅次于北京，排名全国第二。
今年全国两会上，陕西省就有代表提出建议，希望支持陕西成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主要承载地。这显然也是陕西在争取的一大发展利好。
此外，还有一批城市，也将陆续建立辐射力强、响应及时、成本适度的区域产业备份系统，覆盖环渤海、长三角、大湾区和关中、中原、长株潭等地区，形成全国一张网的联动机制。
若是能争取成为国家战略腹地，成功成为产业备份的承接地，这些地区将迎来新一轮产业、政策、资源的重新分配，这是“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重大机会，为产业升级安上加速器。
从具体推进上来看，产业备份本身也是一个阶梯性转移的过程。
智谷趋势首席研究员黄汉城分析道：掌握垄断技术的国企有可能通过共享图纸、技术人员、技术成果的方式实现产业备份与产业链转移。承接备份的企业需要复刻原厂的生产水平，尝试将核心技术落地生产，再检验产品的质量与合格率。
如果能够通过合格测试，证明该企业具备产业备份的能力后，该厂有可能会暂停生产，作为备份存在。但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备份厂能够运用已掌握的核心技术迅速补位。
这是一个有可能实现的路径。
没有备份就没有安全。战略腹地的竞争、产业备份的布局，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机遇。谁将脱颖而出，夺得先机？
相关报道：国运之战！中西部产业大转移，开始了
文|凯风
新一轮产业大转移，来了。
日前，国家层面印发文件，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加大对革命老区、边境地区、资源枯竭地区等政策倾斜，促进区域间就业均衡发展。
这些政策，置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主题之下，意在通过提升区域协调发展就业承载力，在国内打造更多就业集聚区和增长极。
事实上，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大转移，着眼的不只是就业，而是有着更全方位更深层次的考量。
去年底以来，多个重要会议和重磅文件强调，“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
这意味着，继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之后，中西部地区，迎来了新一轮发展机遇期。
01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是第一次。
最远的一次，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基于国防安全考虑。
当时，大量来自东部沿海、东北地区的工厂、设备、高校和技术人员迁往中西部，为其后来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打下坚实基础。
重庆机械工业、成都电子工业、西安国防工业的壮大，多数得益于此。攀枝花、十堰、六盘水、金昌等新工业城市的诞生，也是脱胎于此。
与今天不同的是，当时的东北，正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转移支付的最大贡献者，“老大哥”之说并不夸张。
最近的一次，是2000年之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量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东部迁往中西部，一直持续至今。
我在新书《中国城市大变局》中，将“产业西移”、“陆权复兴”作为改变中西部城市格局的重要因素，一众强省会的脱颖而出，与此无不关系。
早在2010年，国家层面印发《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提出产业转移要坚持市场导向、因地制宜、节能环保、深化改革的原则，依托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和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推动重点产业承接发展。
受制于土地、人力等资源成本的约束，一些附加值较高且对交通成本相对不敏感的产业，开始广泛向中西部地区布局，成都、重庆、郑州、西安、贵阳等地成了最大受益者。
成渝地区的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河南的手机制造、贵阳的大数据产业，均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正是借助产业西移，加上西部大开发、天量转移支付、大投资大基建等政策带来的助力，中西部地区一众省市后来居上。
西南经济赶超东北，成都、重庆跃居TOP10城市，郑州、西安等地晋级万亿城市，无不受益于此。
02新一轮中西部产业大转移，有何不同之处？
这一轮产业大转移，最大的不同在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让“国内大循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成了重点。
如果说过去20多年的产业西移，更是还是市场因素驱动，与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密切配合，背后不乏区域协调发展的的考虑。
那么新一轮产业转移，则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布局，对应的是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持续不断的大国博弈和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超预期事件。
因此，在全国层面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就成了重中之重。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这里的“重大生产力”，指的是国民经济与区域经济中起支柱作用、在“强链补链延链”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生产力。
而“关键产业备份”，指向的是“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要求是“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
这意味着，新一轮中西部产业转移，不再局限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向高科技产业乃至大国重器等层面扩展。
换言之，中西部内陆地区，不再是简单的产业承接地，而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中起到一定引领作用。
所以，这几年，国家在布局北京、上海、大湾区三大科创“双中心”之外，将成都、重庆、西安、武汉等地升格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引领周边地区发展。
同样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区先后涌现出一批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国家层面支持西部地区在特色优势领域优先布局建设国家级创新平台和大科学装置，布局建设一批应用型本科高校、高职学校。
那么，中西部哪些地区，能够担起“国家战略腹地”的重任？
腹地，相当于中心城市和前沿地区而言，有经济腹地、人口腹地、产业腹地和国防腹地之说。
一般而言，只要不是沿海沿边地区，都可视为腹地，广大中西部地区都在其列，但不是所有腹地都能称得上战略腹地。
要想担起战略腹地的重任，必须在经济、产业、区位、能源、人口等方面有着关键的一席之地，要么资源丰富，要么人口众多，要么产业基础一流，能作为重大生产力的承载地。
在这方面，经济实力较强、工业体系相对完善、创新要素聚集、交通区位一流且拥有超大规模优势的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等地，更具优势。
03中西部地区产业大转移，面临着全球产业大转移的直接竞争。
这一次产业转移，最大的变局在于国际层面，全球产业大转移的势头有增无减，是到中西部还是向东南亚国家迁移，就成了博弈的关键。
在新书《中国城市大变局》中，我用“河南的敌人是越南”、“中西部的对手是印度”来形容这种新的竞争格局。
任何产业迁移，都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但究竟是市场因素还是非市场的政治、地缘等因素，结果大相径庭。
可以看到，这一轮产业转移，一方面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抬升带来的影响，这是正常的市场因素，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各具优势，
然而，另一方面，全球地缘格局、大国经贸博弈带来的影响，充斥着复杂的政治因素，产业链安全成了首要考量因素。
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主动将部分产业转移到不具强势竞争性的地区，形成近岸制造、友岸制造的新格局，越南、印度、墨西哥成了最大受益者。
越南、印度等地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在产业转移上，与中西部地区形成了直接竞争关系。
劳动力众多、资源丰富、基建发达、超大市场规模优势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的优势，这也是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产业向中西部广泛布局的原因所在。
近年来，随着大基建大投资不断推进，中西部地区多个省份实现“县县通高速”、“市市通高铁”，剑指“市市有机场”，区位优势得到全面重塑。
与此同时，随着一带一路等战略的推进，在航空物流、中欧班列的助力之下，中西部地区一改内陆腹地的传统局面，成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与之对比，越南、印度等国家人口同样众多，且劳动力成本更低，而且利用新一轮地缘大变局，享受“左右逢源”的红利。
越南尤其典型。越南一边向中国靠拢，力图吸引中国产业出海，主动提出打造“中越高铁”等跨国铁路，可参阅《又一条跨国高铁，呼之欲出》。
一边又与欧美签订自贸协定，与美国、欧盟、东盟乃至东亚国家之间都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自由贸易体系。
当然，越南GDP总量才刚超过广西，出口总额仅与深圳相当，综合竞争力相对有限。
而印度虽然经济总量更高、人口更多，但识字率在主要国家中垫底，基建存在明显短板，短期尚不足为虑。
但是，在产业转移方面，越南、印度都是不容忽视的对手，中西部地区要想更胜一筹，除了国家战略的支持之外，更要强身健体、强练内功。
国家战略倾斜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但能否抓住这一机遇，考验着每一个中西部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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