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代打工者渐渐老去之前，新生代打工者早已悄然外出务工。他们比其父辈享有更好的自由度与物质条件。然而，在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也更加严峻了。
为此，我们专访了常年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张林秀教授。张林秀是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UNEP-IEMP）主任，兼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她还曾担任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REAP）中方主任。
张林秀常年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方铱霏 摄）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团队曾在跨度20年的时间里做过四轮百村跟踪调研。从最近一次调研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哪些新的趋势？
张林秀：第一，非农就业的比例持续上升。1995年，大概只有30%的农村劳动力在全职非农就业，2015年这一数字超过70%，同时有97%的家庭至少有一个人在外面打工。早些年有学者做过调查，非农就业会带来家庭收入增长，同时也会拉开农村家庭收入差距，没有非农就业的话，你就在收入的底端，但这些年来，非农就业开始缩小家庭收入的差异了，因为大家都出去了。从非农就业的类型看，外出迁移、外出自营工商业、本地自营工商业、本地就业中，外出迁移是增幅最大的部分。
第二，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非农就业比例都在上升。在上世纪90年代，外出打工的都是年轻人。但随着时间推移，女性开始出来了，中老年人也出来了，而且增幅更大，因为过去比例低。比如2015年41～45岁这个年龄段，1998年时只有23.3%的人外出打工，但到了2015年就有72.5%了。我们的四轮调查还发现，同一年龄段的群体出来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比如41～45岁这个群体，在第一轮调查时20多岁，只有60%的人出来。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如今小区和大楼里的保安基本都是中老年人，而过去是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城里的就业门路宽了，年轻人做别的去了，中老年人就来了。
《无名之辈》剧照
第三，年轻人（30岁以下）几乎都在非农行业工作。现在年轻人完成非农转型比他们的父辈还要早很多，转型早就完成了。比如在1998年，16～20、21～25岁的农民中，从事非农行业比例分别为60%、54.7%，到了2015年这组数字是91.5%、90.3%。虽然比例还不到100%，但30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没人从事农业生产了，根据我们实地调研，剩下约10%的那些年轻人可能压根就不工作。而从就业地域上看，这些年轻人也更趋向于去省外打工。
第四，社会流动性在减弱。1985年及以前出生的劳动力，代际间职业向上流动的比例更高，而1985年以后出生的劳动力，职业代际间向上流动的比例变低了，代际的职业向上流动更加困难。与父辈比较，子女的第一份职业愈发与父辈相近，职业代际传递越明显。举例来说，我们调查发现1985年以前出生的人，即使父亲是农民，仍有20%的人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如老师、医生、会计等；而1985年之后出生的人中，这比例降为11.6%。受教育年限是高了1～2年，但越来越多的子女正变成和父亲一样的农民或工人。
《长江七号》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根据你的调研，在特点和趋势上，打工二代（30岁以下）与打工一代呈现出什么样的主要差异？差异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张林秀：正如刚才所讲，这代年轻人的非农就业转型完成得更早，将来再从事农业的可能性更小。第一，他们对土地没有感情基础，老一代人还有些感情基础；第二，农业生产的回报率相对很低，他们也更缺乏农业技巧，不会种地了。老一代农民工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回流迹象，城里挣不到钱了可回去种地，不赚钱自己够吃就行。但年轻人是待不住的，无论有没有工作，他们会继续在城里寻求营生。
年轻的打工者愿意受到的约束更少，他们很多时候的想法是，找一个不受约束的事情做比什么都好，长远规划暂且不管。这其实也跟父母一辈为他们物质条件创造的相对好有关，很多打工二代的父母是打工一代，他们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年代去沿海打工，在容易挣钱的时代积累一点财富，为孩子创造了不差的物质条件，以至于很多打工二代的生活压力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虽然小时候可能会流动或留守，但物质上的危机感不会很强。
东莞的手机制造工厂装配线上的工人（图 | 视觉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根据采访，很多新生代打工者都是初中就辍学出来打工，不到30岁，但工龄已有10年左右，此前在家也几乎没有务农经历。这种现象普遍吗？为什么？
张林秀：初中就辍学者的确很多，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这背后是城乡教育的巨大鸿沟。根据我们早年调查，在中国的大城市，2013年的高中入学率是90%，贫困农村地区则是37%。REAP的研究发现，导致上述现象主要有四方面原因：其一是高中阶段教育的高学费，导致上高中的直接成本较高；其二是随着劳动力市场上工资迅速上涨，上高中的机会成本也越来越高；其三是农村学生无法获得积极的学业规划指导，让学生对教育回报率一无所知，甚至有错误认知，同时因为父母外出打工，家庭教育缺失，学校中老师只关注成绩好的学生，师生关系紧张；其四，竞争性的教育体系，让很多成绩较差的学生因为考不上大学或高中，就放弃高中或初中教育。
但近年来随着“控辍保学”和“基本普及高中”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完成高中学业后才会加入劳动力市场，从我们的数据也可以看出，近些年来18周岁以下的新生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
图 | 摄图网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新生代打工者辗转多地后不想进工厂，更愿意从事送外卖、快递等新经济领域的工作。在传统基建领域，年轻人更少。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张林秀：这个是要看行业。在江浙一带，上过职业中专的打工者至少还是愿意进企业或工厂的，这个不少见，很多还会从事办公室相关工作。但是辍学出来打工者，原本受约束力就不强，家庭条件可能也更加贫困，倾向于去劳动密集型产业。
互联网新经济这块其实是不稳定的，是依靠互联网平台爆发式的增长带来的岗位需求，万一这个平台没了，下一步怎么办？归根结底这些还是属于服务行业，不算实体经济，门槛也不高。这部分群体将来能有什么技能，还很难说。因为将来我们可能也会反思目前的生活方式，比如外卖、快递的不低碳与滴滴的安全问题已被关注。一旦有了此类行业约束和洗牌后，平台的去向和岗位需求还很难说。
2018年8月24日，武汉，饿了么外卖小哥在汉口街头休息。（图 | 视觉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打工者的一个梦想就是，能在老家或打工地拥有自己的一个小店，但实现者寥寥。当前农民工创业情况如何？一个打工者想要创业的难度大吗？
张林秀：我的理解是，自主创业很多时候就是打工者自营工商业，其分为两种：一种是做商品贸易、零售和跑运输等，一种是做手工活儿或餐饮等服务业。2016年自营工商业在非农就业里面比例并不高，约为15%。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贸易运输类的比例在不断升高，而手工、餐饮等服务业比例在不断下降，说明自营工商业也在朝着资本密集的方向在走，需要一定积累，对农民的抗风险能力也是一个挑战。
虽然有政策倡导，但真正能返乡并实现创业的人很少。在我们的数据样本里，农民工回流占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比重是4%～5%左右。其中以中老年人居多，本身创业就有困难。他们回来之后干什么？根据调查，回流人口中待在县城内的那部分近期内大约1/3从事农业，约40%从事非农，近1/4的人回来后是无所事事的。如果按照回流比例将数据相乘，真正返乡之后能自主创业比例是极低的。
年轻打工者的创业心愿可以理解，这是打工者共同的愿望。上一代人也有，只是当时营商环境没有现在这么灵活。那会儿以实业为主，需要积累和投资，现在新经济了，人们的创业愿望表达更清晰迫切了。创业其实有两个理解维度，一是要发展自己的事业，二是失败后的一种无奈选择。
2018年11月15日，上海，等待接单的外卖小哥。（图 | 视觉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那在打工当地创业呢？可能性更小？
张林秀：在打工当地创业就更难了，因为虽然政府有意愿鼓励农民工在城里留下来，但要做到城市的社会融入都很难。我身边很多还在坚守的打工者都是为了孩子，曾经有段时间还能上公立学校，但大部分人是挣到钱之后就回老家了。很多大城市里的打工群体，生活上其实跟城里人几乎没有交集。比如保安和外卖小哥，我们不知道他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样的，但可以想象生存环境是糟糕的。我们只知道他们每天上班下班，但城市融入对这些群体来说基本没有。
从他们在城里的生活条件来看，农村但凡有一点能让人留下来的理由，他们可能都不会进城里。我们每一轮调研，都会问他们留在城里的意愿如何，回答都是非常强的，基本上没人愿意回去。城市融入将是我们第五轮调研的重点，聚焦城市社会融入，看看他们到底在城市融入得如何。
《李学生》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打工者在担心，会被机器换人、智能制造等产业升级措施给取代。这有可能吗？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他们未来出路在哪儿？
张林秀：智能制造是会削减岗位，但产业链也相应往后延伸，也需要人制造机器人，不可能一下子全部代替。关键在于，人自己得准备好。无论是被机器人代替，还是被比你知识水平和技能高的代替，其实是一回事。在奥地利，如果你想做一个农民，先决条件就是农学院的毕业证，对农田农艺要求非常高。所以应该担心是不是机器人来代替，而是被有更高技能的人过来代替。
职业教育和成人培训会改进一点，但是成人之后再培训成本更大、效率更低，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在他们要学技能前把知识水平巩固了，高中毕业肯定比初中辍学强。他们肯定会有担忧，这种担忧只有提升自己能力之后才会消失，要不就只有从一个类似的行业转到另一个类似的行业，重复这样的工作。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群体：初中辍学就出来打工，没有知识储备，没有一技之长。因为在产业升级大背景下，将来的就业市场可能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你得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我能想到的或许有一种可能，比如万一传统岗位进不去了，这些人可能会来替代目前城市里的中老年打工者，比如刚才讲到的小区保安，这个他们是有优势的。
《最爱》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一直强调教育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并说其作用会越来越重要，尤其是高中教育。为什么？
张林秀：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中国经济已经从增长转到了发展。发展的挑战比纯粹增长多很多，中国非农转型已完成了大半，应该挖掘下一阶段增长动力。现在中国（内地/大陆）经济的人工成本在快速上升，工资已经是亚洲各地区的第六高，仅次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但我们的生产率是否能跟得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推升人力资本提升。
以韩国和墨西哥为例，韩国顺利完成了从低工资收入到高工资收入的转型，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但墨西哥却没有。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差异。在韩国，上世纪80年代，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几乎每个学生都完成了高中教育，在经济开始转型时，较高素质的基本劳动力能够胜任经济和岗位升级的需求。而在墨西哥，城乡教育却差距明显，在农村只有40%多一点的孩子上高中，城里有70%～80%，这些劳动力难以适应经济和岗位升级的需求和挑战，最终墨西哥没能跨越这个陷阱。
实证研究也表明，教育对劳动力转移的工资、职业代际流动影响也很大，受过更高教育的劳动力，小时工资也更高，职业更好。教育无用论是很容易打脸的。
珠三角地区制造行业工人（张雷 摄）
三联生活周刊：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为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做好人力资本储备了吗？
张林秀：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上过高中的劳动力比例在24%左右。14～35岁青年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的占60.2%。城市有大约5000万儿童，而贫困农村地区也有大约5000万儿童。可以说，贫困农村地区儿童的教育状况构成了中国未来的劳动力素质底色。
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中，所有劳动力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为74%，25～34岁群体中上过高中的为72%。从这些对比看，我们还任重道远，低于墨西哥、南非等国。即使只看25～34岁的劳动力群体，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也只有36%，仍属于较低行列。
不过这也是之前的旧数据。现在国家在政策层面已加紧努力，但见成效也得十几年以后。我的看法是，高中纳入义务教育得加快，现在所有经济周转速度远远比之前快了，对高质量人力资本的需求也在提高。一个没有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工人往往会有读写困难，基本不懂英文，缺乏计算机技术等基本技能，很难适应经济转型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