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的美国人为美国梦而奋斗的立场，与他本人的对华政策及华盛顿的对华政策相似。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充满矛盾，他们一方面将中国视为对手，一方面又不重视这个对手。
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最近接受提名，成为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他是主要政党候选人中的第一位千禧一代，如果当选，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统之一。万斯曾在美国武装部队工作，还拥有耶鲁大学法学学位。2016年，他因《乡下人的悲歌：一部关于家庭和文化危机的回忆录》而全国闻名。在书中，他以自己的成长背景为例，解释美国乡村地区为何支持唐纳德·特朗普。他首次涉足政坛是两年前参加俄亥俄州参议员竞选。
由于从政时间不长，万斯的对华政策并不全面。而且一般来说，副总统对政策的影响力并不大，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与奥巴马总统关系密切，属于例外。不管特朗普第二届政府是否仍将存在这种情况，万斯的对华政策都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窗口，让我们得以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性。
▲8月25日，在接受NBC News采访时，万斯否认对华关税是让美国消费者埋单，称美国依赖中国反而会让美国消费者在危机爆发期间承担更高价格。
参议院任职期间，万斯曾起草过一项有关中国的法案，即第3945号法案，内容是“如果中国政府未能遵守金融、贸易和商业领域的的国际法，则限制其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和交易所”。他还和其他人共同制定了几份法案，其中多数法案是做做样子，只有少数人签字表示支持，预计不会获得通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法案主要与经济相关。
万斯对中国的言论同样集中在经济方面。他特别关注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经济构成的威胁，并呼吁把更多目光转向东亚，减少对欧洲的关注。在最近的全国保守党大会上，他发表演讲，表示：“对我国来说，在所有外交政策解决方案和答案里，最愚蠢的就是我们竟然让中国制造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竟然与中国开战……在我看来，如果能避免冲突，我们就不应该与中国开战，我们也不应该让中国人制造我们所有的东西。”这句话的语气与国会和现任政府的言论大不相同，也更能引起选民的共鸣。
与国会、媒体或其他参与政治活动的团体不同，美国人在制定政策时一般不受意识形态的驱动——堕胎和LGBTQ+群体的权利等宗教问题往往是例外。多数美国人的投票是基于外部世界对他们的直接影响，以及他们身边的人如何投票。耶鲁大学202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除了3.5%的美国人外，所有美国人都愿意原谅他们喜欢的候选人的不民主行为，只要这有助于实现他们的政治和政策目标。自称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的人都会投票给特朗普，因为他们厌倦了高昂的汽油价格。
当被直接问及时，他们表示，如果中国发动全面军事行动，他们会支持台湾，但他们更看重经济（32%的选民）、医疗保健和社会项目（16%）、移民（15%），而不是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6%）。和世界各地的民众一样，美国人可能对价值体系有远大抱负，但当基本生理需求受到威胁时，他们会关注安全、健康和经济安全（见表1）。
▲表1. 决定投票给哪位候选人时，优先考虑每个问题的美国选民百分比。数据来自Data for Progress。
在外交政策方面，大多数美国人愿意和对手直接进行外交接触，只要这种接触对他们有利，即使是那些有独裁政权或者存在侵犯人权记录的国家。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4 月进行的一项调查询问了美国民众关注的外交政策重点问题，结果显示，首要问题是保护美国免受恐怖袭击（73%）、减少非法毒品流入（64%）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63%）。近一半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限制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只有26%的人认为美国应该促进和捍卫其他国家的人权，18%的人希望美国在国外促进民主。
问题在于，如果选民更喜欢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为什么政客们的对华言论越来越意识形态化？
和特朗普一样，万斯在中国问题上也不是空想家，但他认同的意识形态对中国有影响。无论万斯的个人故事是否真实，他的故事都颂扬了作为个人价值的奋斗精神。这不仅仅是万斯克服困难的故事，也是对美国中下层阶级缺乏奋斗精神的批判。（或者，说得大胆一点，是对他们缺乏斗争精神的批判。）换句话说，如果你不奋斗，就不配过上好日子。
▲2024年共和党党代会期间的特朗普与万斯。
从逻辑上讲，如果人们没有过上好日子，却认为自己应该过上好日子，那么他们一定是在与某种东西对抗。必须时刻有一个敌人，有一个“他者”需要人们去对抗，否则，相信万斯的人就必须承认，是因为自身的缺点，他们才无法实现他做到的事情，即实现美国梦。当然，万斯（和许多其他人）很乐意为此效劳，他告诉选民，是“中国抢走了许多美国人的工作”，并“让数十万美国人陷入贫困”。
从意识形态、修辞和哲学角度看，特朗普和万斯都需要与中国对抗。实际上，大规模参与这场对抗将产生巨大的负面经济影响，是任何美国总统的政府都无法承受的。因此，万斯和特朗普的对华政策陷入了困境，没有简单的出路——特朗普不断发表自相矛盾的言论就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同样自相矛盾，因为他们将中国视为对手，但又不把它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要理解这种现象，意味着要承认中美关系的基础不能仅仅是共同目标，也应是通过相互妥协确保两国都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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