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开跑。
特朗普选了80后J·D·万斯搭档，出乎很多人意料。
特朗普为什么选择万斯？
主流观点认为，他是为了拿下“铁锈地带”的选票。
不过，很多人忽略一点：特朗普这是要争取年轻人的选票。
毕竟，特朗普已经78岁，万斯今年才40岁（1984年出生）。
而更关键的是，美国大部分年轻人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的情况：
自己一辈子，可能永远追不上父辈的生活。
而万斯，却给年轻人一种希望。
美国女作家兼记者安妮·海伦·彼得森，长期追踪流行文化和社会议题，她发现身边的年轻人也包括中年的自己，即使不停工作，也总有一种风雨飘摇的不安全感，还慢慢感受到了“倦怠”。
安妮已经拥有不错的人生历程了。
她出生在爱达荷州刘易斯顿市，一个只有3.4万（2020年）人口的小城，放在国家版图中的感觉，让中国人来想象一下——可能有点像黑龙江佳木斯吧。
从邻州普通的惠特曼学院拿到学士学位，到俄勒冈大学的硕士学位，最后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取得传媒博士学位，仿佛国内小镇青年的二本逆袭985之路：她相信学历改变命运。
但随后的人生，在她看来是就是无止境的待办清单，令人疲惫、乏味、没有希望、付出回报不成正比，在同样没完没了的负面新闻里，也找不到什么破局的选项。终于她发现，不止一两个美国人有着她同样的感受。
她写了一篇标题为“千禧一代如何成为倦怠一代”的文章，没想到抓到了同代人的“痛点”，立马爆火，获得几百万点击量。安妮趁热打铁，基于三千多份调查问卷和不计其数的采访收集，写出了《躺不平的千禧一代》。
这本书当时马上成为美国畅销书，《时代周刊》等著名杂志都将其推荐为2020年秋季最佳图书。
在她看来，千禧一代的美国人丧失了闲暇，心中的火焰被日复一日地忙碌消耗，除了不懈努力不知道有什么别的选择，而美国的社会环境并不能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她形容这些人“债务如山高，财富似流水，他们受困于福利低微、前途渺茫的工作中，从未获得如父母、祖父母那一辈，甚至是哥哥姐姐所享有过的经济保障。”
安妮给出一个残酷的结论：几乎可以确保，他们将成为美国现代史上第一代最终比自己父母更穷的人。
人是环境的产物，时代背景总是影响你人生最重要的那个因素。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一个出生在人口较少、和平稳定、经济富裕年代的人，和一个少年时经历过战争与萧条的人，他们的价值观一定会有着巨大的差别。
二战后的美国，把不同时期出生的人做了世代的划分，包括1946-1964年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1965-1980年间出生的X世代（Generation X）和1981-1996年间出生的千禧一代（Millennial，也叫Y世代），1996年以后出生的新兴人类们，则依字母顺序被称为Z世代（Generation Z）。
对不同世代在收入水平、消费水平、资产掌握、价值观念等方面做对比分析，在最近十多年来一直很热，也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美联储2018年曾经进行过一项研究，发现千禧一代的净资产，比婴儿潮一代当年同龄时期要低20%。
婴儿潮一代当年同龄时期的收入，按购买力折算下来比千禧一代现在的收入要高14%。
在另一项调查中，在1998年40岁以下的美国人口拥有美国总财富的13.1%。
在2022年，该国绝大多数财富（64.6%）仍属于老一辈，婴儿潮一代拥有该国高达52.1%的财富，X世代（43-58岁）拥有该国总财富的28.9%，而千禧一代（27-42岁）仅占该国总财富的6.5%。
再仔细观察千禧一代的财富分布，会看到比父母辈更加悬殊的贫富差距——扎克伯格（Facebook创始人Mark Zuckerberg）的净资产估计为970亿美元（2022年底数值，2023年他的净资产又暴涨1126亿美元），仅凭一己之力就拥有整个千禧一代财富的1-2%。
当然你可能要问，婴儿潮一代也正是千禧一代的父辈，当财富传承时会发生什么？
Coldwell Banker的一项研究数据估计，到2030年千禧一代预计将从他们的前辈那里继承超过68万亿美元。
这意味着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们将得到的财富可能是他们目前拥有的财富的五倍。
但这并不能让美国年轻人更加乐观，因为通货膨胀和阶层固化，继承产生的财富分配只会让贫富差距更大。
1946-1964年间出生了著名的婴儿潮一代，他们见证了美式繁荣。
那是二战后重建和复兴的时代，战争结束，士兵回家，美国社会迎来了难得的经济腾飞，出生人数暴涨，像潮涌一样。
那时的美国真是西方世界的灯塔，国内稳定，科技进步，新兴技术的产业应用层出不穷，经济高速发展。
美国GDP从1961年到1969年连续增长104个月，史无前例。
到1969年，GDP突破了一万亿美元大关，人均GDP也从战后的1600多美元，突破了5000美元。
1960年代观看火箭升空的美国家庭
除此之外，当时的社会保障体系也相对健全，贫富差距收窄。
罗斯福新政持续发挥作用，社会保障体系为基本生活兜底。
在一系列法律支持下，工会集体谈判制度在各个行业铺开，劳资关系改善。
普通打工人的工作条件持续改善，福利变好，比如流水线的安全措施、法定加班费、医保和养老金制度等。
在当时人心里，即便年事渐高，也能安心退休，领取能够维生的养老金和社保。
从战后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这段时期，被称为“大压缩”，意思是贫富差距缩小，收入增长大部分被“压”进了新兴的中产阶层。
有统计数据显示，美国1950年的CEO收入大约是普通员工的20倍，相比之下，2013年的差距达到了差不多204倍。
所以，婴儿潮这代人是在这样童话般的环境里长大的，他们见证了买房搬家和汽车电视、空调电话在身边普及开来的美好景象。
可惜好景不长，当婴儿潮一代陆续成年，也就是准备孕育千禧一代的时候，美国经济的快车开始放缓，自诩为社会中坚的美国中产阶级风光不再。
丑闻和危机一个接着一个，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1968年马丁·路德·金遇刺、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加“滞胀”、1972年水门事件等等。
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直接介入越南战争，这成了当时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从1961年5月特种部队入越，到1973年春天美军撤出越南）。
当第一批婴儿潮一代刚刚成年，高中毕业后等待他们的不一定是安稳的工作，反而可能被送去地球另一端的热带雨林里面对血肉横飞的战场——总共有大约5.8万美国人直接死在那里，受伤人数超过30万。
这些画面不断冲击着婴儿潮一代，他们在全美掀起了民权和反战运动，试图改变现状，但胜利来得缓慢又有限。经济和社会持续动荡，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剧。
婴儿潮一代在逐渐产生的焦虑中，整体转向了内心世界和个人主义，嬉皮士文化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
但相比于其他世代，他们好歹还被看作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一代。
很多中产阶级开始“上屋抽梯子”，宁愿把有利于阶层流动的政策框架拆掉，确保别人爬不上来，再靠自己努力保证不掉下去。
这种压力完全传递给了下一代——在千禧一代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就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成长焦虑。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在1990-1995年间，对88个抽样家庭做了跟踪调查，看到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
中产家庭给子女规划了严密的学习日程，用尽资源丰富成长简历，希望子女既能从名校毕业，一技在手又能从容自信，他们对职场的运行规律有自己一套理解；
较低阶层的家庭，不怎么在子女身上投入太多关注，要么没想法要么没时间，也不热衷想方设法给子女的简历加分。
可结果呢？
多数中产家庭的千禧一代成年后并没有收获父母许诺的荣光，他们遇到了21世纪初的最难就业季。
底层劳动者本来靠时代红利勉强挤进中产，环境一变他们的子女往往生活得比父辈更加艰难。
在世纪之交，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当时纳斯达克指数在6天内暴跌了近10%，刚兴起没几年的互联网公司排着队破产，给了第一批成年的千禧一代当头一棒。
虽然后来美国在IT产业方面加速发展，一批独角兽在纳斯达克呼风唤雨，苹果、亚马逊、Google、Facebook成了美国科技象征，但同时还发生了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次贷危机，普通民众的信念被无情地撕扯。
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不可能都去设计芯片。
美国人自己扔掉了制造业的饭碗，过去在上世纪60年代养活了大多数中产的工作岗位，现在分散到了全世界，尤其是日新月异的东亚国家。
美国当代精英们，乐见IT和金融成为“新美国梦”的土壤，却对消灭就业、贫富差距和寡头垄断的副作用无动于衷。
所以，千禧这一代所看到的科技创新，很难说是普惠的。
彼得·蒂尔认为，发明了现代装配流水线、摩天大楼、飞机和集成电路的美国人不再相信未来。美国自1973年以来，未来一直在衰落——蒂尔称其为“技术放缓”。
毕竟，这可是在1969年就把人送上月球的国家。
《2001太空漫游》电影剧照
举个例子，蒂尔长大后阅读的那些五六十年代的科幻小说，曾描述乌托邦式的太空旅行和海底城市，如今看起来就像是远古时代的文物。
现在的科幻小说更喜欢讲技术失效或故障的故事。
“1970年，排名前二十五的科幻小说选集里，会包括‘我和我的机器人朋友在月球上散了个步’这种故事。”
蒂尔说，“到了2008年，却变成了‘银河系由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联邦统治，有人正在捕猎行星，杀死它们取乐’。”
更进一步说，虚拟世界的发展，取代了物理社会的进步。
一鲸生，万物落。
计算机没有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来维系中产阶级的生活，没有在制造业和生产力上取得革命性的进步，也没能提高各阶层的生活水平。
苹果带给美国人的“主要是设计上的创新者”，在马斯克执掌管理权后，推特（X）在美国本土就只剩下不到4000名的活跃员工——人效之高令人咋舌。
地球变平了，但能在IT科技时代实现“新美国梦”的年轻人实在是极少数。
大多数人只能做个网络用户，期待在虚拟的娱乐中缓解不安和疲惫，按照安妮的说法，却更深地卷入了倦怠文化——除了生活的主动权，他们连注意力也弄丢了。
滑落的中产后代们，消耗了不菲的教育成本，没有收获预期结果，却“享受”了大幅攀升的债务水平。
来自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两位研究员的数据表明，近几代美国人的债务持有明显增加。
X世代的抵押贷款债务最高，这与他们的房屋价值水平也最高这一事实相一致；但在教育债务方面，千禧一代的债务几乎是X世代的两倍。
30岁时持有的主要家庭债务的平均价值
也就是说，为了应对更高端但更少的就业机会，为了提升职业竞争力，美国年轻人自觉在知识技能和学历方面进行提升，然后在险象环生的就业市场里，背负沉重的助学贷款数年甚至长达十多年。
布鲁金斯学会在2018年的一项报告，考察了2004年申领贷款的学生的命运，发现到2015年，48.7%的黑人借款人已经违约，而白人借款人的违约率则为21.4%。
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如果他们没有选择去上大学，人生境遇会不会更好，或者说至少能够心安理得？
美国债务余额学生贷款与债务余额总计对比图
据说，万斯的领路人是硅谷有位传奇投资人彼得·蒂尔。
正是他曾经带万斯在海湖庄园（特朗普名下的豪华私人庄园）见到了特朗普。
这一见面，就让万斯从解读和批评特朗普现象的畅销书作者，转变成了特朗普的跟随者和支持者。
彼得·蒂尔也是大神级的人物——PayPal公司创始人、马斯克的创业伙伴、Facebook首位外部投资人，出版畅销书《从0到1》。
在2012年，他和谷歌董事长施密特有过一次激烈的辩论，当时他说了一句惊人的话：
“过去四十年来美国只在两个领域产生了大规模的创新，一个是计算机，另一个是金融。”
美国社会的问题一点不少，其实也不新鲜。
近年来之怪现状，包括“乡下人的悲歌”，毒品泛滥，民粹主义的兴起，不断往中国头上甩锅，共和党激烈的保护主义政策，就都不难理解。
美国东西海岸的精英们，依然掌握着财富和话语权，把铁锈地带失落的人们远远抛在脑后。
婴儿潮一代见证了美国的成就，分享到了时代红利，也自觉不自觉地把美元债务、通货膨胀、产业空心和政治失格的种种问题，一股脑装进漂流瓶里，顺河漂到下游去了。
成本和代价并没有消解，只是被转移了，市场主导的效率至上，丛林法则，一切都在以合法的方式进行着。
当然，这样残酷的情况，不只是在美国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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