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会见刘鹤时称双方快要达成协议了（图源：Getty）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当地时间4月4日在白宫会见正在华盛顿进行第九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刘鹤表示本次谈判在经贸协议文本等重要问题上达成了新的共识，此前有西方媒体称双方协议的争议点主要有两个方面，围绕如何确保协议的落实双方仍有分歧，多维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解读中美之间的围绕落实协议还有哪些难点。
多维：第七轮中美经贸谈判之后双方的节奏显然加快了很多，据美国媒体消息，双方已经在商议协议的细节，甚至已经开始在文本的翻译问题上下功夫。此前美国方面一直强调“结构性矛盾”，除了已经出现过的强制性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国企巨额补贴之外，你认为协议中哪些方面的条款是谈判的重点和难点呢？
王勇：中美经贸协议包括两部分：一是中国扩大进口美国商品的具体安排；二是美国一直强调的所谓“结构性”问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外资管理、网络安全、相关产业政策、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以及汇率等具体方面。
当前双方谈判主要围绕细节展开，因为此前谈判时间较短，准备比较仓促。中美双方一月上旬开始见面谈，美方提出其意愿清单，准备了相关的协议文本。此前中方回应以原则性为主，最近几轮磋商包括电话交流则要落实到协议文本上，自然十分谨慎，要关照双方义务的平衡性及国内舆论接受的程度。正如有媒体报道的，在磋商过程中双方可能会就一个概念问题争论两个小时，就是这个道理
我认为，最大的难点在于执行条款，美国希望在协议中加入执行条款，同时不愿放弃加增关税的权利，而中方则希望达成协议后美方能够取消关税，如果仍然保留关税，那么也需要在执行条款中有双向性的规定，体系公平公正的精神。我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中方的谈判立场有所调整，倾向于采取更加强硬的谈判立场，在执行条款问题上坚持有关原则不让步。我想这种坚持对于磋商的结果会有影响。
多维：协议中有可能加入惩罚性条款，而中方则关注惩罚性条款是否对双方有效，你提到中国立场近期有强化，促成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王勇：首先，美国方面已经公开宣布推迟对中国进行加税，也就是说中国当下的最大威胁已经暂时解除。对中方而言，最重要的是保证执行条款的双向、公平和公正。
美国可能会要求在中国违反协议有关条款时恢复征税，它愿意不放弃“301条款”措施，中方难以接受单方向安排，如果美国要保持这种“强”约束，那么，中方也需要保证在美方违反协议时有反制的权利。美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约束是个未知数。
在执行条款方面，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在两会期间的表态非常明确，他强调执行条款必须是“双向”的。他同时强调，中美双方必须从彼此的观点来看问题，找到共同点。中国谈判立场的调整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方面作出了开放市场、增加购买美国商品、降低美方企业市场准入门槛等一系列承诺。这些承诺对于美国企业来说是充满诱惑力的“大饼”，如果美方思维正常，应该会千方百计和中国达成协议。
中国在谈判中所作出的有利于美国企业和生产商的承诺，对于他们而言是重大利好，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第二，特朗普着眼于2020年总统选举，他也迫切需要与中国达成这一他称为的“史诗性”的协议。特朗普谋求连选连任，有了这一份中美协议，他就可以宣称他达成了历史上最有利于美国的生产商、海外投资的跨国公司、美国工人和农民的协议。借此特朗普就有充分的理由称自己是美国利益的最大维护者，从而稳定选举票仓，巩固其国内政治地位。
第三，美国最近一个月发布了三篇重磅研究论文，其中包含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在内的研究报告。研究指出，美国发动的对华贸易战并不像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宣称的那样美好，研究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贸易战已经给美国经济带来重大的损失。特朗普宣称的70亿美元关税实际上是由美国的消费者和生产商买单。更为重要的是，贸易战冲击了美国整体经济的表现，造成GDP损失高达0.377%。相反，中国宏观经济的表现在不断改善，也提高了中方的谈判地位。
因此，特朗普再继续打贸易战，对他的竞选以及美国经济没有好处。我们看到美方一再同意延长谈判时间，远不像他对外声称的强大。
上述这些因素是中方谈判立场转为强硬的内外原因。
多维：如何看待中美可能达成的最终协议？如何维护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利益？
王勇：从目前看来，最终达成的协议可能对中方的约束比较多，因为美国发起贸易战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中国市场更加开放，解决其关注的中国市场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对中国的产业政策、知识产权和汇率政策等有一个明确的约束。这些内容与中国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这些措施的落实有助于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同时也有助于推行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目前经贸磋商中有关中方关切问题及美方回应的报道较少。协议中可能包括一些欢迎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保护中方在美利益的原则性内容。特朗普本人个性比较强势，在这个方面他目前不愿接受比较具体的约束条款，比如中国企业在美国遇到的市场准入问题，美国以“国家安全”名义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设限等。具体内容要等到协议文本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