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彭博社发文《习近平已成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文章指出，在习近平执政的头十年，政策制定者会定期与专家们进行热烈讨论。但自其第三任期以来，专家们与中国官员坐下来谈话变得更加困难，也缺乏有意义的坦诚讨论。 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表示：“习近平现在是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与美国和欧盟的政治和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习近平需要考虑国家安全问题。
午餐时喝了一杯葡萄酒，时任中国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在西方银行经济学家的提问下侃侃而谈。
2015年4月的会议气氛轻松，周小川的英语流利，担任央行行长超过15年。
一位知情人士称，他每隔几个季度就会与分析师进行交流，这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听取不同观点的机会。
据知情人士称，在习近平主席执政的第一个十年中，决策者定期与外国经济学家和其他分析师进行交流，有时气氛活跃。
据几位参加过此类会谈的人士称，现在，外国专家只能不定期与官员会面，缺乏往年的有意义的辩论。中国经济学家表示，他们无法判断他们的建议是否被采纳，因为官员们在会议上大多只是点头和做笔记。
一位熟悉领导层思维的人士表示，知名分析师的意见，被视为干扰习近平自上而下传递信息的噪音。
“习近平现在是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斯蒂芬·罗奇说道。他受邀参加了今年在北京举行的高管年会。
这位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已经明确了他推动先进制造业以推动17万亿美元经济的计划，同时他正在引导低迷的房地产市场走向更稳固的领域。
上周，在关于长期战略的三中会议上，习近平重申了这一路线，并驳斥了经济学家呼吁决策者更加关注提振消费者信心以重新平衡增长的意见。
这反映出，习近平和市场经济学家对中国形势的看法存在分歧。北京方面寄希望于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创新，来促进增长和消费。经济学家和包括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内的外国官员认为，如果没有更好的社会保障网络，中国消费者不会增加支出。
习近平拒绝通过直接拨款刺激消费，中国政府也坚持避免采取大规模刺激措施，因为这种措施会助长以往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这位最高领导人还将国家安全作为优先事项，投入475亿美元用于芯片基金，以确保美国采取切断供应的措施后，中国的国家龙头企业能够生产尖端半导体。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中国政治研究员尼尔·托马斯表示，习近平认为，正是亲市场人士推动的政策导致了他2012年上台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例如数十年的债务驱动型增长。
“投资者面临的危险是，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脱离他们的关注点，所执行的政策对改善经济状况几乎毫无作用，”托马斯道，“习近平的绝对领导地位，使得他的顾问们不敢与分析师和学者分享自己的想法，这让他们面临风险。”
当习近平于2022年以破天荒的第三任期巩固权力时，他任命了一批忠诚的亲信担任最高决策职位，巩固了他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控制。
他们取代了一代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包括前总理李克强。李克强来自与习近平相对立的政治中心，并主张更有利于市场的愿景。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主张在保持经济活力与实施封锁之间取得平衡。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还让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刘鹤退休。刘鹤在职业生涯中与顾问建立了信任，特别是在政府咨询机构任职期间。作为负责经济和金融事务的副总理，刘鹤的政策为他赢得了“中国资本主义改革设计师”的美誉。
接替刘鹤的何立峰的影响力则不太明确。何立峰最广为人知的，是与习近平一起在沿海省份工作了数十年，他的公开演讲和关于经济理论的少量著作很少能让人洞悉他的政策理念。
一家研究公司的经济学家表示，即使系统内的人也不知道何立峰受到了谁的影响，他的经济思想又以什么为指导。
随着中美关系紧张加剧，与外国专家对话的减少，是开放程度降低的体现。中国越来越多地隐藏被认为不利于经济的数据，去年在青年失业率飙升后几个月才公布数据。
当局还敦促分析师避免撰写负面评论，并警告不要使用某些术语，包括通货紧缩。
一位知情人士称，对于美国官员来说，何与习之间的关系密切，这意味着华盛顿在与副总理交谈后，至少有信心知道北京政府的立场。
21世纪中国中心智库负责人史宗瀚表示，外国官员认为他能够迅速满足一些微不足道的要求。但最终，“他是一位将习近平的愿景变为现实的人”。
中国二号人物通常负责经济事务，但也在转变角色。李强总理虽然仍定期与经济学家举行研讨会，但自去年上任以来，这些会议不再邀请外国机构的专家出席。
3月，李强总理结束了总理每年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的30年传统。取消向高层官员提问政策问题的难得机会，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所有目光都应聚焦习近平。
几天后，官方媒体发表了一篇长达6000字的全面报道，将中国领导人吹捧为与邓小平齐名的亲市场改革者——邓小平在40多年前将中国经济向世界开放，没有提到这位最高领导人对1000亿美元辅导行业的破坏，或蚂蚁金服创纪录IPO突然中止所起的作用并未提及。
如果有任何官员试图质疑习近平，那么这样做在他第三个任期内的后果可能更加严重。
在上一次领导层改组中，党将新的口号，“两个坚持”纳入其章程，任何偏离大老板的行为都将受到纪律处分。对于有改革思想的官员来说，他们没有动力留下书面记录来记录他们的想法。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台湾研究项目的政治学家宋文迪表示：“除了习近平的演讲，投资者和分析师现在没有任何其他信息可以参考。但作为最高领导人，而不是一线管理者，习近平将从3万英尺的高度发表演讲，而不是政策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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